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滿華

徐曉思有一位造詣頗深的“詩書畫印方面的藝友”，為他的作品《徐曉思中短篇小說選集·萬年歡》寫了一篇情文並茂、激越慷慨，具有極強穿透力的序。序言中說徐曉思是一位具有悲憫之心，“淚點很低”，同時又具有“多年的生活涵養，文史哲陶冶”的作家。後記《佛夢》中，作者傾心佛家慈悲情懷，把早逝的母親奉為觀音老母的化身，而“我”“總有一顆菩薩心”。這些信息透露作者幼年喪母，童年苦難，造就悲天憫人情懷，渴望“清風明月無人管，身心爽健自在飛”的人生理想與創作信念。

作者的悲天情懷，來自幼年的苦難與對母親溫情的美好記憶與想象，在作者天籟般的心田里種下仁慈的種子。母愛的缺失，對母親、母愛的尊重與留戀，作者賦予母親與慈愛以無限美好的形象與內涵。母親像觀世音一樣慈祥、漂亮，母親會唱歌，母親勤勞，母親又像送子觀音，自己就是觀音懷中的孩童。這種對母親與母愛的渴望與懷念就像陽光雨露，一方面獲得戰勝苦難的勇氣與力量；另一方面，本性中仁慈的幼苗獲得滋潤與呵護，不斷成長為一顆參天大樹。作者在饑餓時想到慈母，在病痛中想到母愛的溫馨，在勞累與辛苦之後的睡夢中夢見的還是母親，這種持久的心結造就了一個仁慈的心懷，以一種博愛與寬廣包容的目光審視人生與蒼生，用一種同情與憐憫的筆調書寫世態炎涼，尤其是人世間美好的事物、優秀的品質遭到毀滅與打擊。

這種情懷促使作者把目光投向里下河人備受苦難的底層民眾，描述他們的生存境遇、情感渴望、精神追求與困惑；表現草根民眾的艱辛與無奈，並給予無微不至的關照，對弱者給予了無限溫情與憐憫。作品塑造了“大橋女人”、“外公”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在娓娓道來的故事中，再現生命的無常與人世的殘酷，體現了作家高尚的追求與精湛的藝術才華。在苦難的汪洋中，作者善良筆觸審視人生，喚醒人們的良知，期盼人性本真的回歸。作品以半自傳口吻敘述，增強了作品的親切感與穿透力。

生活中，對“我”無微不至關愛的父親一樣思戀自己愛妻。一方面對失去嬌妻，喪失生活伴侶的痛苦，對往昔美好生活無比留戀；另一方面為孩子母愛缺失感到無奈、惋惜與遺憾。生活中，父親加倍付出，以彌補母親缺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當爹，他勤勞、持家，起早貪黑，生產隊全力以赴，回家還要想方設法種一點“資本主義的草”，捕魚摸蝦，吹拉彈唱樣樣都會，為人正派，人品端正，這些都成為幼年“我”學習的榜樣；同時，他又當母親，給予孩子無限疼愛。孩子把觀世音像視為母親，他同樣無比珍視。父子心靈相通，想方設法保護觀音像，免遭文革破壞，而且父子同時把這次行動看作無比驕傲的豐功偉績，是對愛妻、母親的無限崇敬與珍愛的象征。

毫無疑問，母愛的缺失與父親無微不至的關愛與榜樣作用，是作者筆下悲涼基調又蘊含溫情的淵源與基礎。同時，苦難對作者的悲憫之心的形成起到鍛打與淬火的作用，成為個人經驗與性格的基石與根源。苦難既可以是墮落與仇視社會的溫床與借口，也可以是支撐孫悟空取經路上克服千難萬險普度眾生的堅定信念與堅強意志。作者在苦難面前總是想到母親，母親的慈愛；在生活的艱辛與磨難面前有父親的榜樣，有父親的關愛。于是，仁慈之花在寒風與嚴霜中綻放，仁愛的幼苗在風雨中成長。作者充分描述了苦難加之失去母愛的童年失去的溫馨與甜美，生活變得尖銳而痛苦，饑餓與危機帶來重重磨難。但是，作者對童年苦難與傷痛的哲理化概括，提升為人類無法避免的“存在之痛”，同時，給予人物無限同情與理解，向讀者展示一幅幅人世滄桑的變遷畫卷，提升人們對苦難、孤獨與人生的理解。

苦難磨練人的生存意志。某種個人不能抗拒的天災人禍，比如災荒、亂世、戰爭、重病乃至絕癥，以及社會生活中遭遇的重大挫折與磨難，和由此引發的精神痛苦，如恐懼、孤獨、饑餓、焦慮、傷亡等，這種巨大不幸與痛苦的事件與境遇就是苦難。面對苦難，人們可以選擇與苦難抗爭，戰勝苦難，體現人的生存勇氣與意志。

“大橋的女人”的苦難源自戰爭。戰爭導致殺戮、饑餓、貧窮，戰爭導致混亂與意識形態尖銳對立，並且變動不居。範冰出身書香門第，美貌出眾，受過良好教育；早年言行激進，有過進步思想，參與社會變革。由于思想進步程度所限，她沒有投奔革命，半途而廢。從此，命運的一次次捉弄與打擊，她喪失了進取信心，失去了對生活的希望，隨波逐流，逐漸變成一個“壞女人”。中間偶遇八路軍小戰士，她應當覺察到小戰士所代表的隊伍與其他力量的根本區別，跟著小戰士參加革命，無奈，那時的她已經喪失了革命的敏銳性，自暴自棄。戰爭剝奪了她選擇生存方式的權力與機會，她的所有優勢都成了造成苦難的幫凶。這種種對立因素綜合起來，形成一種個體無法抗衡的超常力量，導致悲劇命運。她妥協，失敗，想到自殺，“父親”救了她。她長相漂亮，日本鬼子奸污她，任何有勢力的人都想佔有她；她有錢，成分不好，人們批斗她。她死不成，卻生不如死。然而，“父親和我”這樣的好心人關懷她。她最後的底線就是堅韌地活著。當人們給她送葬的時候，她又活過來。她用苟延殘喘的方式，甚至用“詐尸”這樣滑稽的方式向世界抗爭，昭示生命的尊嚴與可貴。仿佛听到她向人們宣布︰“受苦是生命的實體，也是人格的根源，因為唯有受苦才能使我們成為真正的人。”

“外公”是一位“老革命”。他意志堅定，有能力，有作為，為革命，為社會建設做過許多可圈可點的工作，為大眾奮斗一生，受到人們尤其是“我”的尊敬。然而，改革開放以後，人們的欲望就像脫韁的野馬，沖破一切羈絆與約束。這種欲望的擴張的速度與強度遠遠超過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步伐。當“外公”喪失社會地位與生存能量的時候，兒子咒罵他，兒媳把他趕出家門，他住窯洞，向人乞討豬雜碎，和孤苦伶仃的捕魚老人討生活，與算命瞎子混飯吃；受凍挨餓，毫無尊嚴。然而，他堅守做人信念，頑強地活著，以種種滑稽可笑的方式，向世人抗爭。他仿佛認清了人生的本質，“並不是我過分地偏愛悲苦和受難，而是我覺得人們的生存本身就是悲苦和受難。”在作者筆下，苦難都被普遍地“命運化”了，或者說，命運是以苦難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大橋女人”與“外公”的苦難展示了作者直面生存艱辛、探索生存價值、拷問生存意義、抒發人生感慨的一種深邃的思考。作品描述人們對苦難的抗爭，用苦難來揭示人的生存本質，表現人對生命尊嚴的維護，對生存意志的堅守，對未來世界與種族延續的執著與信念，也是作者對處于苦難中的人包括作者自己的痛楚、悲憫與無奈的人文情懷。

苦難造就孤獨。對于“大橋女人”，覬覦她的美貌與錢財的看不起她，世俗孤立她，丈夫摧殘她。她孤獨。“外公”的兒女背叛他，人們把受過的傷害都算在他頭上，憎恨他，他孤獨。而作者卻用悲憫的筆調書寫他們的一生遭遇。徐曉思由于出身苦難與對母愛的期盼，把蒼涼而悠長的悲憫融入濃烈的暖意與溫情。對待別人唾棄與仇恨的人物沒有諷刺，甚至沒有否定與批判文字，死而復活的“李大橋女人”，人人躲之唯恐不及，對“我”分外親切；而“我”竟敢到這個“詐尸”、丑陋的老寡婦面前，接受了她的銀子。這種暖暖的文字，就像跟隨父親去看望姨娘，從晴朗的田間小路上順手拾起的露珠，直接播撒在小說里，沒有生硬、尖銳的稜角，渾圓自然，保留著太陽照射的光亮與暖意。好像它們就是小說的天然材料，等待著徐曉思那只飽含悲憫的文筆。這只文筆寫出的文字注定充滿了悲憫情懷。《李大橋的女人》寫盡了一個渺小女人悲慘的一生，卻引人入勝，激起讀者內心的軒然大波，體現了作者的藝術功力與悲天情懷。

20世紀是個充滿戰爭與苦難的歷史階段，里下河人同樣逃不脫苦難命運。人們物質家園遭到反復毀壞，在饑餓與病痛中生存；個人的精神世界也不斷遭到毀滅性沖擊，人們在迷茫與失落中，孤獨地探求人性與生命的本質。而作者通過對人性的探索與挖掘，對里下河人的生命與生存狀態展開思考。因此，孤獨在作品中被賦予了徐曉思對生命與生存狀態的思索，顯現生命意志和對人性挖掘與批判的特殊使命。小說用形象的語言敘述故事，寥寥數筆，把里下河的自然景色、場景、人物與生命，展現在讀者面前，微微沾染著暖意的鄉韻，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畫，寫活、美化了小說的氛圍，十分精彩。

文化保守的天性，兒時的記憶，地域文化與世俗的狹隘性，可能使生于斯長于斯的作者受到視野與思想限制，妨礙描述的內容與思想深度的揭示。然而，豐富的學識，繪畫、雕刻以及音樂等藝術修為，使作者擁有大世界觀，廣闊的眼界，深刻的筆觸，悲天的情懷使作品充滿溫情；不像一些作家盡情展示人的劣根性，宣泄貧窮與惡劣環境造就人的罪惡與憤怒，作品中只有互相敵視，折磨與痛苦，很少互相理解與關懷，看不到人生美好與希望。

小說中的“李大橋女人”、“外公”等人物都是緊貼泥土的草根，故事內容都是里下河人的家長里短，語言皆是方言土語，如果沒有足夠的熱情與悲憫情懷，沒有長期的切身體驗與深厚而豐富的生活底蘊，是不能挖掘人物情感的喜怒哀樂，無法提煉里下河人生活的酸甜苦辣與苦難命運。小說給予人性與命運主題以終極關懷為的，是作家情感與道義，這種悲天情懷就是里下河文學的地標，也是作家成熟的標志。

作者在後記中談到創作題材方面的掣肘與無奈，“堅持一貫的寫作態度——水鄉本色的語言，原生態的自然筆調，自由想象、無邊聯想，突破小說創作的框架，拓展審美空間，用禪宗的思想，重新解讀人性。”這不僅是作者的雄心與原則，“事實上，如同《大話西游》與《功夫》對于周星馳一樣，天馬行空的想象，雄奇恣肆的筆觸”，體現作者的藝術追求與才華。“外公”與“大橋女人”等邊緣人物，用一些“無厘頭”、滑稽可笑方式對抗命運的打擊，體現對生命的珍惜與堅守。這無疑是周星馳的藝術創造在里下河文學中的運用與延伸。

周星馳的“無厘頭”形式本身就是對固有形式的突破，具有審美價值，為了一個“無厘頭”鏡頭往往反復排練、拍攝，甚至不惜與演員、朋友鬧翻，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周星馳與作者有著相似的遭遇與個性。他七歲父母離異，失去父愛與呵護，生活的窘迫與苦難產生了極強的自卑心理。而周星馳的個性堅韌、要強，總是與現實處于尖銳的對立、對抗狀態。他要戰勝現實，這種願望本身就十分可笑，實施起來更加愚蠢。這就把自己與現實隔離開來，造成孤獨。而孤獨更加誘使自卑的個性與現實對抗，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戰勝現實，由于這種抗爭方式對現實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所以不是童話與寓言故事，又由于表現方式十分奇特，所以顯得滑稽、可笑。《大話西游》里的至尊寶，原是現實生活中山賊、無賴、混世魔王，然而，當至尊寶接受了到西天取經的重任以後，毅然放棄了世間的情愛與享受，收起了頑劣的個性與生活方式，異常堅定、果敢地去完成自己的神聖使命。他成就了英雄，卻失去了情愛與幸福，成了悲劇人物。《功夫》里的星同樣是一個可笑得掉渣的邊緣化的小人物，他幾乎就是無賴性格、心理與行為的大全，但他為了實現崇高理想，歷經磨難，不屈不撓，九死一生，終于學成如來神掌，成就英雄，當然也是悲喜混雜的英雄。《大話西游》與《功夫》的無厘頭之所以讓觀眾感到好笑，又被普遍接受，就是因為這種創新用一種無厘頭的方式表現了邊緣小人物的無奈與理想，觀眾從中看到的就是自己曾經有過的經歷與願望，同時，以悲喜劇的形式展現了成就英雄必須付出代價的生活真諦。

“外公”與“大橋女人”同樣揭示了個體存在的渺小與脆弱，命運被一種難以明說的力量操縱，展現人類在命運面前的無助與被動，作者通過人物在苦難面前的隱忍與抗爭，探索命運的謎底。主宰里下河人的命運的神秘力量往往具體化為戰爭、天災、政治運動與社會變革力量，人在這些力量面前就像被寒風裹挾的一片枯葉，對自己命運沒有絲毫選擇自由，只能在恐懼中接受，呈現無奈的悲涼。人物在孤獨中默默抗爭，而孤獨與痛苦反復循環，充斥她們的生命旅程。作者的悲天情懷在這種毫無結果的孤獨抗爭中突出表現，體現了對虛無的超越。“李大橋的女人”與“外公”在意識到人世悲苦無望之後，在理解了人生的哀痛之後，立足于現實，在生活與生命的細節上尋求生命的立足點與生存意義。他們清醒認識到欲望與現實永恆沖突與對立，于是執著于生存意義的尋找，無奈而下意識的追求一種模糊的形而上的超拔與解脫，這使小說產生一種逼向終極的品格。小說忠實而真誠地記述里下河人在苦難中掙扎的同時，思考如何在無法避免的苦難命運與抗爭中，孤獨的獲得救贖。生命的超越、情感的慰藉、靈魂的依托，是作者試圖解救筆下人物苦難而孤獨命運的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