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學流派”這個概念能不能成立且可持續，在完成了傳統再造之後，依靠的應該是成名的作家特別是“在鄉”的“業余”作家的“忠誠”。

何平

    從文學史的角度，以“地籍”命名文學流派古已有之，像“公安”、“竟陵”、“桐城”等等莫不如此。我們常常說“鄉黨”，因“鄉”而“群”而“黨”在中國文化中亦有傳統，一直到現代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仍然是以皖籍知識人為主體的。從地域和作家成長的角度，可能確實存在某些人杰地靈、文風盛熾的地方。在這里，地方鼓勵、文人激發，崇文成為一種傳統和風氣，以至于催生、孕育、綿延出作家群體和文學流派。

    以“地籍”命名文學流派的基本前提是先有“作家”然後才有“流派”。現當代文學史上的浙東地區、江甦的甦州等等地方都作家輩出，但都沒有像“里下河文學流派”這樣大張旗鼓地去命名、推進、培育和再生。如果確實存在“里下河文學流派”，從文學史的角度，我認為是帶有追認意味，即我說的“傳統再造”。“里下河”不是傳統意義狹隘的“地籍”，從更寬泛的意義講，揚州的高郵和泰州的興化，甚至周邊的海安、東台、寶應、姜堰等同屬于一個大的“里下河”地區。雖然我們現在意識到作為施耐庵、鄭板橋、宗臣、劉熙載、汪曾祺、畢飛宇等的故鄉或仕游之地，“里下河”早就應該是中國文學史的重要地標。但不可否認，“里下河文學流派”作為近年來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被提出來是和“里下河”地區興化籍的畢飛宇在全國有了相當高的知名度有關。人們關注畢飛宇的《平原》《玉米》《地球上的王家莊》，關注楚水和王家莊這些“文學地方”和他故鄉“里下河”地區的關系，“里下河”儼然成為畢飛宇個人“福克納”意義上“郵票大的地方”。“里下河文學流派”一定意義上是從畢飛宇往“前後左右”看而被“重新發現”的“文學傳統”。所謂“前”，指“里下河”地區文脈悠遠，“里下河”是施耐庵、鄭板橋、劉熙載、汪曾祺、高行健、曹文軒等的“里下河”，另外丁帆、朱曉進、何永康、王堯、汪政、吳義勤、費振鐘、王干雖然比畢飛宇出道早，但因為他們的批評家身份，以前很少有人把他們和“里下河”文學勾連起來研究；所謂“後”，是在畢飛宇之後，像魯敏、丁捷、龐羽、周衛彬、周端端等“里下河”作家持續不斷地出現；而“左右”，則是和畢飛宇差不多同時的劉仁前、魯羊、朱輝、朱文、羅望子、龐余亮、楚塵等在全國有影響作家一齊涌現出來（“里下河”地區詩人，葉櫓教授有專文討論）。這里面有一個問題需要提出來，就是我們考察“地籍”（或者更大一點的“地域”和“地緣”）和“文學流派”的關系不能完全囿于地理版圖劃分邊界。以“地籍”命名文學流派肯定存在“核心”和“輻射”地域，觀察“里下河文學流派”當然應該考慮到它的文學輻射的扇面。因而，未來研究“里下河文學流派”應該從“地籍”身份的識別轉向“文學”身份的識別，亦即追問什麼是“里下河文學流派”的文學精神氣質？而不是表面的風景、方言、風俗等簡單標識的提取。風景、方言和風俗等固然是識別“地籍”文學流派的指標，但更根本的還是一群作家所共同“制造”出的有鮮明地方性的文學氣質和審美風尚。當然，文學的“傳統再造”離不開更遼闊的“文化”，研究“里下河文學流派”一定要深入考察其扎根的文化腹地。“里下河”地區不僅僅籠統地作為中國文化的南北交匯之地有其南北雜交的文化樣態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落實到具體地方，泰州學派、中國古代以揚州為中心的市民文化、以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文人文化等等都會成為“里下河”文學重要的寫作傳統和寫作資源。因而，“里下河文學流派”的傳統再造要有比文學傳統更遼闊的文化傳統再造的宏大視野和雄心。

畢飛宇

     這些年，“里下河文學流派”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引人矚目的文學現象，但如果我們認真地思考一下，我認為如果這個流派真的存在，它的與眾不同的地方不僅僅是因為從里下河這個“地方”走出過汪曾祺、高行健、曹文軒、魯敏、畢飛宇等“著名”作家，而是數量可觀的“文學無名者”——大量的普通人成為自覺的寫作者，有著各自職業的所謂“業余作者”。而在當下整個中國文學生態中，我需要正視的恰恰是這些“業余”的地方性寫作者之于其個人的精神建構，之于地方文化建設，之于整個中國當代文學格局的意義。從今天的文學資源分配的角度，圍繞著刊物、大學、文學活動、作家、書店、影劇院等，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佔據著絕對的文學資源優勢。而縣城及其以下廣闊的農村文學資源明顯處在一種劣勢。就是在這樣的資源不佔優勢的甦中里下河地區能夠有一個群體性的作家隊伍存在委實不易。正因為如此也值得我們仔細探究。應該說，新時期文學初期，縣城及其以下的農村聚集了相當多的優秀作家，這當然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導致文學人才的下移有關系。我們也應該看到，新時期初期，縣城文化館、群藝館、工人文化館等“文化單位”在基層作家成長過程中所提供的物質和精神的支持。我在農村做文學生態調查時，許多老一點的基層作者都回憶起1980年代縣城文化單位組織的頻繁的文學活動。而現在農村文學生活的萎縮和文學人才成長環境的荒漠化使寫作者在基層很難堅持持續的寫作，即使個別作家脫穎而出，一旦有了一定的名氣也紛紛脫鄉入城。文學資源的分配不平衡，文學寫作者的普遍上移，將會使整個基層文學生態進一步惡化。從這種意義上說，“里下河文學流派”最需要研究的恰恰是地方文化滋養、作者相互激勵，政府參與支持導致了本土寫作者大量涌現。進而我們也應該思考對類似的“里下河文學流派”進一步給予怎樣的政策、財政和精神上的支持，使地方本土作家群在地方文化建設和文化傳承中發揮獨特的作用。每一個寫作者從學徒期開始肯定或多或少都有過更大範圍被知道，甚至被文學史經典化的雄心，但文學史是吝嗇、甚至殘酷的，具體到一城一鄉某一個“郵票大”的地方，無數寫作者成為大師巨匠群星璀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事實上卻是，如果我們做一個廣泛的田野調查，幾乎每一個無論多麼小的地方都聚集了默默寫作的——地方上文名甚著，而更大範圍卻是“無名”的地方性作家。從大的文學史來說，這些“無名”的文學寫作者，如果不通過一定的方式展示和呈現，是極容易被忽略和湮沒的。

    如果這種方式真的如其所願，無疑這種文學的地方形象建構有著重要的樣本和示範意義。

    今天當我們提出“里下河文學流派”不應該只是在文學內部封閉的命名和“傳統再造”，而且應該是主動積極的“文學空間的生產”。當下中國城市和鄉村、大城市和小城市、中心城市和邊遠城市之間文學資源的不平衡就像勒菲弗在《資產階級與空間》中指出的巴黎和周邊地區的矛盾，“這座首都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納︰人口、財富。這是一個決策和輿論的中心。在巴黎周圍，分布著一些從屬性的、被等級化的空間，這些空間同時被巴黎統治著、剝削著。帝國主義的法蘭西喪失了它的殖民地，卻又建立了一種內部的新殖民主義。”事實上，類似文學空間的“殖民”和“被殖民”在當下的中國是一個客觀存在。以江甦為例，南京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地位早已經不只是江甦文學的重鎮，而是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國當代文學“第三城”。而甦州以其豐瞻的文學傳統和現實一直和南京存在著競爭，如果甦州基于“地籍”將甦童、葉兆言、王嘯峰等客居南京的作家納入到自己的文學空間生產，甦州在江甦乃至全國的文學地位自然會舉足輕重。因此，泰州提出“里下河文學流派”這個超出行政區劃的“文學空間”概念無疑是一次成功的“文學空間的再生產”。在完成了“空間生產”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群體由于眾多獨立個體對于一個共同目標的忠誠而得以維系起來，而不是通過很多觀念融合到單一的思想方式“，”里下河文學流派“這個概念能不能成立且可持續，在完成了傳統再造之後，依靠的應該是成名的作家特別是”在鄉“的”業余“作家的”忠誠“。極端地說，從流派樣態看，”業余“作家對文學的忠誠是”里下河文學流派“區別于其他文學流派的一個重要指標。以維系起來，而不是通過很多觀念融合到單一的思想方式”，“里下河文學流派”這個概念能不能成立且可持續，在完成了傳統再造之後，依靠的應該是成名的作家特別是“在鄉”的“業余”作家的“忠誠”。極端地說，從流派樣態看，“業余”作家對文學的忠誠是“里下河文學流派”區別于其他文學流派的一個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