王干

 

 

 

　　一

　　《徙》寫的是一場困局。

　　汪曾祺的小說沖淡，很少濃烈，《徙》似乎有點濃，但不烈。這種濃，表現在他反復寫同一種命運和人生格局︰高北溟、高雪兩代人相似的命運，同樣的人生格局，為展翅騰飛而身陷困局，終不能拔身而出。

　　有論者將汪曾祺歸于鄉土作家的行列，其實汪曾祺主要寫的是市井人物，而且基本是縣城的市井。他真正可歸入鄉土的小說大約有兩篇，一篇是《受戒》，一篇是《大淖記事》。但《大淖記事》的大淖，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鄉村大淖，而是縣城邊上的一個湖，用今天的話說，是城鄉結合部。而且《大淖記事》一半的篇幅，比如關于錫匠的生活，也多半與市井文化有關，不是純粹意義的鄉村。將汪曾祺歸于鄉土，或許與他師從沈從文有關。

　　有趣的是，汪曾祺的兩篇鄉土小說，描寫的都是愛情，因而美麗飄逸、意境悠揚。而他在描寫市井人物時，常常呈現的是市井人物的困惑、困頓、困厄。早期的《異秉》是汪曾祺非常喜愛和器重的一部作品。這部寫于1948年的小說，應該是汪曾祺的少作，時過32年之後，他又將小說重新寫一遍。他為什麼如此重視這樣一部作品？《異秉》寫的是市井底層人物的困局，幾個小人物對自己前途的無望，最後解手的細節既可笑，又悲涼。而《歲寒三友》里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個人物在“歲寒”的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相濡以沫的古典人文情懷，正是對困局的抗爭。《陳小手》里的男性接生婆陳小手死于非命，正是市井小人物困之極致。

　　《徙》描寫的不是市井人物，用我們的話說，是三個知識分子。但這三個知識分子不是坐而論道的學者型或學究型書生，而是熱愛生活的普通市民。談甓漁、高北溟、高雪，三個人分屬三個時代的三種知識分子類型，皆帶著濃郁的日常生活氣息，高雪甚至有時尚人物的氣息。汪曾祺筆下的市井人物常常帶著文人氣，《鑒賞家》里的葉三，《歲寒三友》里的三友，都帶著一股被推崇的文人氣；而他描寫文人也離不開市井的氛圍，充滿了煙火氣。或許這正是汪曾祺小說能夠不同凡響、不拘一格的原因。汪曾祺筆下的人物被讀者喜愛，不是他們的命運有多傳奇，而是人物身上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內涵。

　　《徙》寫了一群有志者，他們都曾滿懷理想，都曾心比天高，但最終在時代和社會的限制下，難逃命運的悲劇。小說主要寫高北溟父女的人生悲劇。這悲劇來源于他們的志向遠大、心高氣盛。高北溟，名鵬，字北溟，姓名顯然取自于莊子的《逍遙游》。高北溟勤奮好學，受教于當地名師談甓漁，本望來期在科舉中一展身手，沒想到民國廢除了科舉。高北溟壯志難酬，又不善交際，只能讀個“簡師”（速成師範），然後在小學、中學教書勉強為生。高北溟壯志難酬，就把希望寄托在小女兒高雪身上。高雪繼承了高北溟的清高。三個知識分子生活的背景是市井社會，而且他們常常為生活所困。談甓漁滿懷詩人之夢，但死後文集難以出版；高北溟心氣極高，但無奈和市井之人相處，屢屢受挫；高雪更是心存高遠，但家境貧寒，也同為時代所限而懷才不遇、壯志難酬，最終患了憂郁癥，郁郁寡歡，年少病亡。

　　姐姐高冰面對死去的妹妹，說出了主題︰“妹妹，你想飛，你沒有飛出去呀！”

　　飛不出去，是人生最大的困惑，也是最大的悲劇。

　　父女兩人，一場困局，校歌依舊，悲情難去。

　　二

　　《徙》寫了人物與時代的關系。

　　一般人看來，汪曾祺是閑雲野鶴，琴棋書畫，遠離政治的漩渦，遠離時代的風雲。其實不然，汪曾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雖然沒有修身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但絕非遠離時代不食人間煙火之人，他對時代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其實一點兒也不淡漠，只不過是用灰蛇草線的方式來表達。《徙》是汪曾祺少見的表現時代變幻、歷史滄桑的作品，而它是通過人物的命運來體現的。《徙》先後寫了三個人物，這三個人物的命運，是三個片段，也是不同歷史時期的縮影。三個人物，有點像老舍《茶館》里的三幕戲，暗示著時代的變遷、歷史的動蕩。

　　談甓漁是個名士，參加科舉卻累考不中，只中過舉人，後來就索性淡泊功名，做詩人，教學生。因為教學得法，倒也培養了不少學生，有的學生中了進士，因而談甓漁在當地名聲顯赫，以致蓋起了院落，人稱談家門樓，品望很高。小說里有一個細節，很能體現談甓漁的性格，“他愛吃螃蟹，可是自己不會剝，得由家里人把蟹肉剝好，又裝回蟹殼里，原樣擺成一個完整的螃蟹。兩個螃蟹能吃三四個小時，熱了涼，涼了又熱。他一邊吃蟹，一邊喝酒，一邊看書。他沒有架子，沒大沒小，無分貴賤，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都談得來，是個很通達的人”。談甓漁作為老一代文人在舊時代獲得的尊重，顯示了當時當地社會重文尚藝的傳統與舊文化格局下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

　　而談甓漁的學生高北溟就沒有談甓漁那麼幸運了，雖然他勤奮用功，認真學習，而且在十六歲時就中了秀才，本希望有鯤鵬展翅之日，然而時不我待，高北溟中秀才的第二年，朝廷廢了科舉。這對高北溟的打擊可謂巨大，因為在封建時代，科舉是年輕人求取功名的唯一路徑，也是知識分子唯一的救命稻草。小說沒有寫廢科舉對高北溟的重創，而是寫縣城里增添了幾個瘋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倫堂去痛哭”。最悲劇的就是“哭聖人”徐呆子，因為廢除科舉，參考多年未中的他“到大街上去背誦他的八股窗稿。穿著油膩的長衫，趿著破鞋，一邊走，一邊念。隨著文氣的起承轉合，步履忽快忽慢；詞句的抑揚頓挫，聲音時高時低。念到曾經業師濃圈密點的得意之處，搖頭晃腦，昂首向天，面帶微笑，如醉如痴，仿佛大街上沒有一個人，天地間只有他的字字珠璣的好文章。一直念到兩頰緋紅，雙眼出火，口沫橫飛，聲嘶氣竭。長歌當哭，其聲冤苦。街上人給他這種舉動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哭聖人’”。

　　1905年，清廷廢除了科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汪曾祺小說里沒有出現辛亥革命字樣，也沒有寫滿清王朝的垮台，但高北溟的命運轉折由此可見一斑。一心想建功立業的高北溟被迫終止仕途以後，只能當小學老師，之後當上了中學老師，有過短暫的好日子，但很快又被人取代，重新陷入困局。高北溟希望自己像莊子《逍遙游》里的鯤鵬一樣展翅自由飛翔的夢想破滅以後，並不心甘，他把自己的理想間接地傳遞給自己的女兒高雪。

　　高北溟有兩個女兒，一個叫高冰，一個叫高雪。冰雪之高潔，無疑是高北溟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宣言，他通過女兒的名字來傳遞他的人生境界。有趣的是，兩個女兒有著寶釵黛玉式的差異︰高冰懂事自律，高雪則任性而詩性。高雪可謂繼承了父親的鯤鵬之志，姐姐小學畢業之後考了女子師範，她卻要上高中，考大學，還要到北平上大學。但是，在她讀完師範，準備繼續考大學的時候，“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她所向往的大學，都遷到四川、雲南。日本人佔領了江南，本縣外出的交通斷了。她想冒險通過敵佔區，往雲南、四川去。全家人都激烈反對。她只好在這個小城里困著。”

　　這一困，困至她生命的最後。和父親一樣，高雪最終也沒有能夠走出小城，沒有像鯤鵬一樣乘風萬里，而是身陷小城，心在天外。雖然高雪結婚了，且丈夫對她恩愛有加，但是高雪向往的不僅僅是夫妻恩恩愛愛的小日子，她要一飛沖天。但時代無形的牢籠折了她的羽翼，她最後只能得憂郁癥而死。憂郁癥這個名詞，是進入現代社會才出現的，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一心尋找新的生活狀態的高雪，配上了這個新名詞。

　　高北溟的困厄在于科舉的廢除，高雪的困惑則源于時代的亂局，日本侵華戰爭造成的動蕩毀了高雪的騰飛之夢。在高雪憂郁而死後，高北溟曾自責︰“怪我！怪我！怪我！”豈能怪哪個人，“心高命薄”是姐姐高冰對高雪的評價，也是有志者常有的命運。

　　命是什麼？時代也。

　　三

　　《徙》還寫了師生情緣。

　　汪曾祺在審美觀念上，帶有鮮明的道家思想。《徙》顯然受到莊子《逍遙游》的影響，那個神仙一樣不會數錢只會喝酒寫詩的談甓漁，正是道家精神的化身。同時汪曾祺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儒家尊師重教的精神，在這篇小說里就通過人物命運得到了尤其充分的體現。

　　在另一種意義上，《徙》還是一篇寫教育的小說。小說里寫的最多的就是上學和教學的事情。小說開頭就是一首校歌，五小的校歌，由校歌帶出了作者高北溟，由高北溟帶出了他的老師談甓漁，由談甓漁又帶出了高北溟的教學故事，接著女學生高雪登場。高雪故事的核心就是夢想到北平上大學而未能如願，婚姻也被耽擱下來，長期待字閨中，之後高北溟的學生汪厚基上門向高雪求婚，伴隨高雪走完生命的最後旅程。小說里寫得最感人的是師生情緣，高北溟幼時受到老師談甓漁的厚愛，中了秀才，談甓漁考慮到高家經濟拮據，免收高北溟的學費，給了高北溟巨大的支持。高北溟在老師談甓漁去世之後，先是花一百大洋購下談甓漁的詩稿，然後省吃儉用，準備將詩稿刻印出來，甚至女兒外出求學沒有錢，他也不肯動用這一筆存款。

　　汪厚基則用另一種方式表達對老師的感恩。和高北溟一樣，汪厚基也是老師喜歡的學生。他天資聰明，成績優秀，但實用主義的家庭讓他學了中醫。汪厚基的理想不像高雪那樣是往外飛，他的理想是愛高雪。這是對師恩的另一種回報，也是愛戴老師的另一種方式。從小說里看得出來，汪厚基的愛是無私的愛，是不求回報的博愛，是近乎柏拉圖式的愛。他遲遲不婚，終于等來高雪，但高雪心不在小家庭，不在卿卿我我、兒女情長。汪厚基也無怨無悔，一直伺候高雪到臨終。高雪去世以後，汪厚基如失了魂一樣，整日坐在高雪的墓前。高雪臨死前，對汪厚基說︰“厚基，你真好！”這讓人想起《紅樓夢》里林黛玉臨死前說的話，“寶玉，你好……”。不過林黛玉是愛怨交加，高雪是愛意中包含愧意。她被汪厚基的愛情所融化、感動，同時為自己的心氣高遠連累汪厚基有所愧疚。汪厚基為愛所痴，高雪則為理想所痴，不同的痴迷，同樣的困局。

　　汪曾祺小說一直以客觀冷靜著稱。他始終與小說中的人物保持著足夠的距離，在描寫人物悲劇命運的時候，也保持著冷靜，有時甚至是冷幽默。在《陳小手》最後，團長揮搶打死了為自己太太接生的陳小手，令人發指，但汪曾祺卻不動聲色，結尾寫道︰“他感到挺委屈”。不過在《徙》中，汪曾祺的文筆時有溢情之處，甚至在敘述語言上也帶著某種傾向。一般說來，汪曾祺在小說中對人物總是直呼其名，這也是小說的一般常識，但在敘述到高北溟去五小教學這一段時，他卻破例稱高北溟為“高先生”，而且之後直接稱高北溟的太太為高師母。也就是說，作家完全站在人物的視角上進行敘述了，這對老到的小說家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為什麼？

　　因為汪曾祺在縣立“五小”念過書，“五小”是汪曾祺的母校。那首由玻璃一樣脆亮的童音唱出來的校歌，是汪曾祺唱過無數遍的童年記憶。因而汪曾祺寫這篇小說時，是帶著追憶緬懷的情緒的。汪曾祺小說中的人物常有生活原型，尤其是那些以高郵為背景的市井小說，人物的姓名也常常與生活中一樣。當然，小說仍是虛構的產物，不是純粹的紀實。根據現在掌握的資料，高北溟、高冰、高雪實有其人，連沈石君其人也確有。從小學到中學，教汪曾祺語文的有好幾位老師，高北溟先生是影響汪曾祺較大的一位。汪曾祺自小學五年級至初中二年級的國文，都是高先生教的。在高北溟任教的那幾年，汪曾祺的作文幾乎每次都是“甲上”。《徙》是在紀實基礎上的敘述，是汪曾祺回望故鄉、回望歷史的感慨之作，也是汪曾祺的謝師之作。

　　小說中有一段寫到高北溟在課本之外，還自選教材。這一段話，完全是非小說的敘述。在羅列一大段古今中外名著之後，汪曾祺的敘述居然是這樣的︰“這種做法，在當時的初中國文教員中極為少見。他選的文章看來有一個標準︰有感慨，有性情，平易自然。這些文章有一個貫串性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人道主義”。如果這種筆法出現在王蒙的小說里，讀者一點也不奇怪，出現在汪曾祺的小說里，則頗為意外。按照汪曾祺自己的說法，該是“矯情”了。矯情是北京方言，含有自作多情、多愁善感、做作等多重含義。但不難看出，汪曾祺對這樣一個虛構而又實際存在的高北溟傾注了怎樣的感情。

　　汪曾祺在晚年標稱自己的創作是抒情的人道主義，那屬于創作談的範疇，而在小說里公然談論人道主義的問題，在《徙》里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這篇小說里，汪曾祺不僅找到了文學的啟蒙老師，還找到自己文學觀念的源泉——人道主義。

　　可以說，《徙》里高北溟聰明靈慧的學生汪厚基，其實帶著在“五小”讀書期間的汪曾祺的影子。當時汪曾祺在“五小”就是像汪厚基一樣優秀的人才。和高雪、汪厚基不同的是，汪曾祺飛了出去，從北溟奔赴南溟，他一生多遷徙，從南到北，從東到西，歷經江陰、昆明、上海、江西、北京、張家口多地，所以，他對遷徙、流動有著切身的感受。

　　小說里，高北溟感師恩，終身回報。汪曾祺也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除了家鄉高北溟這樣一些啟蒙老師外，沈從文先生也是汪曾祺的恩師，汪曾祺寫沈從文的文章達十六篇之多，情真意切，赤子之心。汪曾祺對高北溟的最好回報，就是《徙》這篇小說。《徙》會流芳下去，高北溟也會流芳下去。

　　四

　　《徙》寫出了小說的旋律美。

　　中國文章的傳統是講究韻律美、節奏美、旋律美，但由于中國的小說來自于話本，往往滿足于講故事，對文氣不是很講究。《徙》是一篇回腸蕩氣、旋律優美的小說。小說首先從一首校歌開始，花了很多的篇幅，完整地抄錄了校歌，之後校歌反復出現在小說的各個節點上，或高昂清脆，或低沉憂郁，強化了小說的情緒，也增強了小說的節奏感。小說一唱三嘆，寫出了有志者的困與郁。在語言的選擇上，汪曾祺也苦心營造出一種與人物和時代相適應的文體，這就是文白相間、古今兼備的民國文風，在小說的局部還出現駢體文。這在汪曾祺小說里也是少見的，一方面顯出了作者的國學功力，另一方面和人物的身份、命運也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在有限的篇幅里，還運用了復調的結構旋律。這復調是通過兩段引文來體現的，兩段文字皆出于高北溟之手，一是他為五小寫的校歌︰

　　西挹神山爽氣，

　　東來鄰寺疏鐘……

　　另一段是高北溟為自家書寫的對聯︰

　　辛夸高嶺桂

　　未徙北溟鵬

　　校歌由玻璃般脆亮的孩子們唱出，是有志者的宣言，是“無男無女教育同”的平等理想，是“乘風破浪”的少年憧憬；而對聯巧妙地嵌入高北溟的姓名和字，當然也嵌入了他的命運，“辛夸”和“未徙”是高北溟和高雪的現實寫照。校歌和對聯的交替出現，寫出了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前者有志，後者困局。暗喻，又是寫實。好小說都會在寫實中透出暗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