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及文字整理︰周衛彬）

 

由文藝報社、江甦省作協、泰州市文聯聯合主辦的第三屆全國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于10月15—17日在泰州舉行。國內30多名著名專家學者，以及《文藝報》《中華讀書報》《文學報》《北京晚報》等多家媒體參加。與會專家圍繞“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與闡釋空間”這一主題各抒己見，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繁榮發展建言獻策。

 

範小青（江甦省作協主席）

里下河文學流派研究的主要依據，一方面是里下河文學的持續不斷的創作實踐，一大批里下河地區的優秀作家，始終在創造著，始終在努力前行著，不斷地提供出優秀的文本；另一方面，許多有學識、有眼光、有熱情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對里下河文學現象的重視、熱愛甚至是偏愛，這兩者的結合，共同促進了里下河文學的發展。

 

張陵（作家出版社總編輯）

“里下河文學”這個概念之所以成立，並被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得到闡釋的可能性，是建立在這片土地上，孕育出汪曾祺這個偉大作家深厚基礎上。這種看上去是偶然的歷史選擇，卻成為一個文學流派誕生的必然性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大作家，有大作品，才有流派產生的可能，才會有闡釋的空間。進而說，有了這不斷產生的大作家的追隨者，形成獨特的文學生態，流派才得以持續。這些條件，“里下河文學”都具備了。

在承認里下河文學流派多樣性的前提下，我們對這個文學流派的闡釋將不回避在小說美學上的突出重點和引領的價值。汪曾祺無疑是里下河文學的一面旗幟，也是具有全國影響的一面旗幟。他對中國當代小說美學的創造與貢獻正在不斷影響著中國當代小說，這也正是我們進行美學闡釋需要開拓的空間。因此，里下河文學流派對當代文學的影響，不僅僅是多樣性，不僅僅是一個作家群體，更重要性的價值在于獨特性，唯一性，不可重復性。

 

徐可（《文藝報》副總編輯）

里下河文學從一個地理概念轉變為一個美學概念，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升華。如果是一個地理概念，那只是一個以地域劃分的作家群，是生活在一個共同地域里的作家群體的稱謂。這些作家的創作風格可以相同、相近，也可以相異甚至相反。但是如果成為一個美學概念，那它就是一個流派的概念，有共同的文學主張，有相似的美學風格，有相近的審美趣味。

里下河文學經過多年發展，流派特征已經初步顯現，其標志就是明顯的里下河特色。大致而言，就是恬淡、內斂、溫和、中庸。這種特征是跟里下河地區的地理特征和人群性格密切相關的。里下河地處甦中，其地河汊密布，平疇千里，氣候溫潤。此地的人民性格也是內斂溫和、不急不燥。反映在文學上，就是恬淡沖和、內斂中庸。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作品影響了無數作家，在里下河及其周邊地區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家，如費振鐘、劉仁前、夏堅勇、龐余亮等。里下河文學與過去那些已經進入文學史的流派不同，它是一個成長中的流派，是一個活的流派。對它的文學主張、美學特征，還需要深入研究、總結、提煉，以期得到更好發展。

 

汪政（江甦省作協書記處書記、副主席）

從寫作內容與作者的身份上看，里下河文學存在三種寫作方式，即“在鄉”式、“離鄉”式寫作和“返鄉”式寫作。“在鄉”式寫作不是說他們沒有離開地方，而是說他們寫作的題材、寫作的趣味，他們的寫作與地方的關系，如劉仁前、劉春龍、顧堅的作品，呈現出典型的里下河特色。相比較而言，畢飛宇、魯敏、朱輝、王大進、楚塵、姜廣平等人在里下河文學中就是一種“離鄉”式的書寫。與“在鄉”式書寫一樣，離鄉也不僅僅看其是否離開了地方，比如羅望子、龐余亮雖然沒有離開地方，但也體現出強烈的“離鄉”式書寫的特點與傾向。畢飛宇雖然寫出了與里下河生活密切相關的《平原》《玉米》以及不少中短篇小說，但這些作品的人文內容、價值設定並不都指向里下河，里下河更多的是素材、載體，他在作品里試圖表達的是另一種社會與人生的思考。這也就是畢飛宇寫了那麼多里下河，卻沒有被目為鄉土作家的原因之一。

介于這兩者之間的是“返鄉”式寫作。汪曾祺一直被認為是里下河文學的泰斗，並且是這一流派的美學標本，其實，他就是“返鄉”式寫作的代表。他筆下的里下河不應看作是自然與歷史意義上的里下河，而是人工的、美學的甚至是虛構的里下河，同時，通過這種創造，他能將這種里下河色調渲染到任何地方與寫作對象，汪曾祺的“返鄉”式寫作的啟示極大，他不但喻示里下河書寫還有無窮的可能，更使“里下河風”獲得了美學上的獨立。費振鐘也可以列入到里下河文學中的“返鄉”式書寫中。他本以文學評論立身，中年後斷斷續續地進行散文創作。理論的積累，學術的立場都使他將故鄉的書寫置于新的視角下。這三類寫作很難說誰是里下河文學的代表，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各自呈現出里下河文學的豐富性、多面性與不斷的可能性，正是這種和而不同的局面構成了一個地域性文學寫作的獨特性和內存的張力。也正是鑒于這樣種不同寫作類型的辨析，我們才主張對里下河文學，不管是作為文學流派，還是寫作現象與作家群體，都應該持開放的態度，而不是將其封閉，用一種風格去定型它，並且削足適履地將許多不同的寫作對象納入其中。特別是對這種正在行進之中的文學更應如此。

 

劉瓊（作者系人民日報文藝理論評論室主編、高級編輯）

文學流派與地方性寫作不是一個概念，從這個角度出發，似有必要建議里下河文學流派在研究中要防止泛化傾向，比如將所有籍貫為里下河區域的作家以及曾經在此生活過的作家都不加分析地納入其中。籍貫為里下河區域的作家以及曾經在此生活過的作家，什麼情況下可以被歸納進里下河文學流派呢？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作為文學流派而不是作為地域性寫作的里下河文學流派應該有它內在的文學共同性。談這個問題，還必須回到“地理”。位于甦中的里下河是一塊窪地，周邊是海、湖、河，內部也河汊密集。近水多智，這塊土地的文化是“河流文化”，屬于“藍色文明”。藍色文明燻陶下的文學創作風格是開放的、多樣的，但共性也是可以提煉的，比如“恬淡沖和”“風俗畫”“靈秀俊逸”等等，許多研究文章已經作了細致的表述，此不贅述。現代以來中國社會有沒有自覺的鄉土精神？這個話題爭議不休。有沒有統一的鄉土精神暫不下結論，但與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有關的地方性鄉土精神應是一種客觀存在，比如介于江淮之間的里下河地區，內斂、溫和、疏淡、勤勉的中庸文化氣質迥異于左鄰右舍。鄉土是作家寫作的重要面向，面向鄉土的寫作，可以是多種姿態，在鄉、望鄉、返鄉，等等，還可以是以鄉土為原點向外拋物。如果要進入這個里下河文學流派，不僅與里下河有地理關系，寫作上也應該是用文字自覺地建構和豐富這種鄉土精神或鄉土文化。這麼說，不是排斥作家創作的多樣性，而是認為作為流派的文學內在精神似應有共同特質。在這個共同性下歸納的里下河文學流派，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領軍人物非汪曾祺莫屬。被各種教材舉為京派小說代表人物的汪曾祺，像他的老師沈從文一樣，終其一生基本都是向故鄉致敬，在進行“望鄉”式創作。通過他的作品如《受戒》和《大��記事》，高郵的人文風情流播廣泛。這正是地域性寫作的意義，也是文學流派存在的價值，即通過一個群體的局部創作豐富文學的整體版圖。

 

謝欣（《中華文學選刊》主編）

我與里下河有一種緣分，80年代末大學實習時曾到過里下河，感覺那是一個水網密布的很淳樸的鄉村，文氣很盛，80年代末很多文學館的同志就從事文學創作，能寫很好的文章。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首先在于文化的多樣性。里下河處在江南水鄉與北方文化接壤的地方，文化交匯融合，帶來文學創作多樣性。多元文化交匯的地方往往能產生優秀的作家作品，里下河既有南方老莊哲學的文化形態，也有北方的厚重特點。里下河文化的多樣性，導致了里下河文學流派審美風格的多樣性，一方面帶有江南水鄉的靈秀，如劉仁前的“香河三部曲”把水鄉寫得非常輕靈，同時又表達出一種想要走出去的欲望。里下河文學必然要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因為它有自身多元的文化，它與山藥蛋派、白洋澱派還不一樣，更具多樣化的精神空間。里下河文學流派具有豐厚、堅實的基礎，有一大批走出來的作家，還有一批在本土默默無聞寫作的作家，既有汪曾祺、畢飛宇、劉仁前這樣的傳統作家，也有比較年輕的作家，采取探索的寫作方式。既有專業作家，也有很多業余作家。

 

丁曉原（常熟理工學院黨委副書記、博士生導師丁曉原）

里下河是一篇文學的沃土，出了這麼多的文學家，而且文學生態很好，文學的各個門類均衡地、高水平地發展。在前兩次研討會上，專家們用了三種概念，里下河文學流派，里下河文學，里下河文學共同體，我更傾向于里下河文學共同體的概念，所有里下河作家都共同參與了里下河文學共同體的建設。我主要從散文的角度，來談談自己的看法，孫犁說散文是老年人的文體，畢飛宇最近出版了《寫滿字的空間》，在接收采訪時說，散文是德高望重的東西，不到一定的年紀最好不要去弄它。他與孫犁意思差不多，散文與其他文體相比，更需要生活、思想的積累，散文因此也更能體現個人性與地方性。里下河散文的起點很高，比如汪曾祺，既是小說家也是散文家，畢飛宇是小說家，但已出了三部散文集。汪曾祺的散文寫作的量很大，特色非常鮮明，其特色既是個人的，也是里下河所給予的。汪曾祺的散文是文人的散文，受周作人閑適散文的影響，從容、雅致。他自稱他的小說是以散文筆法來寫的，與一些偉大的東西格格不入，喜歡小橋流水，題材是日常風俗方面的，如《多年父子成兄弟》，生活氣味很濃。里下河還有一些標志性的散文作家作品，比如夏堅勇《湮沒的輝煌》、《曠世風華》，費振鐘《黑白江南》、《墮落時代》、《古典的陽光》等，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歷史文化散文的重要書寫者，在中國的散文作家隊伍中，是處于第一方陣的。此外，在里下河本土作家中，也有很多優秀的散文作者，如劉春龍的《鄉村捕釣散記》獲得紫金山文學獎，題材獨特，包涵獨特的價值取向，抒寫人與自然的關系，農耕文明特有的文化生態，值得我們留戀。還有龐余亮的散文創作也很多，如《半個父親在疼》，寫了一個中風的父親，改寫了以往寫親情的模式，很另類，但蘊含了本真的感人的東西。在現在散文大量被復制的時代，我有一個期待，就是里下河是永遠的里下河，里下河是一個值得開采的散文富礦，值得深挖。

 

張王飛（江甦省作協巡視員、原黨組副書記）

里下河文學、里下河文學現象是從2009年興化文學現象過來的，當時沒有說到流派，2013年正式提出流派的口號，雖然從流派意義上而言，不夠嚴謹，但是既然亮出里下河文學流派這面旗幟，作為一個成長中的文學流派，如何讓人認同，還需要積極采取動作措施，進行打造。首先我們有領軍人物，汪曾祺老先生作為旗手毫無問題，現在還有畢飛宇、魯敏、劉仁前、龐余亮等一批作家。從流派打造上來看，不僅需要我們評論家在一起努力，還要有活躍性的作家活動，由里下河作家們發現自己趨于一致的文學主張、審美風格取向等，具體有哪些，特質是什麼，還需要深入研討。另外，流派的定義可以再嚴謹一點，比如縮小一點範圍，將審美相近的作家組織起來。我們要做的不僅是多樣性，還要深入討論共同性，找到一致性，這樣做影響會更大。比如作家們筆下的里下河的元素是如何表達的，地域文化如何呈現的，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怎樣的特征，語言上如何使用方言俚語，具有鮮活性等特點。我們不能從概念出發，而要從一群具體的作家作品出發，找到里下河文學風格審美取向特征，歸納起來，培育起來，才能催長它進入文學史。

 

費振鐘（江甦省作協專業作家，施耐庵文學院院長）

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差異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實我們還要回到一個共生性的問題。談到共生性，我覺得里下河文學一是身份共生，在這樣地域環境中，所有寫作者的身份具有共生性。第二是經驗的共生性，里下河所有的寫作者他的經驗來源于童年里下河生活經驗，這種經驗從汪曾祺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寫作者。第三點，即文化的共生。在特殊的環境中產生的特殊的里下河文化，我在寫劉春龍的散文評論中，引用過一位學者的話，說興化“水泗環繞，發為領秀之氣”。最後就是精神的共生性，如北喬需找的“溫暖的憂傷”，是一種文化心理。在精神共生性中，找到里下河文學最為核心的東西，這樣風格學上的流派就能找到基礎。從多樣性回到共生性上來，才能對里下河文學有更深的認識，這就需要回到具體的作家，不要尋找他們身份差異，但是要尋找構成他們身份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這就靠我們對個案進行梳理、分析、研究。同時，這種共生問題不僅對文學研究者而言，也是作家自身需要考慮的，如“溫暖的憂傷”，產生于對看不到邊的茫然中，但又不是絕望，但憂傷又確實存在，汪曾祺說是一種樂觀主義，是能感到生活的溫暖。這種共生性，需要從各類文學作品（包括文學評論）中來尋找。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多樣性、差別性、多義性，但我們還需要，尤其是作家們，需要找到生存的基因，即便有的作家不承認里下河身份，但是終究無法擺脫你的生存基因，正如一個黑人無法洗白自己的皮膚。

 

李國平（《小說評論》雜志主編）

通過近三年來的努力，里下河文學的旗號是打出去了，而且漸成規模，像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已成為全國性的例會，成立了里下河文學研究中心，編輯出版《里下河文學》年刊，出版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叢書，在《文藝報》、《小說評論》開闢了研究欄目等，里下河文學研究既有理論性總結和框架建構，又進入細部。我覺得還要考慮，一是要使得里下河文學具有開放性，也就是如何將里下河文學研究和文學的時代性、歷史性的話題、問題相結合，把它既作為一個歷史話題，也作為一個時代話題來討論。再比如里下河文學的傳承性問題，一方面要關注經典性作家，如汪曾祺，另一方面，也要關注上升期的、當下里下河本土的作家。再比如里下河文學的寬闊度問題，里下河地區何以產生這麼多的評論家，這里有沒有文化的原點？這些評論家的話語除了專業性，有沒有共同性？就文學內部而言，這些走出去與在現場的評論家，給里下河文學帶來了多少思想資源和啟發，在智庫和思想庫的意義上，與本土的創作發生了怎樣的關聯，這些批評家參與全國文學建設，先天性帶有多少里下河文學元素，這些都是我們值得挖掘的地方。

 

汪惠仁（《散文》雜志主編）

我覺得稱為里下河文學、里下河文學現象或是里下河文學流派，這些名稱無所謂，只要我們利用好了，就可以使之稱為一種可貴的資源，如果沒有人來進行打造，可能就會被湮沒。如何從機緣巧合出發，形成一種比較穩定的對里下河文學的看法很重要。我們更適合定義為一個成長的過程，里下河文學還處于一步一步自我修正的過程，重要的是我們有了這樣的一個開始。里下河文學的標桿汪曾祺老先生，他其實是一個文學上的全能的人，不只簡單以散文筆法寫小說，當他需要哪方面的文學資源，他會信手拈來，把日常的事物與“道”建立起文學的關聯，汪曾祺為里下河文學、為中當代文學、為漢語寫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勛。

 

曉華（江甦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

里下河文學之所以如此生生不息，並且顯示出令人驚訝的文學創造力，原因首先在這里，擁有龐大的其個體並不都為外界所熟知的寫作人力資源庫，這是文學的生產力。這種具有根性的地方文學流派是以其穩固的本土作者群為支撐的，這些寫作者就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必定影響到一個地區的精神面貌。在我們看來，像里下河文學這樣的在本地生長出來的地域性很強的流派，在寫作形式上也應該是多樣化多層級的。從現實生活到純文學的表達，中間應該有許多實用的、原始的、混沌的、民間的但卻是活潑潑的寫作形態。並不是硬要將這些中間形態的文字都提升到現代純文學的層面，也不是刻意地反對文學進化的歷程和成果，而是表明里下河文學的所來路徑，它的源頭活水，它與其他表達形式的共存的、互動的關系。事實上，要將里下河文學的源頭說清楚，不進行這樣的知識考古與文體采樣顯然是不行的。從里下河文學這種生于本土並在本土繼續生長的文學形態而言，一定要從它與社會經濟的全面聯系中考量才能有全面的、體貼的認識，必須將一切寫作形態都納入觀察才能找到其基因所在。

 

北喬（中國現代文學館辦公室副主任）

作為地域性文學，里下河文學同樣也面臨如何在深刻個性化品質的同時，與文學界進行廣泛的互動對話。換而言之，豐富里下河文學的多樣性和擴展闡釋空間，立足點還在于緊緊抓住特質，我個人以為，“溫暖的憂傷”這樣的文學氣質，是里下河文學所獨有的，可以概括里下河文學的精氣神。

劉仁前的《香河》仿佛是鄉村的莊稼，吸引大地之精華，在時而浩蕩時而溫存的鄉野之風中茁壯成長。從生活到文學，從文學再到生活，劉仁前完成了敘事的本質性抵達。之所以要重點提及，是因為《香河》以及劉仁前的其他作品，都是在竭力挖掘和顯現里下河獨特的風俗民情和地域文化，書寫里下河最具本質性、最接地氣的集體記憶。如果說劉仁前是在村里行走，那麼汪曾祺從村里走到了村頭的橋上，畢飛宇和魯敏則在橋前的路上徘徊前行。這其實是書寫里下河的三種態勢或者是三種方法。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懷揣里下河文化的三魂六魄，血液里均流淌著里下河獨特的文化基因。換而言之，這些作家盡管在體裁、題材和敘述方法可能千差萬別，但內在的精神核心是共同的，是里下河文化營養而成的。這里，最引人關注的就是“溫暖的憂傷”。我們很容易就能感受到里下河文學的這種“溫暖的憂傷”的風味。比如汪曾祺的散文和小說，比如畢飛宇早期的《哺乳期的女人》、後來的《玉米》，以及近年的《推拿》，比如魯敏感的東壩系列，後來以8部短短篇小說結集成的《九種憂傷》。在苦難和不幸之中，他們總能捕捉到絲絲暖意。

里下河這個地方，地理環境相當有意思。一是與大江大海為伴，一片大平原，水網密集，大河小溝比比皆是，小橋流水也隨處可見。這里的河水不是風景，是人們生活的潤澤。大河的澎湃，小河的柔韜，小溝的閑適，終究會內化為人性的元素。水作為生存的特殊特質，以及由此而來的水文化，對于人性的特殊滋養是顯而易見的。二是一片窪地，窪而不堵，既可以了望外面的世界，又接納許多河流在這里匯集入海。沒有高山，但堤壩在平原上也可以望及遠處，有開闊之感。尤其是面向大海，一覽無余又無路可走。這樣的特殊地理環境，會讓人既安逸于現有生活，又有淡淡的絕望。三是這里的移民眾多，產生了“無根文學”的失落性憂傷。而移民，又帶了眾多的外面文化，使這里的文化在多樣性和包容性生長特殊的氣質。在這里生活的人們，既有開闊的胸懷，又有細膩的情感。生活中苦難不少，但他們善于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人生有大起大落，有悲傷有幸福，但似乎又不那麼極端，或者說他們天生擅長把那些極端進行了適度的軟化。所以，我覺得用“溫暖的憂傷”來形容，比較貼切。

當我們剝離作家作品外在的敘述形式時，我們可以發現“溫暖的憂傷”如同血液里在作家作品里流淌。這是當是里下河作家群體的共有品性，也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中一種較為鮮明的質地。

 

葉櫓（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有很多文學流派是後來命名的，比如七月派，九葉派，甚至是荷花澱、山藥蛋派，不是一開始提出文學主張與宣言，甚至後來在文革中還受到沖擊。里下河文學流派口號的提出，是在當今寬松的文化環境中提出的。從流派發展來看，荷花澱派、山藥蛋派後來能夠繼承和發揚孫犁、趙樹理文學觀念的不多。里下河文學流派不僅有汪曾祺這樣的旗手，在其逝世之後，涌現出了畢飛宇、劉仁前、龐余亮、顧堅等一批作家。從文學多樣性來看，里下河文學一方面要發展小說、散文的優勢，另一方面，也要發展詩歌，各種體裁應該都有長足發展。另外，多樣性還有一個民間性，汪曾祺擅長寫小人物，風格很傳統。其實，里下河民間有很多慘烈的故事，我認為可以發展成像《靜靜的頓河》那樣偉大的小說。我們似乎缺乏肖洛霍夫的野心，單有小橋流水還不夠，我們的里下河作家要能夠發展和深化里下河文學的傳統，並拓展寫作的題材空間，未來寫出類似《靜靜的頓河》那樣偉大作品不是沒有可能。

 

子川（《揚子江》詩刊原主編）

現在我們討論里下河文學流派，提出了三個類似的概念，“里下河文學”，“里下河文學現象”，“里下河文學流派”。其實，關于“里下河文學”，我在八十年代就接觸到這個概念，我們當時想辦一份名為“甦中文學”的報紙，請汪曾祺老先生提寫刊名，但汪老認為不準確，應該是里下河文學才對，並題字給我們。隨著時間的推移，現在里下河涌現出了一大批作家，作為一種文學現象肯定是存在的。從里下河文學多樣性與闡釋空間來看，里下河文學具有文體的多樣性，寫作者身份的多樣性等特點。曾經有人問我，那麼人多搞文學創作，什麼原因？像興化出了大量小說家，從發生學角度講，里下河處于最低窪的地區，里下河人很多在窪地，其實走出去很難，于是想要找到一種精神渠道，也就是文學創作，最終通過文學的渠道，里下河人像魚那樣，終于游了出去。里下河寫作中具有“離鄉”性的如畢飛宇、費振鐘，“回鄉”性的如魯敏，此外中間的有劉仁前、龐余亮等。我們有很多著名的作家、評論家，對里下河的文學生態有很大影響，同時，我們還要注重開拓里下河文學的美學闡釋空間，在理論、美學上有建設性，真正把“流派”樹立起來。

 

蔡翔（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覺得里下河文學流派打造，目前一是有一個平台，二是深入到了寫作方法、風格上，此外，我想還要提倡一種寫作態度。里下河文學倡導的是老老實實的寫作態度。我們的寫作姿態，是放在怎樣的位置，作家與寫作對象之間是什麼樣的關系等。汪曾祺先生的在《受戒》中說這個地方出和尚，並說和尚是一個職業，這在八十年代那種環境中還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當時很多文化人居高臨下批判文革，掀起啟蒙主義，講究理性。里下河小說往小里說具有“溫暖的憂傷”特質，往大里說，其實反映的內容很多，包括一個地方的生活、情感，涉及地方生活的奧秘。我之所以提倡這種老老實實的態度，因為一個職業的作家，持續長時間的寫作，會有一種把自己寫空的感覺，我希望里下河作家用“腳”寫作，老老實實的踏在里下河土地上。此外，從當下發展中時代來研究里下河文學。里下河有的地方水面被填成了耕地，發生了很大變化，里下河文學要能夠對這個時代進行綜合、深入的闡釋，因為在無法解釋的地方，才是考察作家寫作能力的地方。其實，現在我們所談論的里下河鄉土文學，是從“五四”新文學發展而來的，古典小說里極少，也就是說正是因為有外在的力量進入，才促使作家們反觀養育自己的村莊，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很封閉地看里下河，而要綜合來看。“里下河文學”是鄉土，又不僅是鄉土，而是完整地再現一個“地方”的變遷。這個“地方”，由各種抽象的關系構成，而文學要考察的，也正是這些抽象的關系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朱小如（《文學報》評論部原主任）

如果說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創作是以汪曾祺為美學標志性的話，那麼，我認為其主要原因,就是汪曾祺的小說與當時文壇上熱鬧非凡的“傷痕、反思、改革”的文學思潮作品的完全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僅是思想主題和審美趣味上的不同，更為突出表現出來的是文學創作觀念上的不同。我更認為汪曾祺的小說是讓當代文學小說創作重新回到“小”字上來的第一人。文革結束後，“傷痕、反思、改革”的文學思潮洶涌而起，但“寫什麼”的“禁區”和“誤區”，依然緊緊地糾纏著中國當代文學的小說創作。在文壇如此一般的創作背景下，作為有過以上經歷、又有過一定經驗教訓的作家自然不願再重蹈覆轍。汪曾祺的小說創作，有意識避開與現實社會生活的糾纏，有意識避開文學敘事的種種倫理光環籠罩。于是，“他不事張揚，卻又突穎而出地回到了，寫故里情懷、寫身邊凡人瑣事、寫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男女。以他的《故里三陳》小說為例︰汪曾祺的小說在“小”字上下足了功夫。“小”手，“小”細節，“小”生活情趣，“小”人物、“小”主題。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回到了“小”說本身這一文體最本質、最擅長的表達內容上，如魚得水，並且駕輕就熟。同時也就此影響了一大批後來的小說家。畢飛宇、魯羊、沙黑、費振鐘、劉仁前等。我們現在談論小說回到“小”上來，其實也是在尋找“里下河文學流派”小說創作的精神活水，來自于哪一個方向。

 

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

細致考察里下河作家群的創作歷程，即不難發現，這批作家的創作其實大多數都起步于新世紀之前的1990年代，只不過他們那個時候的創作更多地集中于中短篇小說文體而已。進入新世紀之後，此前集中注意力于中短篇小說文體的里下河作家們，也開始把創作精力轉向了長篇小說文體，並且奉獻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文學文本。如畢飛宇的《平原》，劉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包括《香河》《浮城》《殘月》三部長篇小說），劉春龍的《垛上》，顧堅的《元紅》與《青果》，龐余亮的《薄荷》，曹文軒《草房子》，羅望子《曖昧》，錢國懷《南瓜花》，沈光宇《水性楊花》，顧維萍《水香》，李景文《煙花三月》等。

細致地翻檢里下河作家群這些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除了其故事的背景全部是里下河這一特定地域之外，不難發現這些作品也還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思想藝術共性。其一，或許與這幾位作家成長的關鍵時期恰逢1970年代有關，他們的作品不僅都有成長小說的基本構架，而且還都把自己的藝術聚焦點對準了1970年代後期。《平原》的故事時間起始于1976年的夏季，以端方高中畢業後回村參加割麥勞動開篇。小說結束的時間是這一年的冬天，以吳蔓玲的瘋狂而終結了全篇。“香河”三部曲雖然由《香河》《浮城》《殘月》三部作品組成，而且三部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分別是1970年代、1980—1990年代以及新世紀，但無論是公眾的評價，抑或還是我個人的真切感受，都認為其中思想藝術水準最高的一部，乃是以1970年代為主要表現對象的第一部《香河》，一部以鄉村生活的日常敘事為顯著特征的長篇小說。《垛上》的故事時間盡管跨度很長，從1970年代後期一直寫到了當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的時代，但最打動人心的還是1970年代的主人公的成長故事。

其二，與聚焦于1970年代緊密相關的另外一點，就是這些作家都特別擅長于捕捉表現主人公成長歷程中的屈辱生存體驗，並以此為依托最終完成對于畸形政治時代一種畸形人性的深度藝術透視。《平原》中的端方即是這樣一位心靈被嚴重扭曲者。整部小說開篇于端方高中畢業後回村參加割麥勞動，到終篇時，端方被瘋狂的吳蔓玲噬咬了一大口。在倍受壓抑的成長過程中逐漸成長起來的端方，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奴性人格的。《垛上》中的主人公林詩陽，同樣是一位屈辱感相當突出的畸形人性體現者，這部長達三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對于林詩陽屈辱感的捕捉與表達，毫無疑問是小說藝術上的一大亮點所在。

其三，與里下河作家群深受汪曾祺小說突出地域風情色彩的影響有關，這些作家的長篇小說中大多都有著對于里下河水鄉地區特定地域風情的充分展示。《香河》重要的是寫這一方沃土，村民們的世俗生活構成了小說的主線，寫得飽滿，精彩。在我看來，與其把柳春雨理解為小說的主人公，反倒不如干脆把香河村看作小說的主人公，因為讀完全書之後，能夠給讀者留下難忘印象者，正是香河這樣一個被眾水盤繞著的里下河水鄉，是這個小村莊里的那些民情風俗與男女風情故事。《薄荷》中也一樣充斥著地域風情的描寫。龐余亮的文筆縴細優雅，繪人狀物細膩傳神。詩意化的語言，個性鮮明的人物，分散在風俗長卷中的一粒粒明珠似的事件，共同營造了個充滿中國畫寫意成分的藝術空間。

 

孫生民（揚州職業大學師範學院副院長）

我比較贊同里下河文學現象這個定義，至于有哪些作家可以納入，現在可以不著急界定，即便有的作家不一定認同，但是歷史最終會有定論。我覺得當務之急一是順理里下河文學現象的緣起是什麼。最初提出里下河文學概念是誰，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的，我印象中汪曾祺老先生有三次回揚州、泰州，作了三次講座，交流了哪些內容，這些可以成為追溯里下河文學的緣起，由此也可以追溯其精神資源來源何處，比如泰州學派、揚州學派的精神資源，比如里下河文學地方小傳統的精神資源，由此形成里下河文學傳統，其實我們從汪曾祺小說中，可以看到揚州學派、泰州學派的傳統。第二我們要對里下河文學的版圖、場景、精神進行探源，從而建立里下河文學的詩性空間、文化空間和原型空間。第三當下的里下河經驗如何處理，進入里下河文學。我們有許多處理方法，其中有一種是對歷史進行尋找，這就可能回到田園牧歌式的鄉村圖景，但是我覺得處理鄉村經驗一定要與當下發生踫撞，里下河作家也有很多苦難，但是作品中沒有大苦大難，這可能與里下河自然環境有關系，里下河許多文學作品更多是大時代的小敘事，基本是寫里下河的生活方式、生存姿態。就當下而言，我們還要關注到里下河鄉土敘事經驗的轉變。

 

何平（南京師範大學教授）

里下河自古文風甚熾。一個地方的文風，固然是指文字文本不斷累積所謂延續下來的文脈。不僅如此，“文風”也應該是同時代寫作者的相互激發。里下河許多作家們文與酒相往還。他們有互相閱讀、品評的習慣，文人不相輕，反而惺惺相惜。因此，里下河文學流派既是地方性文學譜系和傳統的梳理，又是地方文學成果的檢閱，而且我們可以看出文學生長豐富的清晰的肌理，可以勘探里下河文風昌盛的秘密。

　　這些年，泰州“里下河文學流派”正漸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它的與眾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因為從泰州這個“地方”走出過不少 “著名”作家，而是數量可觀的“文學無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為自覺的寫作者。而在當下整個中國文學生態中，需要正視的恰恰是這些“業余”的地方性寫作者之于其個人的精神建構，之于地方文化建設，之于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格局的意義。一個個被“文學”所塑造出來的風格鮮明的地方就不會只是地圖上冰冷的地名，而是有著自己的歷史、逸聞、風習、語言、情性等的“活”的地方。

 

邵明波（《中華文學選刊》特聘編審）

今天，我們討論“里下河文學的闡釋空間”，如果結合探索里下河未來走向的路徑選擇來考量，或許思路會更為清晰。里下河文學的未來可供選擇的路徑之一，有可能是“逃離鄉土”。二十年來里下河文學豐富多樣的實踐，也已經在探索著“逃離鄉土”的多種可能性︰向前、向外、向下和向上……里下河文學的未來流向，邊界是無限開放的。畢飛宇的小說在“失故鄉”的審視里，賦予里下河文學“前出”鄉土的姿態，魯敏等人的都市小說，已經將里下河文學的邊界向外拓展，王干的文化隨筆和費振鐘的歷史札記，則是在為里下河文學掘進多維空間，而劉仁前等“在鄉者”筆下的“香河”，也在和新世紀不可阻遏的城市化的進程實現貫通。當然，即使逃離，里下河的基因，依然決定著這個文學流派的生命個性和審美特征。

 

劉仁前（泰州市文聯主席）

從文學的多樣性而言，除去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在創作體裁豐富性方面的因素，就題材、敘事視角與創作手法而言，也是多樣的。單以小說而論，有現實主義的寫實，有浪漫主義的抒情，也有現代主義的抽象。在傳達作品與社會關系方面，許多里下河作家在對社會問題揭露的深度、對社會批判的力度方面，往往有所保留，同時，也有一部分作家采取現代主義乃至後現代主義的手法，顯得非常犀利。

之所以里下河文學流派作家創作會給人留下一種溫情的寫實主義的印象，我想這與里下河這一方水土是分不開的。毫無疑問，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作品都與里下河的“水”與“土”結下了地緣與血緣關系。這種關系在作品中展現最多的也就是里下河的“鄉土經驗”，這種經驗若要細分，其中有許多作品以傳統鄉土題材來表達前現代性的“鄉土經驗”，像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紀事》等等，顯得美好而詩意。但是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里下河的作家們感到一種不適應，于是產生了一種陌生的“鄉土經驗”，許多傳統的里下河作家在面對中國鄉土社會現代轉型的時候，產生了諸多的迷惑與憂慮，從而又產生了新的鄉土敘事現象。

就我個人的作品而言，比如《香河三部曲》，也呈現出一種轉型，一種敘事多樣性。《香河》是完全根植于興化傳統文化土壤的。《香河》更多地再現了興化鄉村原生態的純與美，河上風光，兩岸風情，都在我的“白描”里流瀉而出。《香河》里各色人等，與其說是筆墨衍生的產物，不如說是經“香河”派生出來的。有評論家就曾指出，《香河》里其實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香河”。環境造就人，這樣的派生，才會有著生生不息的原生態的“香河”。

從敘事上看，《香河》偏重鄉土浪漫敘事。在《浮城》中，雖然有許多地方寫到傳統鄉村日常生活，但是也發生了許多新變化，我把小說的視角大體上放到改革開放之初的鄉村，小說塑造的人物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而是一種新的農民形象，是中國鄉村變革與發展進程中的參與者，小說對鄉村政治、權力等現實問題也進行了集中的書寫和揭露，可以說是偏重鄉土政治敘事。《殘月》則采取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敘事方法，我沒有通過對烏托邦式的“田園牧歌”的抒寫，來觀照或遮蔽現實，而是把現實生存狀態中的人以及當下的社會生態借助“特定的年份”和“特定事件”呈現出來，表達出對現代化浪潮下人的精神世界的憂慮，這種憂慮不僅針對鄉村、也包括城鎮，試圖展現出對“現實”的批判，有論者稱之為“一曲農耕文明最後的挽歌”。

當然，包括我在內，其實我們許多里下河作家的創作手法，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往往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和“生態主義”都有所表現。總之，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小說藝術形態非常豐富，也顯示出未來發展的強勁生命力與廣闊的闡釋空間。

 

龐余亮（泰州市作協主席、靖江市政協副主席）

作為一名作家，我在探尋里下河文學的精神脈絡過程中，發現了三封信，一是汪曾祺寫給朱德熙的信，他在文革中受打擊，經常半夜驚醒。但是，他在信中說發明了一種新的做菜方式，會做一種“嚼之聲響動十里”的菜肴，雖然很夸張，但這就是里下河人的表達方式，喜歡把日常小事夸贊得無限大。二是鄭板橋寫個弟弟的信，給人一種溫暖軟平的感覺，就像現在很多作家寫地方風情那樣，感覺很溫暖。三是宗臣寫的《報劉一丈書》，寫到“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其實就當下而言，我曾經生活過的村莊變化很大，感覺現在空蕩蕩的，另外離開興化，愈發想念故鄉，這些對我的寫作觸動很大。

 

孫建國（泰州學院教授）

一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你是誰？涉及到里下河文學流派如何界定問題。地域對文學的影響是一種綜合性的影響，決不僅止于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更包括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但是，這些地區除了地形、氣候等自然條件大同小異之外，歷史形成的人文環境還不盡相同。確切一點說，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是通過區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而起作用的。我們界定里下河文學流派，要注重考察里下河地區文學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尤其要從文化風習和自然景致方面，探尋本地區文學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充分挖掘本地區已有的和潛在的文學資源，在傳統文學史之外開闢出一派豐富而生動的文學景觀和話語空間。

二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你從哪里來？涉及到里下河文學流派源頭問題。研究里下河文學流派統系，必須梳理其“地脈”和“文脈”。此外，研究里下河文學流派代表作家，必須研究他們的文學創作風格，重視作品的構成要素如題材、語言、地方色彩等等，又要重視對作家、作品形象體系的研究，尤其是對作品內在深層形象深入細致的體會和把握。上世紀80年代初，汪曾祺以小說《受戒》復出于文壇，名噪一時，獨領風騷，躋身于一流作家行列。因為他生于斯長于斯，文學血脈里流淌著里下河風情基因，自然成為里下河文學流派的領袖人物。80年代中後期以來，深受里下河地域文化浸潤而成長起來的一群作家，在其作品里傳達出里下河地域文化的某種共通的特性。

三是里下河文學流派，你到哪里去？涉及到里下河文學流派發展問題。要發展里下河文學流派，必須重視打造文化精品。爭取將里下河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劇，在全國播映，放大里下河文學的積極效應。將里下河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劇，也已有成功嘗試。上世紀50年代初，胡石言的小說及其同名電影《柳堡的故事》，曾經風靡全國。在里下河文學作家中，畢飛宇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最多，深得好評。但這還遠遠不夠。里下河文學流派其他作家的作品，如龐余亮的《薄荷》、顧堅的《元紅》、劉仁前的《香河》、祁智的《小水的除夕》和劉春龍的《垛上》等等，都可以改編成為影視劇，推向全國，乃至推向世界。

 

卞秋華（南師大泰州學院副教授）

我主要就里下河文學的闡釋空間問題說兩點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是關于里下河文學的地域色彩。在這里我們討論里下河文學，很多人會覺得這是屬于我們這塊區域的文學。實際上過去我們都認可魯迅先生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周作人也同樣說在文學創作上特別鐘愛地方性，我們回顧下今年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會有特別的感觸，今年五部獲獎作品，從標題到內容，都有明顯的地域色彩，這也說明，不管是在過去還是現在，能夠將一個地方的色彩書寫出色，它就有可能是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如果說我們里下河文學當下的創作在全國的知名度還不夠，不是因為我們書寫的地域區劃太小辨識度不高，而是我們對這塊土地的書寫還不夠深入。當然，這同時也對我們文學研究評論者提出了相應的要求，我們對里下河文學應該始終保持足夠的熱情和反映。

    第二關于里下河文學的描寫對象。雖然現在有學者提出了“文學地理學”的概念，但是我們還是要說文學不是地理，文本不能單純反映外部世界。地域特色的文學作品應該是文學和地域的兩相結合，而不是把文學創作當成一面鏡子，直觀地反映這塊地域，或者針對某種客觀的地理知識，提供相應的情感呼應。我們的文學創作中，要顯示基于我們這塊土地的相應的趣味、經驗和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們還是要反映這塊土地上的人，人物要立起來。我認為我們對于里下河文學的書寫、閱讀與闡釋，最終還是要把一個重要的著力點放在人物身上，只有那種既能夠體現地域性又能體現真正的人性的豐滿的人物，才是成就優秀文學作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