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洪波等
里下河這片文學沃土，在滋養著里下河兒女的同時，也塑造了作家們的性格乃至觀察世界和人生的眼光。里下河地區特殊的地緣空間，有著它獨特的歷史人文基因和鄉村社會倫理觀念和形態，這些無不影響了里下河作家的寫作身份和文學取向。為深入挖掘里下河文學的價值和意義，進一步擴展里下河文學的影響力，2014年10月18日，《文藝報》社、江甦省作協、泰州市文聯聯合舉辦了第二屆里下河文學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也是里下河文學研究中心成立召開的第一次學術會議，與會者除了研究中心的研究顧問和特約研究員外，還邀請了里下河本土作家，與批評家們面對面交流。與去年首屆研討會不同，今年的研討會確定以“里下河文學與鄉村社會倫理”作為主題，走向了里下河文學的內部，對其內在肌理進行梳理和解讀，更深入地探討里下河文學獨特的內涵，進一步提升里下河文學的認同度。
中國作協副主席高洪波︰
無論是南方鄉村，還是北方鄉村，鄉村倫理都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倫理觀。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深刻影響著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尤其對身處其中的作家、藝術家產生了深遠影響。里下河文學就是深受鄉村倫理影響的例證，它體現了作家與土地、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因此，關注里下河文學從某種程度上看，對于我們研究中國的鄉土文學、研究作家與故鄉的關系，具有一定的啟示性和現實意義。里下河地區可以算得上是一片文學的土地，自汪曾祺以來誕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家、作品，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一批作家以手中的筆抒寫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對地方文化的建構、發展作出了努力。新的時代，我們應該博采眾長，用文學作品將這些優良傳統表現出來，發揚光大。我祝願泰州的文藝家們，尤其是作家們用自己手中的筆，抒自己心中的情，愛這片土地，愛我們的鄉村，愛我們的人民，努力為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奉獻出更好的文本。
江甦省作協主席、黨組書記範小青︰
設立“里下河文學研究中心”並且聘任研究員和顧問，標志著里下河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並且正在不斷提升，不斷地填補，不斷地擴展里下河文學流派研究的主要依據，一方面是里下河文學的持續不斷的創作實踐，一大批里下河地區的優秀作家，始終在創造著，始終在努力前行，不斷地提供了優秀的文本；另一方面，許多有學識、有眼光、有熱情的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對里下河文學現象的重視、熱愛，這兩者的結合，才有了今天能夠持續並不斷提升的里下河文學現象的研討，這樣的研討，又反過來有力地推動了里下河地區的文學創作，使之形成新的令人欣喜的氣象。
中國出版集團辦公室主任曹劍︰
里下河文學之所以興起，我認為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標志。一是出現了一批大的作家，二是一大批的作品產生了影響，在全國獲獎，三是理論的支撐，擁有眾多的文學評論家。四是繁榮，經常有一些里下河文學活動，包括召開研討會、出版系列叢書等，擴大里下河文學的影響。
二、淵源。里下河文學有四個階段，一是“里下河”，二是“文學”，三是“流”，四是“派”。先有里下河，再有里下河文學，先是廣泛流傳，最後蔚然成為流派。里下河文學首先是接“地氣”，是“河”的文學，這個廣袤的里下河空間，哺育了里下河文學。再者就是“底氣”，文學的形成不是簡單由作家創作形成，而是有更廣泛的文化淵源和底氣，里下河地區歷史上產生了具有廣泛影響的特色文化，文化底氣讓文學得到了良好的發展。第三就是“才氣”，因為有“底氣”、有“地氣”，才能使作家得到良好的發展和成長，才讓他們的才氣得到良好的發揮。因為有了里下河，才有了一批批作家的成長。
三、發展。里下河文學，我們知道它從哪里來，更應該考慮往哪個方向去，怎麼讓里下河文學更加發揚光大，從編輯這個角度，提幾點建議，如何讓里下河產生更廣泛的影響。一是里下河文學要積極反映現在的生活，不僅寫過去的鄉村與河流，更要與當代生活緊密結合，將新的里下河變遷用文學流傳下去。二是和當代新媒體緊密結合，關注培養年輕作家和網絡作家。三是佔據國家級的平台，把優秀的作品推出去，在國家級的重要平台上進行展示。四是大眾化發展和大眾化鏈接很重要。小說越來越成為一種精英文化，而小說的大眾化改造非常重要，要將好的小說進行電影、電視劇改編，讓好的作品走進老百姓，潤物細無聲。
《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
談到文學流派很容易讓人想起荷花澱派或山藥蛋派，在我看來，文學流派很多都是“硬”的，就是以刊物的形式或文學研究會的形式為共同體，但是里下河文學是“軟組織”，以汪曾祺為代表，是自然生長出來的。很多人容易把汪曾祺歸到鄉土小說里，其實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鄉土作家。因為鄉土作家的概念，是作家的敘事身份以鄉土敘事為主，或作家轉化成農民，像山藥蛋派的趙樹理，以農民的口氣講述鄉村的故事。還有一種鄉土小說，像魯迅，以批判國民性的眼光、帶著知識分子啟蒙的眼光來寫作。這兩脈均在文學史上產生了很多優秀的小說。里下河文學最大的特點，是既沒有農民的口氣，也沒有轉變為農民身份講土地上的故事，如果說里下河文學在文學史上留下特點，是用中國文人的情懷、文人的眼光看待這塊土地。和魯迅的啟蒙者身份、趙樹理的農民身份不同，汪曾祺秉承了田園詩人的一脈，用田園詩人的眼光看鄉土文化，用傳統文化的眼光看待鄉村倫理。他們有別于荷花澱派、山藥蛋派和“五四”新文學啟蒙的視角。里下河文學是中國文人本土化敘事的一個嘗試。
江甦省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副主席汪政︰
文學創作的意義有時是超過了文學的。無論是堅守在本土進行創作，還是堅持寫本土的作家，或是堅持在本土又在寫本土的作家，他們都以自己的寫作參與到地方的社會建設中，是很重要的力量。事實上，里下河的民眾對當地作者的寫作非常推崇，他們對地方是有影響力的，實際上是以新的方式接續了中國的“鄉賢”傳統。
對于文學中的鄉村倫理，評論家們應該多作文本分析，去解讀作家們如何呈現社會風貌和變遷，變遷中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同時，要在文學與社會之間互證關系，從這方面說，里下河文學的諸多文本都是這方面很好的樣本。
在探討里下河文學流派時，我們有過爭論，而且還會有爭論。但關鍵問題是在面對這一區域性寫作上我們有沒有認同？談論里下河文學，首先是對里下河文學的認同。里下河文學的特點、價值，它的美學諸要素，都應該好好探討。我們要在眾多理論和批評中，建立關于里下河文學的認同。有認同才有研究的基礎。無論作為流派或是文學現象，都可以繼續探討，但是對于這一客觀存在的寫作事實而言，里下河文學現象是毋庸置疑的。
施耐庵文學研究院院長、江甦省作協專業作家費振鐘︰
對于里下河文學，除了去年討論得出的一些共識外，我更願意把它看作一個文學共同體。雖說這是借用的一個社會學概念，但里下河地區大多數寫作者，在身份、文化、地緣等方面的認同，使得他們的集合更具有共同體的特征。與之相對應，里下河文學共同體，其文學空間以及寫作對像和內容，又與里下河地區鄉土社會共同體有一種共生共在關系。在其中大部分作者那里，這里的鄉土社會（包括村鎮），不僅提供了他們的生活經驗和文學經驗，同時還提供了他們一種社會倫理價值的規範和支持，他們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理解，以及文學處理和書寫方式，尤其是文學的個人化風格表達，都有賴于從鄉土社會共同體獲得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在這里討論里下河文學與鄉村社會倫理，就有可能進入里下河文學的肌理，對于所謂的作家群或文學現象，就不會停留在一般的文學形式或形態的認知上，也不會滿足于所謂流派和區域文學史的識別上。當然，這只是一個角度，一個切入點，或者說一種將文學和人類社會學結合起來的方法。
實際上，對里下河文學的深度討論，主要面對的是這個文學共同體中每個不同的個體。如何在個人鄉土身份和鄉土經驗層面上，處理和表達寫作者與鄉村社會的關系，倫理性及其價值觀念在其中的影響和發生，既是作家自我文學建構的重點，也是研究者在他們的作品中首先關注和發現的問題。在這里，里下河的作者個人選擇的差異，與作品敘述與描寫的鄉村空間的趨同，都會表現在他對鄉村社會倫理取舍上，表現在認同與接納，或者懷疑與批判上。作家和批評家，對此應該有同樣的發言權，既有共識，也有異見。就我的閱讀和批評選擇來說，我有興趣用一種比較和分類方式，來看待一塊小地方的多個人的寫作。比如在座的興化作家龐余亮、劉仁前、劉春龍，他們三個人同時期，在一塊相距十數二十公里相鄰地方，寫作小說或散文作品，在觀察和處理鄉村官員、農民、文化人以及生活知識時，虛構也好，客觀記錄也好，其中的鄉村社會倫理立場之異同，就很有意思。這里不作細述，他們自己會講出獨到之見。總之，我認為這在研究里下河文學時，是非常需要的。
江甦省作協副主席魯敏︰
年會是第二屆，但我是第一次參加。雖然我不知道東台屬不屬于或者我屬不屬于里下河文學流派，但這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對這個文學名詞的確有動于衷。我有預感，當然也是個祝福，由于里下河地域的這一批作家的影響力、這一批作品的審美，以及相關的研究的建構（當天發行的書與文集），這會成為一個文學上的專有名詞、一個帶有特定風貌、審美傾向與倫理構建的文學名片。我是我的第一個感覺，這可能也是我們這個論題主辦者的應有之意與起碼的野心。
第二個感覺，從這一屆的我們的研討主題也可以看出，由于里下河地域的地理價值與歷史價值，這個價值可能不是它多麼特別，而可能是“不那麼特別”乃至“非常不特別”，它就是一個鄉土中國的典型微縮，就像一張臉一樣，里下河就是一張中國鄉村的臉，具有一切基本的要素，像一張臉上長著恰當的五官。比如有魚，田螺，泥鰍，有鴨子，蘆葦和竹子，還有洗澡的水牛。有四季。有枯樹和冰塊兒。最關鍵的，是具有與之相當的鄉村社會學意的全部構成（土地、節日、房屋、婚嫁、離合、苟且、耕作與收獲等等）。里下河文學的研究其實是地圖上的入口與坐標，透過里下河寫作這個小小的點，我們可以來觀察或研究鄉村風俗與世情，鄉間倫常、研究鄉村家庭與代際的變遷、包括研究鄉村世俗價值觀與土地權力轉換與演變等。這些鄉村倫理里總是存在一個過去現在與將來的，曾經存在、正在消失，但可能也在覆蓋中重建。所以，里下河文學說到底並不是一個“郵票大小地方”文學寫作概念，而是一個此地為切片的，對當代鄉土中國的文學性闡釋。今天這個論題，我們就可以從鄉村社會倫理這個上探討出更多。
但除了前面這兩個感覺外，我還有第三個感覺。我一直在想，里下河寫作的研究，其實還可以包括一個主題︰當一個作家走出了或超越了里下河之後的寫作，也就是說我們要觀察和追蹤到這一系列作家的“變動與軌跡”，這些跟他原來的出身、跟里下河的這個烙印，包括里下河地域的鄉村倫理對他的浸淫、滲透、滋養，到底是徹底的不相干？還是有著必然的內部的聯系？如果有，又有什麼方向和多大程度上的？
我一直有個比方，認為寫作者像一個持取景器者，像一個潛伏在生活里的旁觀者與窺看者，因為決定一個作家與另一個作家的不同，不跟他看到的什麼有關、不跟他投出去的視線，而跟他從哪里、哪個位置、哪個高度去“置放”他的機位和取景器有關，他是俯看還是仰視，是從前門還是從後窗——當然，這都是些小學生式的比喻，我想說的其實是，一個寫作者的出身與經歷，從小到大我們所汲取的食物與讀物，置身的環境，我們往來結交的鄰人，我們的舉止與教養，成長與觀照的鏡像等等，這些出身的形成，同時具有生物學與精神性的雙重特質，進入了我們的血液、膽汁與DNA，構成了寫作者的體質、構成了一個作家的寫作坐標。哪怕我們後來遠離鄉土、完成了對城市生活的主動介入與相互佔有，從鄉音變成了普通話，我們大量閱讀西方當代作品，對影視通俗審美及各種現代性審美有著巨大胃口，甚至還有著對所謂國際性視野的訴求，成為一個非常厲害的阿喀琉斯，但總還是有著跟他差不多的腳踵，這塊腳後根似乎總還帶著鄉村，比如說，帶著里下河的最後一片殘留的隱秘的泥巴。
我這里以我為例，我早期寫“東壩”系列，寫鄉村的那種世情烏托邦，這等于是一個對原始記憶的文學消費，也就是第一桶文學之金，我把家里的客廳、廚房、臥室都都寫完了之後，但這是一個階段，過去之後，我開始寫當代都市，這是一個必須的、必然的進程，可以從時間長度上分析︰我今年41歲，在鄉村的經驗是14年，我肯定會走到後窗，去架起一個機位，把目光放到里下河外邊的世界，所以我後來寫的就是當代都市、人性暗疾系列，如《鐵血信鴿》《謝伯茂之死》等。我一直在想，這跟我原來的血液、跟我腳後跟上的泥巴真的沒有關系嗎？我自己有時可以感覺到，這是一個有約束的有背景的書寫，帶有特定的“方位感”、“選擇性”乃至“屏蔽性乃至“局限性”，比如倫理道德上的定勢與審美積習上的長尾巴等。
話題好像說遠了，這其實是我提出的一個疑惑。這種以里下河為根據的後窗，對一個已經離開或超越了里下河寫作的作家與作品的影響，這個命題是否成立，如果有影響，到底是什麼層面上什麼程度上的？等等，我身在其中，說不好。反正寫的時候就只管去寫。不管怎麼說，從地域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不管是昭通文學、西海固等地——這種胎記式的生而隨形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每一個地域寫作者、每一代寫作者的特征與最大辯識度所在，如果足夠強烈足夠成熟足夠系統的話，實則可能也是對當代文學的一個貢獻。
《文學報》評論部原主任朱小如︰
“里下河文學與鄉村社會倫理”這個題目出得好，可以更深入到里下河文學作品的內在肌理上來討論問題，而不在糾纏于在“流派”、“現象”這樣的表面上做文章。
在我閱讀畢飛宇的《平原》時就曾突出的感受到畢飛宇作為土生土長“鄉村”的敘述身份，也被稱之為“非知青”敘述身份對“知青”下鄉的深刻“懷疑”。而在這“懷疑”的目光中就隱含著一種“鄉村社會倫理”思想和“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那樣的“政治意識形態”高壓下的尖銳矛盾沖突。我作為知青下鄉到黑龍江九年，我深知這場運動的結果是每一個知青父母都在為自己的子女離開鄉村，想方設法地“開後門”；而每一個知青也都在為自己的上調，不得不屈辱地向權勢低頭，出賣“肉體和靈魂”，或不得不在同伴間勾心斗角，互相排擠，互相傾軋。這才是真正導致社會“群體性”精神潰敗和整個社會風氣潰敗的深刻原因。
我一直對“知青”文學不滿意的地方也正在此。我們高唱“青春無悔”的調子，不經意地就把如此嚴重的社會“災難”遮蔽了。知青下鄉運動的失敗，其實就因為它違反了自然的“人倫社會關系”，破碎一個個最基本的完整的“家”的概念。
又如在劉仁前的小說《浮城》中，最大的現實矛盾沖突也在于此，既然主人公不能替父老鄉親為政，那他為政的熱情何來？榮譽感何來？成就感何來？黨群和諧、親如一家的關系何來？再如汪老的小說也突出表現了那種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間，復雜矛盾，但又總是充滿溫暖的社會倫理關系，即便在《陳小手》那樣帶有強烈批判意識的深刻人性揭示中，他也盡力做到“壞”也“壞”得充分合乎“情理”。
總之，在我讀來，里下河文學之所以具備敦厚溫暖的藝術品質，是和里下河鄉村社會倫理深厚的文化傳統緊密的聯系著的，也是和里下河文藝創作者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審美的眼光來看待的結果。
江甦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徐曉華︰
里下河文學流派也好，文學現象也好，它已經是一個客觀的存在。作為研究者，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都是有價值的。但是，往往批評家們還在解釋現象的時候，作家們卻已經發現了問題。龐余亮和魯敏的發言給我很大的啟發，作為寫作者，作家對里下河區域的認識和思考，也許比批評家多得多，也超前得多。他們面對自己的寫作對象，永遠會發現新的問題。每一位作家都不可能永遠書寫過去，當他們完成了一部作品又開始新的創作的時候，當他們需要審視當下的時候，筆下的鄉村生活是不是在發生著悄然的變化？曾經的鄉村生活對他們後期的寫作又有沒有影響？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的書寫也許不一定只是在回憶，還要書寫當下。外部的東西還在，內部的實質的東西是否有改變，對寫作者來說有沒有敏銳地感受到這一點。我們的生活是指向未來的，我們的文學也是指向未來的，鄉村的倫理曾經是什麼樣，現在什麼樣，未來又將是什麼樣，是每一個研究者應該思考的問題。
甦州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季進︰
首先只要你有里下河生活記憶，它就轉化為作家帶不走的胎記，這個是避免不了，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很多作家都可以納入這個文學範疇，即便他們沒有直接表現里下河的生活，但是他們從小形成的看待、想象、表達世界的眼光是無法在作品中回避的。二是里下河文學作為文學共同體，可能它的想象成分並不多，很多是實質性的，既體現在表達方式上、內容上，也體現在對鄉村倫理的訴求上。三是地方性解讀很重要，也就是要從文化地理學上進行解讀，從沈從文、汪曾祺到里下河，進行解讀。四是里下河作家的外國文學閱讀經驗，對文學的認知，會反過來影響對本土生活的呈現，形成一種張力，成為一種獨特的切入點。四是里下河和文學的作家在重塑鄉村倫理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尋找那種溫暖人心的力量，對重建整個社會的道德規範，具有啟示意義。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
無論是定位于“里下河文學現象”或“里下河文學流派”，都帶有一種追認意味。被歸入到“里下河文學”的作品，有些是源發性的，有些是事後歸類進來的。里下河文學雖然可以追溯得很遠，但當年像汪曾祺、胡石言等並沒有構成作家流派或群體的氣象，只是改革開放，特別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隨著畢飛宇、朱輝、魯敏、龐余亮、劉仁前、魯羊、朱文等具有里下河共同地緣鄉籍的作家群體性涌現，才逐漸形成了里下河文學或作家群體才漸成氣候，進而被研究者確認和命名。
里下河研究存在幾方面的問題︰一是外部研究比較多，對內部的分析和個案研究不夠充分；二是扎實的作家個案研究不是很多；三是對作家個體寫作變化研究不充分；四是過于強調作家的鄉村經驗和鄉村書寫，對里下河作家遠遠大于鄉村經驗和鄉村書寫的寫作部分關注不夠。如果僅僅局限于此，可能很難體現里下河文學流派的特殊性。對于有些作家如朱文等，他們很少呈現鄉村經驗。我們在談里下河地域文化特征時，強調鄉村文化比較多，但對唐宋，尤其是晚明以後該地域作為發育得比較充分的中國古典城市意識得不夠，如揚州、泰州、如皋等，晚明以後的消費文化對里下河文學的建構有重要意義。再有，改革開放之後以後，單一的中國傳統鄉土文化早已經不復存在。評論家在里下河文學現象中，對散文和詩歌等文體研究得不夠充分，多集中在小說上面。
關于鄉村倫理，里下河地區鄉村倫理以及整個鄉村的變動和整個中國有一個時間差，汪曾祺二三十年代才離開鄉村，而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中，但汪曾祺筆下的鄉村是安詳的。里下河的這批作家，無論堅守本鄉還是走出去的，對于近三四十年變動中鄉土中國的關注較多，他們很少寫1949年之前的鄉村，多寫同時代，與他們共同成長的鄉村。在對同時代鄉村變動的關注中，有著共同地緣和鄉籍的里下河作家和山東河南陝西這一線傳統中原文化核心區域明顯不同的區域特征，值得仔細研究。
《中華文學選刊》特聘編審邵明波︰
鄉村文學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展示人性、人情和人倫。在中國當代文化背景下，在絕大部分鄉土文學作品中，這種鄉村倫理更多的呈現出濃厚的時代特征，很少有超越之作。與其他文學流派相比，里下河文學中的鄉村倫理，可能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與特定的歷史進程是容納關系，不是伴生關系，更不是從屬關系。在山藥蛋、荷花澱和茶子花等流派中，鄉村倫理更多的是和歷史事件相伴而生的，或者從屬于這些事件。如新的婚姻法、抗日戰爭、土地改革等，表現形態非常直接。里下河文學作品中，具體的歷史事件更多的被納入到人性的變遷之中。如《受戒》、《大淖記事》；即使直接寫某個具體的歷史事件，也具有更為濃厚的人倫色彩，如《沙家 》。這部戲為什麼就是比《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更能經得起時間的沖刷，到今天還是很有藝術魅力，可能更多的是因為倫理的魅力。今天再看這個作品，我們覺得有意思的可能不再是軍民魚水情，反而覺得胡傳魁這哥們的江湖義氣、友善女性、混世本領，還是蠻有意思的。
二是拉開鄉村倫理與意識形態定位的距離。無論是寫壓迫剝削，還是寫翻身解放，尤其是寫分田分地真忙的改革開放，鄉村文學中的倫理之情，是被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所框定了的。在這樣的視野之下，鄉村倫理只能是對意識形態或者官方主流話語的注解或者說明。無非還是階級差距、階層抗爭、對立糾紛等等。在里下河文學中，較好地處理了距離和定位問題。這決定了在里下河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人性、人情尤其是倫理關系，不是根據主流意識形態的框架填補倫理內容，而是關照人世凡間的俗常生活，呈現和諧的人性悲歡和倫理生態。如在汪老的作品中，幾乎就沒有地富反壞右，也幾乎沒有壓迫剝削，有的是彌漫著里下河水汽的尋常人生。
三是植根地理區域，在鄉村倫理中抽象、透視普世之美。在學院文學史中，長期以來鄉村野趣是鄉土文學的重要審美成分，甚至也是鄉村倫理的組成部分。里下河文學作家，不是一味欣賞鄉村故事，也不是無原則贊美人情禮節，而是善于聚焦或者透視鄉村俗常生活之上的具有普遍價值的規則之美。汪老的小說美麗，給我們的啟示可能更多。
泰州學院教授孫建國︰
當鄉村倫理逐漸衰落和失範、文學價值逐漸消解和沉淪、文學消費化使文學逐漸成為欲望商品之時，以汪曾祺為代表的里下河文學流派，通過童年敘事（包括少男少女形象塑造），滲透鄉村倫理救贖意識。這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敘事藝術。其他鄉土文學往往以“老人”形象取勝。如趙樹理筆下的“三仙姑”、“二諸葛”，周立波筆下的“老孫頭”，柳青筆下的“梁三老漢”等等。里下河文學流派則獨闢蹊徑，以“兒童”（包括少男少女）形象見長，如汪曾祺筆下的“小和尚”和“小村姑”， 曹文軒筆下的“青銅”和“葵花”， 畢飛宇筆下的“甦北少年”等等，猶如一股清泉融入中國鄉土文學河流。
里下河文學流派童年敘事，具有代表性地呈現在中國文學現場的，一是汪曾祺師承沈從文的童年敘事策略，二是曹文軒、黃蓓佳、祁智的兒童文學書寫，三是胡石言、畢飛宇、劉仁前、龐余亮的童年視角敘事。這種童年敘事，有別于一般意義上的“兒童文學”， 再現了現代童年生命狀態和鄉村倫理，豐富了回溯性視角的美學特質，為引導現實童年人生的美好發展提供了參照系，同時也為現實中成人自我生命省察提供了啟示。
70多年前，沈從文就在慨嘆:“中國農村是崩潰了，毀滅了，為長期的混戰，為土匪騷擾，為新的物質所侵入，可贊美的或可憎惡的，皆在漸漸失去了原來的型範。”雖然懷著一股“沉憂隱痛”，但他畢竟以那個獨特的湘西世界，為我們留下了一方聊以慰藉現代人原鄉夢想的精神桃源。里下河文學流派童年敘事之于鄉村倫理救贖，其價值取向就在于為慰藉現代人原鄉夢想打造精神桃源。這是一種具有地標性符號意義的文學現象，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南京師範大學泰州學院講師卞秋華︰
里下河作家中，我一直關注劉仁前先生的創作，如果說《邊城》是沈從文構建的一個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那麼《香河》則是劉仁前描畫的一個充滿溫情的童年夢幻。作者憑借自己對于這方水土的熟稔與鐘情，構築了一個個屬于香河的小故事，卻旨歸出整個鄉土中國農民的大歸宿。
一是恆常與守舊。劉仁前筆下的香河世界似乎是個獨立于時代洪流之中的綠島。盡管小說背景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那個瘋狂踐踏文化與人性的時代，香河村卻保留著對于以“仁、義、禮、智”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最為原始的崇拜與信奉。春夏秋冬，四時八節，延續著亙古不變的習俗。逢滿栽秧，五月裹粽，中秋送禮……說媒、望親、訂婚、迎娶、鬧洞房……。柴米油鹽、家長里短組成了鄉土社會日常生活的全部。而這些並沒有因為政治的介入而得以背棄和改變。
二是流動與變異。讀劉仁前的作品，多少總是能捕捉到汪曾祺小說的影子。這一點，也無須諱言，同屬于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二者，本身在文脈上就是一脈相傳的。但是明顯比照汪曾祺童話般的道德觀，劉仁前的《香河》影影綽綽地呈現出了幾許新變。特別是在“活著”這個內在邏輯的支配下，能夠突破原先倫理道德構築的穩定堅實的高牆，細看那些遍布的裂隙。作品最後以香河村柳安然的葬禮而結束。這無疑是個隱喻，預示著原本那個“詩書傳家”的傳統鄉間秩序的崩塌以及一個恆常時代的結束。逝者如斯夫。在城市化的強大進程中，現實中的鄉土不斷淪陷和蠶食。而記憶中的鄉村情感也在逐漸模糊和褪色。在《香河》之後，劉仁前又繼續以柳家的第三代為主角創作了《浮城》，盡管仍然是香河子孫的故事，流變的脈絡更為清晰。但是，那已經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香河》不只是屬于里下河，它是整個鄉土中國的縮影和折射。
江甦省作協專業作家王大進︰
鄉村社會倫理是廣大鄉村在某一個社會階段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矛盾、糾結、撞擊後的一種積澱。它像是血液，自然地流淌在里下河鄉村的肌體中。作家們描繪鄉村生活，光有骨架是不夠的，因為有了這種血液（鄉村倫理）也就呈現出與別的地方不同的風情風俗畫。里下河文學呈現了很多社會風貌，體現了里下河社會倫理關系。作為自小生活在這個區域的人來說，老一輩人傳揚的社會倫理觀就像血液一樣，流淌在心胸間，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或反叛。作為一個寫作者，他的倫理觀肯定和現實中的社會倫理並不完全相同。同的是大部分，異化的是少部分。但正是極少的那一點不同，才格外顯眼。
江甦省作協專業作家羅望子︰
這次里下河文學研討會的主題很有前瞻性，契合了時代的脈搏。鄉村社會倫理在里下河文學作品中應該有著怎樣的獨特反映，里下河文學無論是作為一個作家群體，還是一個文學流派，對傳統的鄉村倫理應該怎樣的挽留和鑒別，對珍貴的鄉村情感應該如何繼承和重建，對鄉村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又有著怎樣的鄉土饋贈，都是值得思考和表現的。里下河作家群也不像“山藥蛋派”那樣，非得打上“山藥蛋”的標簽。無論體裁、題材還是風格，這個群體本身都是豐富多彩的，它是多元化時代的必然產物。因此，我覺得里下河文學流派離不開鄉土，又不能局限于鄉土。他必然從鄉土出發，但絕不能止步于鄉土。無論如何，他應當體現出我們心馳神往、時代必需渴求的迷人氣質。
泰州市文聯主席劉仁前︰
正如很多論者已經指出的，我在作品中展現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區的風俗畫卷。這既是我內心的一種濃厚的懷舊心理，同時在我的內心，也有一種對這些逝去物事，包括鄉村倫理的美好以及遭到破壞的反思。也就是說，既為那些正在逝去的事物，保留一份文字上美好的記憶，同時，也在思考鄉村現代化的進程中有沒有丟失了什麼？《香河》寫的是後文革敘事背景下的里下河，《浮城》和即將出版的《殘月》（《香河》、《浮城》、《殘月》構成了“香河三部曲”）則是當下改革開放的多元化、轉型期的里下河。《浮城》里柳成蔭的官場沉浮，《殘月》里柳永的情感糾葛，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鄉村倫理對他們兩代人的影響，他們的進與退、得與失、浮與沉、上與下、取與舍，其實都是暗含了對鄉村倫理的詮釋。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一具有自然文化內涵與社會學意義的文學母題，不僅揭示了怎樣養一方人的秘密，而且點出了養一方什麼樣的人的主題。具體而言，在里下河鄉村倫理的影響之下，包括我在內的眾多里下河作家對人物的塑造充滿了一種溫情與暖意，他們的筆下沒有“至善”也沒有“至惡”，大多數是帶點瑕疵與個性的小人物。沒有十全十美，也沒有十惡不赦，即便是一個所謂的壞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許多不足之處。也就是說，這種“直面”和“揭露”有個“度”的問題，沒有刻意進行強化、渲染，也沒有一針見血，而是一種充滿溫情的再現。
泰州市作協主席、靖江市政協副主席龐余亮︰
我對汪老的印象，有幾個細節。我的一個作家朋友，他把汪曾祺比作父親。我看汪曾祺的第一本書是《晚飯花集》。當時我在學校當老師，我把整個學校種滿了晚飯花。後來我到鳳凰，看到沈從文墓前也有晚飯花。其實，晚飯花在我們那里又被稱作無用的花，但我熱愛這種花，就像熱愛文學與寫作一樣。
在我出生的那個村鎮，領導者基本上都是所謂的“鄉賢”，被稱作“七十二把茶壺”，里下河文化中有一種傳統的鄉賢文化。如今，這種鄉賢文化逐漸淡化，村莊也越來越現代化。在這種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傳統的鄉村倫理被破壞，作為里下河的寫作者，我將努力展現變化中的、當下的里下河風貌。我的中篇小說《出嫁時你哭不哭》以水鄉婚俗為載體，寫了一個已暗結珠胎的獨生女出嫁的故事。我用“哭嫁”這個婚俗來詢問每個水鄉女子，誰還記得這樣的婚俗？誰還遵循這樣的婚俗？在曖昧的回音中，傳統的鄉村社會倫理已無法堅守，但新的碎片肯定在誕生。也只有抓住“新的碎片”，才能用文字寫出無法堅守時人性的困境。也只有在那樣的困境中，里下河文學寫作才能找到一條通向大江大海的通道。
泰州市作協副主席、興化市政協副主席劉春龍︰
研究里下河文學，把重點聚焦在有成就有影響有特點的作家身上，這是必須的，但我們可不可以稍稍調整一下視角呢，目光下移，接接地氣，關注一下堅守在本土的業余作者。里下河文學離不開里下河這方水土，我們不能忘了這些“草根”，他們或許成不了“大樹”，但會成為大樹下那一片生機盎然的綠茵，這是里下河文學風景中無法抹去的底色。在文學日漸邊緣化的今天，有那麼一群人，毫無功利之心，純屬一種愛好，醉心于文學創作，我們應該由衷地向他們致敬。
提到里下河地區，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興化，因為興化地處里下河腹部，最具里下河特色。提到里下河文學，人們又想到了興化，因為興化有個“文學現象”，它是里下河文學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在分析“興化文學現象”時發現一個問題，從興化走出去的興化籍寫作者，他們似乎大多數在做一個回望者，一個追憶者，寫“遠方”的故鄉，記憶中的故鄉，試圖找尋曾經的美好，懷念“世外桃源”般的傳統鄉村，而絕少直面當下有違傳統倫理的種種亂象，是他們心地太善良了，是“汪味”筆法太唯美了，還是一種巧合？由此，我覺得，里下河文學流派的作家應該有所擔當，不能僅僅回望與追憶，而應轉向，關注當下多彩的生活，來點“直面”與“干預”，擔負起鄉村倫理重建的責任。
揚州市作家徐曉思︰
我是里下河的水澆灌成長的，經歷了許多的苦難和歡樂。一點不矯情地說︰我對這塊土地愛得深沉，提起“里下河”三個字，我的眼里常含淚花。我從苦澀里汲取力量，從鄉村社會倫理中汲取能量，做著里下河文學夢。里下河的民風、民情、民俗等等地域特色文化如︰民歌民謠、民間故事（傳說、神話）、方言俚語，都是我的“里下河文學”創作的寶貝，我不僅熟知傳統的，還會過濾、錘煉創作新的。有評論家說我的作品是“清明下河圖”。
里下河特定的環境下，隨著時代的不同，傳統秩序的共守、上代傳下世的美德的延續、生活習慣的約定俗成、愛與自由的追求，人與人、與自然、與體制、與不確定的諸多因素的關系的和諧（有的要通過抵制達到和諧），向善向上價值觀的銘記等，令我產生悲憫情懷。農民進城和農村城市化的推進，農村包圍城市、城市包圍農村都在上演著悲喜劇，里下河也不例外的村莊社會倫理的危機與重建，考驗著我們的民族心，水鄉心。好在有汪曾祺等大家的“里下河方向”在，我們會用我們的悲憫情懷，做好里下河文學“經典化”的心理準備、學養儲備。
錄音文字整理︰周衛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