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人們習慣這樣說。但這是否同樣意味著，一方水土就孕育著同一種文學樣態呢？如果我們把文學與地理放在一起研究，會發現問題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尤其在這個日益開放、流動型的社會，許多過去的可能已經成為一種不可能。首先，那種靠地理封閉、共同的人文因素、作家的共同主張而凝成的寫作流派，放到今天的任何一個地方談論都似乎留有破綻。其二，因為運用共同的故鄉資源寫作，就將每部作品都歸為傳統意義上的鄉土寫作，這在今天也顯得草率。所以，與其先做結論，不如重新調整目光打量，同一個地方孕育產生的作家，在選擇離開或者留守之後，他們的寫作與其寫作資源之間，會形成怎樣的關系？

 

　　促使我思考這一些問題的契機，是前不久參加了由文藝報社、江甦省作家協會與泰州市文聯一起在泰州舉辦的“里下河文學流派研討會”。開會的地點在一座風景如畫的農業園區，據說那曾經是作家胡石言寫《秋雪湖之戀》的故事發生地。胡石言更著名的小說是《柳堡的故事》，而柳堡這個稱謂，帶有典型的里下河地理特征。

 

　　從這里開始認識“里下河”，以及里下河文學，當地研究人員為我們梳理了里下河文學的歷史，一個呈水網一樣密布的作家群落因此顯現，也讓我們得以知道，那陸續蜚聲文壇的汪曾祺、畢飛宇、魯敏、羅望子、龐余亮、朱輝、王大進等大批作家，都是從這里走向更廣闊的舞台。還有一批作家，依舊留在故鄉，構成里下河“地方寫作”的重要一翼，比如小說家劉仁前。談論這些作家作品，當地人喜歡聚焦于他們共同的人文意蘊與風俗人情，而評論家則關注其異質的部分。僅這種分野就很有意思，恰好可以做全球化特征下，一種地方性文學樣態的多樣性考察。

 

　　“里下河”——來自當地的定義，是江甦甦中地區里河與下河之間區域空間的簡稱，而所謂的里下河地區，是一個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其地理範圍西接里運河，東牽串場河，北靠甦北灌溉總渠，南達老通揚運河。里下河雖屬平原，但在地貌上，又處在與江甦省長江、淮河之間最低窪的地區。其行政區涵蓋揚州、泰州、鹽城、興化、南通等地。作為著名的魚米之鄉，這里自古就人文薈萃，出過劉熙載這樣的文論家，也出過揚州八怪之首鄭板橋等藝術家，明清時代的兩部重要小說《水滸傳》與《西游記》的生成，都和這片土地有關，生長于斯的作家遙遠的包括施耐庵，當代有汪曾祺、胡石言、黃蓓佳、曹文軒、夏堅勇、唐曉渡、費振鐘、王干、汪政、劉仁前、朱輝、畢飛宇、羅望子、顧堅、小海、龐余亮、魯敏、沈浩波、魯羊、朱文……他們分布于當代小說、詩歌、文學評論等各個領域，也流散在當今中國的大江南北。

 

　　不管他們現居哪里，當地人喜歡將他們各自的作品與這片水土放在一起考察，有人會教你辨識，《水滸傳》與《西游記》的語言中，有里下河興化地區方言的成分。汪曾祺的《沙家　》地理背景或許不是常熟的沙家　，而是他的家鄉高郵湖。甚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並非我們讀到並以為的北方荷塘，而是有里下河的荷塘氣息……

 

　　雖然能看出如此多的“共同”，但是將里下河作家群歸為一個流派，依舊會讓部分研究者覺得棘手︰因為里下河固然以水鄉平原著稱，但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作家都風格陰柔，夏堅勇的散文就很剛勇，而魯羊、朱文的寫作，已經看不出里下河的胎記……

 

　　同樣是故鄉題材，高郵籍的作家汪曾祺筆下萬千，他的作品不僅涉及故鄉，也有對西南聯大歲月的書寫，有對北京生活的描摹。就是最具里下河地域特征的《大淖記事》、《受戒》等，依舊是他幾十年未回家鄉的情境下寫成的。有人因此有一問︰如果他沒有離開，還會寫成這樣的風貌嗎？

 

　　畢飛宇出生于興化，如今居住于南京。作為里下河地區當下公認的最有成就的小說家，他著名的小說《平原》，有一個非常“里下河”特征的書名，但他在一篇《〈平原〉的題外話》中，直陳自己並不希望這部作品被看成鄉土文學。“《平原》的第一稿是33萬字，最後出版的時候是25萬，這8萬字有一部分是關于鄉村風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時候，我不願意《平原》呈現出‘鄉土小說’的風貌，它過于‘優美’，有小資的惡俗，我果斷地把它們刪除了。”文尾他還說明，平原這個書名是程永新起的。不過，在他新出版的非虛構作品《甦北少年“堂吉訶德”》中，他倒是非常有感覺地描摹了里下河的平原、麥地與水上行路。

 

　　有離開的，也有留守的。里下河文學所構成的蔚為大觀，其中一個現象曾被文學評論家何平今年的一篇調查文章提到︰“一大批堅守在興化本土的寫作者，如王浩、葛玉瑩、陳鐘石、沈光宇、薛宏金、劉春龍、錢國懷、金倜、張學詩、李明官、戴中明、朱道平、王銳、王蘭、顧維萍、王樺蒼、周飛等。後者幾乎都是有著公務員、教師、醫生等個人職業的業余作者。改革開放以來，這個作者群先後有32人出版文學書籍59種，有近百人在省級以上的報刊發表文學作品，並有34人次獲各類獎項。另據統計，尚有8部長篇小說和10本小說、散文、詩歌專集待出版。這樣的一種文學態勢，在全國縣級市中非常少見。”

 

　　文中言說的是興化，但是費振鐘確認，這是里下河普遍的文學現象。作為上世紀九十年代著名的評論家，費振鐘連續幾年在家鄉掛職，並且致力于完成他人類社會學意義上的“鄉鎮觀察系列”筆記。當研討會上所提出的“里下河文學流派”被謹嚴的文學研究者質疑時，他這樣回應︰能不能成為流派，且放下，至少它是一種文學存在。里下河地區的寫作，不僅是文學方面的，還有地方文獻整理、地方知識書寫等，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地方性寫作。在當今全球化的今天，地方性寫作還有什麼意義？費振鐘說，我們正是通過書寫，重構一種地方認同。而在這種地方認同中，產生發展出文學流派，我則樂觀其成。

 

　　流派的爭論很難達成共識，還是先讓我們通過不同面向，再次認識，這片特殊地理風貌所滋養出來的文學特質吧。

 

　　話題1

 

　　里下河式的書寫

 

　　何向陽（文學評論家）

 

　　里下河與其說是一個地理概念，無如說是一個帶有人文意蘊的文化地理概念。甦中地區的里河與下河之間這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平原，與我們通常概念中的平原不太一樣，這個平原，是由水澤四圍起來的水中澤國，河湖相連，水網密布，中間一個個的地理，一個個水土，以及水土養成的一個個的人，這些人，有的打魚，有的趕鴨，有的說書，有的著文，他們相互矚目，相互聯系，他們的命運落在紙上，由後代人看了，又成就了一方人文的水土。

 

　　我從小說出發，提出來“里下河式的文學書寫”的文學特征與美學意味，文學特征大約可以集中于三個方面，一，自覺求是的人文地理意識。我們讀汪曾祺的《大淖記事》，一開篇就是對大淖這個地名的書寫，淖，是大水的意思；而《受戒》一開始也是寫地理，“這個地方的地名有點怪，叫庵趙莊。”接著作者逐字分析這個地名的三個字，可以說是有一種地理的自覺，這是寫家鄉舊事的作品，當然寫鄉村的作品都有一個地緣水土的概念，但在汪老這里，有著這樣自覺的地理意識，而且在個人的作品中不斷強化這種地理意識的作家並不很多。仔細觀察畢飛宇的小說，無論是《哺乳期的女人》還是《地球上的王家莊》，前者是一開始寫地理，後者則是將一個小地理放在一個更大的地理中去寫，當然例子還有不少，足見里下河的地理對于這些作家的影響，同時也體現了浸潤著這方水土的作家的自覺人文考察的文學起點。

 

　　這種講究來源的寫法，我以為是深受里下河自古以來的文化影響的，這種文化，包括日常生活方面的，更包括比如二王、比如劉熙載等人文文化的影響。第二個方面，是自然呈現的漢語古典情結。他們的文字中都有一種文人氣質，但是這種人文氣質是不刻意為之的，是自然流露。比如無論汪曾祺還是畢飛宇，還是劉仁前，他們的書寫沒有歐式的長句，只要一寫到家鄉，就是短句，這些短句，看似平白，實則有著古意，比如，劉仁前《故里人物三記》中，有用語“弗時”，這樣的時間表達，深得明清筆記體小說的精髓。他們作品中注重白描，注重戲文，以及俚俗用語，但在用俚語時並不一下子就張牙舞爪了，而是有著一種與放縱不同的民間的矜持。第三，是自在表達的人性命運關懷。他們書寫中所表達的對于人的關心與關懷，是體察式的關懷，呈現出與北方敘事不同的特征。

 

　　當然，從美學內涵上我們還可以談論更多，比如這種書寫中的細膩、從容、率真、任性，甦中作為南北文化的中間地帶，的確有著與北方風骨與南方風情不同的風韻，從而成就了它的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的不卑不亢與達觀從容。

 

　　話題2

 

　　里下河文學地標

 

　　費振鐘（人文學者）

 

　　■里運河︰里運河是連接長江與淮河的運河，最初在公元前五世紀開鑿，當時叫邗溝。自漢以後，出于軍事、經濟或水利需要，歷代均有整治，到1959年最後一次大規模疏通拓寬，形成今日京杭大運河甦中段。拓寬後，在現在運河西邊，還保留了一段古運河，作為歷史見證。今天里運河，南從揚州邗江瓜洲古渡，北至淮安清江浦清江大閘，長170余公里。流經揚州、高郵、寶應、淮安，為通行甦中甦北河運干道。最接近里運河的是高郵，整個高郵城都躺在里運河河堤下面。汪曾祺先生是高郵人，他的代表作《大淖記事》里，女人們挑著擔子，打著號子，從運河堤上走過，個個如風擺楊柳。

 

　　■下河︰下河為串場河俗稱。串場河初為唐代修築海堤時形成的復堆河，從宋代開始，沿新修捍海堤（世稱範公堤）一線有富安、安豐、梁垛、東台、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伍佑、新興、廟灣等十三大鹽場，因復堆河將這十三大鹽場串聯起來，所以稱串場河。

 

　　該河以東台海道口為界，分南北兩段，由海安向北流經富安、安豐、梁垛至何垛場，為南串場河；由海道口向北流經丁溪、草堰、白駒、劉莊、伍佑、鹽城至新興、廟灣，為北串場河。今天串場河北起鹽城阜寧縣沿範公堤南下，經鹽城、東台到南通海安縣與老通揚運河相匯，全長170公里。草堰鹽場，在明末清初，曾有一個詩人吳嘉紀，他的詩記述了里下河時代和歷史的苦痛。興化作家朱輝的長篇小說即以“白駒”為名。

 

　　■里下河︰里下河即里運河與串場河（下河）的合用和簡稱。里運河與串場河兩河夾帶，形成的地域空間，至少在唐代即已成形，而宋代串場河（下河）的命名，劃定了里下河地區由西向東的區域位置。不過1949年以前，方志、筆記以及本地區相關水利文獻，僅稱這里為“下河地區”，直至1951年，連接淮河的甦北灌溉總渠修成，才正式確定了里下河地區的區域稱謂。里下河的地理空間位置由四條河流切割而成，西為里運河，東為串場河，南為古鑿運鹽河（現名老通揚運河），北為新開甦北灌溉總渠。里下河地區涉及行政區有揚、淮、鹽、通、泰，域內主要有高郵、寶應、興化、姜　（泰州）、建湖、鹽都、海安、東台等市，總面積約15萬平方公里。汪曾祺先生盡管是高郵人，但他樂于認自己的寫作為“里下河文學”。

 

　　■平原︰里下河土地，為西來淮水沖積，與東海海灘伸長，無山陵之益，有澤國之利，土地平曠，水草豐盛。雖雲平原，但也只是地形地貌差似，實與平原的地學概念大有區別。所謂“水鄉”平原，水構成了這里的平面風格，而依賴于水的生產方式及生產物品，也都非一般平原所有。這里從前只種植水稻，農耕之外，就是漁狩，水上的收獲為主要副業。畢飛宇的長篇小說《平原》，寫的就是這個“平原”。

 

　　■窪地︰真正地學特點，或者確切的表述是︰里下河窪地。與西邊淮水比較，里下河低于淮水十數丈，與東邊海平面比較，低于海平面二三米。每當淮水西來，里下河頓被沒頂，而海潮倒灌時，則里下河又淹于鹽鹵。本地人形容里下河窪地地形，如同一只平放的巨大鐵鍋。

 

　　■水滸︰里下河地區有湖有蕩有泊有港。它們有許多人文化的名字，射陽湖外，還有得勝湖、烏巾蕩等，這些著名的湖蕩承受了里下河的歷史內容。但“水滸”也許最能體現這里的人文與地理歷史特色。水滸，是湖泊中一塊飛地。什麼時候有這個叫法，難以確證，但里下河當年湖泊之一得勝湖，就有東水滸與西水滸，這塊飛地建了村莊，叫東、西水滸村。《水滸傳》的作者當年在興化活動，“水滸”或許就這樣成為一部長篇巨著的名字。

 

　　■移民與村鎮︰里下河地區移民歷史漫長，最大的移民據證為14世紀的“洪武趕散”。那次規模有多大，人口有多少，需專門研究，但在里下河地區，許多姓氏族群的族譜上，都有他們定居該地區的第一代人來自甦州閶門的記錄。江南大姓大族的到來，形成了這里許多大村大鎮，不僅成為里下河鄉土社會的標志，也構成了里下河地區社會倫理秩序和文化生態，成為里下河生活樣式的生長基礎。劉仁前和龐余亮的小說所寫的“香河村”和“沙溝鎮”，都可作代表。村鎮是生長地方文學最好的溫床。

 

　　話題3

 

　　故鄉與寫作

 

　　里下河作家問卷

 

　　龐余亮

 

　　生于興化李中，畢業于魯迅文學院第三屆全國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著有長篇小說《薄荷》、《丑孩》，小說集《為弟子請安》等。曾獲紫金山文學獎等，現居靖江。

 

　　問︰你出生在里下河什麼地方？

 

　　答︰我出生的地方是里下河最低的興化西北鄉一個四面環水的村莊。

 

　　問︰你對里下河這塊土地最深的印象是什麼？

 

　　答︰印象最深的是水災。大大小小的水災。興化西北鄉是興化水災最嚴重的地方。有一個是我母親在我耳朵邊講了一輩子的水災（民國20年，即1931年）。另一個是我親歷的1991年的水災。2004年，我去北京魯迅文學院第三屆全國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習，秦大河先生給我們講了一課，叫做“氣象與政治”。課後，他邀請我們全班去參觀國家氣象台和國家衛星氣象台。在國家衛星氣象台，解說員說，1991年7月，氣象衛星突然發現，中國有一個面積相當大的縣沒有了。在地圖上消失了。他們趕緊向國務院匯報。解說員還沒有說出是“江甦興化”之前，我已經知道答案了。一個縣怎麼沒有了呢？那天晚上，我在魯迅文學院的206號房間失眠了，我想起了1991年7月，無邊無際的雨，洶涌的洪水……我的故鄉興化。

 

　　問︰里下河給您的寫作帶來的影響與滋養，主要是哪幾個方面︰人文、思想，還是地理、氛圍，抑或倫理、親情？

 

　　答︰我以為里下河帶給我的影響和滋養更多是人文與地理。在沒有洪水之前，里下河的水是安靜的。仿佛一個害羞的處女。洪水到了，處女就變成了潑婦。童年的我看到鄉親們在“安靜的水”和“洶涌的水”之間反復置換，總讓我覺得無力、虛妄、憂慮，像一個早衰癥的孩子。里外不一的糾結令我想寫下一些什麼。這麼多年過去了，再看自己的作品，“安靜的水”和“洶涌的水”幾乎都在我文字的天花板上留下了印痕。雖然我離開了里下河，但里下河的印痕永不會消失。

 

　　問︰你的寫作希望和里下河構成什麼樣的關系？

 

　　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的寫作和里下河的關系更像是我和母親的關系。比如里下河和我呈現出的是“母子”關系。這，既有益處，亦有弊端。

 

　　我現在渴望在以後的作品中，我和里下河的關系能夠變成我和父親的關系，有緊張的一面，亦有和解，還應該有不解。

 

　　問︰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離開了里下河？目前在哪個城市？

 

　　答︰我在故鄉生活，上學，然後在揚州上大學，又回故鄉教學。再後來，由于寫作的特長，被長江邊的靖江作為特殊人才引進。現在算來，離開里下河正好13年。

 

　　這13年，讓我在長江之邊重新開始認識自己，眺望並認識里下河地區的故鄉。

 

　　問︰你是在離開前還是離開後開始自己的寫作？離開前和離開後寫作，你覺得有什麼不同？

 

　　答︰我的創作時間是1986年。我離開里下河是2000年。離開前的寫作幾乎沒有焦慮感，而現在的寫作有了些許焦慮。我多麼希望能夠很快把這“焦慮”克服掉。

 

　　問︰從寫作的角度，你希望日後的寫作，更脫開里下河，還是更靠近里下河？

 

　　答︰里下河，不僅是我的地理概念，應該是我寫作的原點。這原點，起碼要讓我得到寫作的快樂。

 

　　問︰你現在已經有了和故鄉有關的作品了嗎？還是你原本並不想始終圍繞著里下河來寫，而想寫些別的題材？

 

　　答︰在里下河的故鄉，我寫得最多的是詩歌，也有少量的小說。而到了靖江，我寫得最多的是小說，我的朋友評價我在2000年之後的寫作風格︰“詩意少了，煙火氣多了”——這句話是批評呢，還是表揚？我不知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我的小說作品中的人物全是里下河的，今後還是。

 

　　問︰你覺得在寫作上，你有沒有身份認同上的困惑？

 

　　答︰很感謝大家對里下河地區寫作和寫作里下河的作家的關注。這種關注是義舉，溫暖我們這些寫作者的手心。但溫暖不能代替寫作者應有的自覺和清醒。比如已經走得很遠的畢飛宇，他是我的榜樣。他的那篇神品一級的短篇小說《地球上的王家莊》里，里面的地名用的就是里下河地區很有名的“烏巾蕩”，而讀完之後，才覺得，烏巾蕩是地球上的，王家莊是地球上的，里下河更是地球上的。我們都是一只從里下河出發的小舟，于波瀾起伏中，以筆為櫓……彼岸是什麼？我不知道。

 

　　劉仁前

 

　　筆名瓜棚主人，泰州市文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香河》、《浮城》，小說散文集《瓜棚漫筆》、《眷戀故土》、《楚水風物》等多部，長篇小說《香河》出版後反響熱烈，被譽為“里下河風情的全息圖”，里下河地方性寫作代表人物之一。

 

　　問︰你覺得自己的寫作一定是和里下河有關嗎？

 

　　答︰我的第一部小說《故里人物三記》，就是寫里下河地域三個極普通、極常見的農民，他們分別是“祥大少”、“譚駝子”和“二侉子”。小說得到了陳建功先生的充分肯定，認為傳統的白描手法未可輕棄也。也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的作品和汪曾祺先生聯系在了一起。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直到現在，我始終堅持著自己“香河”文學地理的打造。讀過長篇小說《香河》的讀者一定知道，“香河”就是里下河大地上一條尋常的小河，我的筆觸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離開過這條河的流域，我也一直在“經營”著這條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是一個把自己浸泡在里下河的作家。我所敘述的故事，我所描寫的場景，我所塑造的人物，我所營造的氛圍，無不打上了里下河的印記。

 

　　問︰在當地寫作，又與里下河有關，你覺得寫作會不會有障礙？比如涉及某些難免讓人對號入座的人與事。

 

　　答︰就通常情況而言，一般人會認為，在當地寫作或多或少都會覺得有些障礙，正如你所說的，難免要涉及某些讓人“對號入座”的人與事。然，就我個人的寫作而言，倒沒有覺得在當地寫作且又與里下河有關會有什麼障礙。陳建功先生在點評我早期的小說《故里人物三記》時就曾說過，一看就知道，不是閉門杜撰的。事實也是如此。無論長篇小說《香河》、《浮城》，還是其他作品《謊媒》、《冤家》、《香河女》等，其中的人物都會有一些鄉親們的影子，有些故事在一定地域範圍都還有一定知曉度。但是，我決不會照搬直移這些素材，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創作而對自己的鄉親們構成某種傷害。這牽涉到個人的創作理念問題。正如姜廣平先生在評價《香河》和《浮城》時，用“以水潤德”與“似水柔情”來界定作品的人物塑造，認為小說呈現出的是一種“悲憫筆意”。

 

　　問︰一部與故鄉有關的作品出來，有了反響，你最享受的是哪部分？

 

　　答︰我還是用實例來說吧，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香河》面世，在故鄉引起的反響可以用“熱烈”來描述。不少我所熟悉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就只是熟人）打電話給我，說讀《香河》是要讀兩遍的，一遍用普通話讀，第二遍用興化話讀。我寫作《香河》的用意十分明了，我把它寫在了書的扉頁上︰“謹以此書獻給生我養我的故鄉，獻給故鄉死去的和活著的鄉親們”。所以，家鄉人能如此喜愛這部作品，我的內心是非常開心的。

 

　　後來泰州電台將《香河》錄制成了長篇方言連播小說，更是激起了家鄉人的興趣。又有人和我開玩笑，說是為了收听《香河》，小收音機都替我送出去好幾個。我只能笑著表示感謝。這樣一部作品，無疑也引起了方方面面專家和媒體的關注，江甦省作協和南京理工大學詩學研究中心還專門召開了研討會，對他們為《香河》所做的這些，我當然也心懷感謝。但實在說來，我還是更看重家鄉人的議論和看法，他們如此喜歡《香河》，願意在茶余飯後談論《香河》，甚至來一點善意的“對號入座”，我都很開心。正如汪政先生在“文學對身邊人的意義”一文中所說，“沒到過江甦里下河地區的人可能對劉仁前還比較陌生，但到過這些地方的人就會吃驚于他的寫作對這里的人們、這里的讀者的影響。劉仁前就在他們身邊，他就在他們當中寫作，更重要的是，劉仁前筆下的文學世界就是他們的生活，他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看到了鄉里鄉親，看到了自己。”

 

　　問︰如果給你選擇可以走可以留，你覺得留下還是離開更利于你的寫作？

 

　　答︰這個問題，對于我其實只能是個假想。走與留，剔除其他因素，就目前里下河作家群體里的作家而言，無疑走出去的作家成就明顯要高于留下來的堅守本土的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講，離開才能更好地回來，而留下必然會有某些局限，這無庸回避。我個人的寫作經常采用一種回望的姿態，陳建功先生曾經說過我小說中有一種“遠距離的觀照”。這種回望或遠距離的觀照，實際上也是一種“走”，一種“離開”，讓自己與筆下所敘寫的一切進行一種“拉伸”，以求更好的考察、思考和把握。因而，就我個人看來，離開更有利于自己的寫作。我本人目前處于一種“半離開”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