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全

 

    最初接觸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是他的短篇小說《受戒》。題為“受戒”，其內容絕大與“受戒”無關，且結構散漫，創作體裁是小說而似散文，實屬一篇“復雜”的作品。

　　精讀由陸建華主編的《汪曾祺文集·散文卷》（選讀《文論集》、《小說集》部分經典之作）之後，更加發現，汪曾祺的創作，與他散文創作的結構風格、筆調韻致有著很緊密的聯系，換言之，他的文論可稱為“散文化文論”，小說則可稱“散文化小說”，自然也包括他的扛鼎之作《大淖記事》。

    正是由于他的小說、文論等創作得益于散文，所以通過閱讀他的散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他其他體裁的創作特色。我想，這是互為裨益，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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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人心浮躁”的社會里，人們做任何事情都帶有著很強烈的功利性，追求一種很直面的刺激，也只有這樣，他們才覺得他們的人生是經過風浪的，經得起考驗的。而汪曾祺並不這麼認為，他是一個“安于微小”，“安于平常”的人，他的性格、氣質，就決定了他的心態，那就是“平和”，所以，“平和”自然而然地成為他散文創作的一大特色。正如他自己說的，“我是生長在水邊的人，一個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經過了七十歲，對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個安于竹籬茅舍，小橋流水的人。”

　　這當然是一種境界，我們並不排除這種境界與他當時這個年齡階段有關，不過，他的作品的那種“平和”的心態，卻影響著讀者，包括年輕的一代。我認為，這種“平和”的心態在今天來說有著兩方面意義︰“平和”心態可以消解人心中凌厲躁動的情緒；不過，人人都安于“平和”，那也就沒有所謂的“突出”，“千篇一律”、“不思進取”的精神，同樣也是要不得。

     熟知汪老的讀者，就會知道，汪老這種“平和”心態，是前面一種意義的抉擇，主要針對“偉大主席毛澤東”時代的，在那些“狂亂的年代”里面，人們都崇奉一切偉大的東西，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汪老只好選擇甘于平凡，他在《泰山片石》留下這麼幾句對那個年代的他的心態的禪理性詮釋，“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十年間兩登泰山，可謂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進我的內部，我也不能外化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達到物我同一，山即是山，我即是我。”細細品味，你會覺得汪老很有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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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老之外的其他作家的散文集，沒有任何一部是筆者認真地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的，大抵厭煩于他們文字的精雕細琢，詞藻工于堆砌，讓人產生一種虛榮浮華的感覺。相反，讀汪老的作品，你會感到很親切，很塌實，甚至覺得，汪老就坐在你對面，跟你輕輕交談一般。這說明什麼？只能說明汪老的文字，是很平淡的。別人筆下很“神”的東西，到了他的筆下，一切都淡了，就像一汪清水，清澈見底。

　　文字的平淡，便成為了他散文創作的另一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們，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現他們。這結果就是淡。”平淡，在他看來，其實是一種寫實的筆調，他不喜歡用深奧的思維去塑造一個人物，也不喜歡用夸張的手法表現人們的生活，而是實實在在，用最貼近、最貼切的文筆，將他們平常般地收攏在自己的筆下，並且也沒有刻意去淡化他們。“化”是一個過程，汪老認為他的作品雖然“淡”，可是沒有“化”，畢竟，“我寫作，強調真實，大都有過親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寫作，我只能寫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說‘世間子兒女’”。（《七十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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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在《中華讀書報》指出︰“作家不是世界的審判官，應該是世界的情人，應該對世界充滿興趣，充滿愛。”因此，他的新書《尷尬風流》寫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可是，卻充滿了他對世界的“善意的理解”。看到這段文字，我不由地想起了汪曾祺在《我的家鄉》類似地這麼說過“……生活是充滿希望的。”

　　毋庸置疑，他們都是生活的贊歌者，他們對生活充滿了感情，充滿了謝意，生活給他們帶來了許多有趣的樂事，這些樂事，就是他們身邊瑣碎的小事，他們勇于取別人之所棄，擅長描寫生活的末端細節，展示生活原貌，倒過來把生活寫得充滿了愛意，充滿了希望，給人以振奮。

　　汪曾祺的散文集，正是由這樣的一篇一篇描寫生活的平常小事串連而成的。譬如《下水道和孩子》寫孩子們跑到修下水道的地方玩耍時那種天真、活潑、好奇、愉快的情狀，寫出了孩子們成長的故事。《故鄉的食物》列舉了汪老家鄉（高郵）的食物，並穿插了許多新鮮有趣的故事。所有的這些篇章，幾乎每篇都是寫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正是這些“不屑一顧”，卻恰恰成為他散文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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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過汪曾祺先生寫的《岳陽樓記》的人，都會毫無疑問地被他的才情、學問打動。人們只知道古代有個出名的範仲淹，寫了一篇著名的《岳陽樓記》，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是，又有誰知道，現當代有位不大出名的汪曾祺，寫了一篇可與範仲淹媲美的《岳陽樓記》呢？請看看當代著名作家鄧友梅先生是如何評價汪曾祺的，“真談起問題來，你才發現此人學問有真知卓見，寫作有獨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愛而不生煩。”（選自《漫憶汪曾祺》）與《岳陽樓記》的寫作一樣，有著厚重學問的還有他的《國子監》（堪稱得上一部“野史”，是一宗正統歷史以外的未見被載錄的珍貴史料）、《嚴子陵釣台》（以學者的身份考究了嚴子陵本人和釣台的關系，看得出汪老的古文底子是很扎實，治學很嚴謹）。

　　汪曾祺先生學問深，並且知識面廣，是可以從他的散文中一一看得出來的……

    他是一個書畫家。他懂得書法，自幼習得一手好字，又深諳各家的書律，鄧友梅先生稱贊“曾祺書法出名，首先是他寫得好……”（《再說汪曾祺》）。因為汪老的字寫得好，所以每每他出游，就會有人問他要字，他也非常樂意施贈。說到畫畫，水彩、洋畫、國畫，汪老都有這麼一手留著。他一生送出的字畫，用他自己的話說“記不清了”。《遙寄愛荷華》記載他送給聶華苓的一個小條幅，“畫的是一叢秋海棠，一個草蟲，題了兩句朱自清先生的詩︰‘解得夕陽無限好，不須惆悵近黃昏。’”《懷念德熙》中又雲︰“德熙不蓄字畫。他家里掛著的只有一條齊白石的水印木刻梨花，和我給他畫的墨菊橫幅。”他還著有《中國馬鈴薯圖譜》（毀于文革）、《口蘑圖譜》等。

　　汪老是一位民俗學家，《滇游新記》以游記的形式，寫出了傣族人民在民俗節日——“潑水節”活躍的氣氛。在《大等喊》里又寫到了傣族人民的飲食起居。在《昆明年俗》里更加列舉了昆明過春節的風俗習慣。他對于民俗的描寫，讓更多的人們了解我們國家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是很有意義的。

　　汪老是一位生物學家。一首《葡萄月令》（模仿詩經《豳風·七月》的結構形式）可以看得出汪老是如何熟知葡萄的生長、管理過程的。《花》、《人間草木》、《紫薇》等許多篇章，都是圍繞植物而展開的，很有新意，里面有些插入了古人經典的說法、有些直接述說自己的認知、有些添加了某些有趣的故事。他是很愛大自然的，這一點有點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曾說對一顆石子也懷有熱愛之情）。

　　汪老是一位飲食專家。他說他平時除了寫作之外，另一個便是做菜。因此，他是能燒得幾味好菜的“專家”。88年安格爾和聶華苓訪問大陸，在他家做客，他親自做了幾道菜，聶華苓吃得很開心，“連煮干絲的湯也喝的光光的。”《蘿卜》記載一位台灣女作家來京，要汪老做一頓飯，結果“她吃了贊不絕口”。他吃過得東西實在太多了，就像他送出去的字畫，實在“記不清了”。《湘行二記》中的“吃擂茶”、《鱖魚》、《故鄉的野菜》、《四方食事》、《昆明食菌》等等都是記載飲食的。作者寫飲食，其實寄予了他對年青人的厚望，“多積累一點生活知識。”“口味不要太窄了，什麼都要嘗嘗，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異地的食物。”

　　汪老同時還是一位詩人。每至靈感來臨，得大書特書。他平生寫了多少詩作，沒有統計，據在散文出現的，也不少，下面會做詳細地整理，在這就勿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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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是一位博學的人才，有著多重的身份。讀他的散文，就好比在讀一本小百科全書，是很有一樣的味道。然而，這與他的背景很有關聯。他的一生，有三個“故鄉”，一個是童年時代的江甦高郵，一個是青年求學時代的昆明，一個是他晚年工作、生活的北京，因此，不難發現，他的散文描敘的東西，總是離不開這個“三角關系”的影響。

　　童年的故鄉，尤使他難忘的是家鄉美麗的風景，故鄉的節日，故鄉的食物，于是才有了他對故鄉美好的回憶（《我的家鄉》、《故鄉的元宵》、《故鄉的食物》等）；青年的故鄉，提供了他奮發圖強，增長知識的環境（西南聯大），給他人生中青春的回憶（《泡茶館》、《跑警報》、《昆明的雨》、《翠湖心影》等）；晚年的故鄉，給了他“一點波折”才讓他的人生沒有那麼“過于平淡”，他的回憶便變得既是“出世”也是“入世”，反正一句，“隨遇而安”（《隨遇而安》、《胡同文化》、《香港的高樓和北京的樹》等）。

　　有學者指出，汪曾祺的散文，“回憶”性很強，而缺乏“前瞻”性。我們大可不必對這個觀點做出絕對的判斷。汪曾祺的散文，確實很大一部分散發出他對故鄉的追憶，那麼，到底他為什麼敘述如此多的回憶性題材呢？我想，這與我們文學尋根是有著某種密切的聯系的。八十年代之後，在對慘痛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批判的基礎上，興起了一股文學尋根的潮流。汪曾祺在這個年代發表的小說、散文，多取材于故鄉高郵地區舊市鎮的風俗民情，“有意開掘這塊古老土地岩層”，與世界文學對話（洪子城《中國當代文史》）．如果文學“尋根”的目的是為了與世界對話，又或者通過對傳統文化的關照，來借鑒西方文藝，並解決當代社會文學“貧困”的話，那麼這種題材本身就具有了某種“前瞻”性。

　　至于有些批評家認為這是“復古”的潮流，那就要切實聯系到“文學岩層”被開掘之後，是否改造了西方流入本土的現代的感受意識、形式、觀念，是否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出路別開生面或者另闢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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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景和寫人在汪曾祺散文里，並不亞于在他的小說中。也可以說，他的小說是散文化的小說，故把小說和散文連在一起看，除了有些多了個“情節”外，實在無異。寫景的散文中，堪稱“妙品”的要數《天山行色》，雖然作者開始就表明“行色匆匆”，可在他妙筆生花下，毫無“匆匆”之感，反倒有一種不能忘懷的感覺，筆墨所至，毫不吝嗇，把意境寫的開闊，清奇。其間亦詩興大發，作詩頗多。

　　至于寫人，他小說《受戒》成功塑造了小英子、小明子的形象，著實是他領悟到“要貼到人物來寫”“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樂”（沈從文語）。到了散文，不能像小說人物一樣虛構，畢竟都是真實的人，在他筆下的沈從文、朱德熙、金岳霖、老舍等等，都是有血有肉的實體，他把與他們過往的經歷感受，很真實地在他筆下描繪出來，對沈從文，他是很“尊敬”的，德熙是“懷念”的，金岳霖是“有趣”的，老舍是“屬于全國人民，首先是屬于北京人的”，這樣的描寫都是很真摯的，很感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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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說到了人物，不得不插入一些別樣的成分，來說說汪曾祺對沈從文的“尊敬”。

汪曾祺30年代末40年代初，受業于西南聯大沈從文老師。他曾說過，他一生受到兩位作家、作品影響最大，一個是屠格涅夫和他的《獵人日記》，另外一個就是沈從文和他的《沈從文選集》。汪曾祺之所如此尊重沈從文，不外乎沈從文人格品德和他的文學風格。沈從文自解放後，是一個一直受到打壓、排斥、“冷”待遇的作家（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對他的批判尤為激烈）。由于受到許多政治因素的干擾和影響，人們對沈從文本人，沈從文的作品有著一定的隔閡，這是可以理解的。

　　大膽正直的汪曾祺先生，率先站出來，為他的老師辯護，《一個愛國的作家》就是一篇最好的佐證。這篇散文（接近議論文）提出了人們大眾誤解沈從文的三個 “要害”，逐一批駁，最後得出結論，“沈先生小說的一個貫串性的主題是民族品德的發現與重造”。文章同時還肯定了他對文物工作做出的貢獻，“這（文物研究工作）和他的文學作品中的愛國主義是完全一致的。”

　　沈從文的氣質，汪曾祺是很了解的，“一是都對工作、對學問熱愛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為人天真到象一個孩子，對生活充滿興趣，不管在什麼環境下永遠不消沉沮喪，無心機、少俗慮。”所以，汪曾祺的氣質也就受到了沈從文的影響和傳承。（《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

　　汪曾祺目睹了沈從文的後半生，連同他的喪事，兩個字形容“樸素”。他尊敬沈從文，他理解沈從文，然而有一點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國度的人們怎麼就不能容下這顆小小的“愛國”的魂靈呢？當汪曾祺走近沈從文遺體時，“看著他，久久不能離開。這樣一個人，就這樣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作者哭了，筆者也哭了，所有熱愛沈老、汪老的讀者，都會哭的。好個“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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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的散文還很注重對精神實體的探尋。一方面他要求破除迷信，另一方面他要求重構民族品格。這兩方面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承。民族要振興，首先就要擺脫封建殘余的毒害。這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都能夠體現出來。

　　“五四”運動的精神傳統在汪曾祺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繼承。他力倡先進文明，反對落後愚昧。他寫《八仙》就是為了向封建迷信進行無情的鞭撻，他認為，“八仙在中國的民族心理上，是一個消極的因素。”因此要給予批判。又如他對封建管制下人們的愚昧進行極大的諷刺，“這些神是‘古帝王’造出來的神話，是謠言，目的是統一老百姓的思想，是‘神道設教’”（《城隍·土地·灶王爺》）。

　　對于民族品格的問題，汪先生一直都在探尋著，思考著。他跟他的老師沈從文一樣，對這個偉大的民族都是只有愛，沒有怨的，他對民族寄予了希望，飽含了贊美之情。他在《跑警報》里這樣熱辣辣地寫道︰“我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生于憂患，已經很‘皮實’了。對于任何猝然而來的災難，都用一種‘儒道互補’的精神對待之。這種‘儒道互補’的真髓，即‘不在乎’。這種‘不在乎’精神，是永遠征不服的。”這就是我們民族品格的最好的重現。

　　對于整個中華民族的思考，他也是很深入的。在《懸空的人》中，汪先生與黑人作家赫伯特交談，涉及到黑人在美國的歷史地位時，曾有這麼一番感悟，“一個人有祖國，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傳統，不覺得這有什麼。一旦沒有這些，你才會覺得這有多麼重要，多麼珍貴。”他凝重地提醒我們，要用真心去珍視、愛護自己的民族。可見他自己對民族的高度的關注與重視。這也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的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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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楊劍龍博導在一個學術講座上，曾用三個“悖論”來簡括現當代文學史，其中一項是“典雅與通俗的悖論”。是的，在我們現當代文學史中，“雅”文學和“俗”文學既有爭斗，也有磨合，是一對突出的“矛盾體”。歷史，正是從這樣的“矛盾”車輪上不斷向前推進。

　　倘若硬要給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套個名頭，那我會毫不猶豫地設計為“雅中帶俗”或者“雅俗共存”的文學。他的散文都不會一雅到底或者一俗到底。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賞頭”，普通百姓自有普通百姓的“看頭”。總之，他的作品就是那麼“不落窠臼”，百看不厭，百看常新。當踫到學術性問題的時候，汪先生采取的是嚴謹的治學態度，親自動手翻閱大量文獻、典籍進行考究，可從他鋪陳“國子監”、“棧”、“呼雷豹”等的歷史或者來由便可知曉，這些都是不乏“雅”的表現。知識分子要是讀了，會稱贊那是很有學問的。

　　汪先生的個別用字是很挑逗的，如“翠湖的柳樹真是綠得好像要滴下來。”又如，寫客人為了吃東西後少報錢數，把碟子扔到湖水去，盡管算賬的堂倌發現數目少了，然而“提著大銅壺用‘鳳凰三點頭’手法為客人續水時也從不拿眼楮‘賊’客人。”再如他在《蘿卜》中寫道，“蘿卜一把一把地碼著。”這些個“滴”、“賊”、“碼”的用法，看來似乎是作者的獨創，雖生僻，可讓人很容易理解到它的意思，而且又非常形象，感覺就更加親切些。我想，這便是汪先生“俗”的傾向表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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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學者、教授楊鼎川在九四年訪問汪曾祺先生，曾這樣問，“我想同陸建華先生聯系一下，或者同出版社聯系，如果他們同意編一個您的研究專集，您有什麼意見？”汪老回答不同意，原因，“我這個人沒什麼研究頭，不值得，我這是很真誠的，不希望有人去寫研究我的書”。

　　不管怎麼樣也好，這本書（汪先生的散文集著作）還是出來了。汪曾祺散文集收到的效果，正如楊鼎川當年預料的那樣，營造了一種“精神境界”、“精神向度”，這在社會上得到了公認。

　　其實，早在90年，汪曾祺儼然對自己在文壇的位置作了自我定位，他是一個“不開風氣不為師”的作家，他還告誡青年作家們，“第一，不要學任何人。第二，不要學我。”他還衷心敬告青年們，創作“不要過早地歸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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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先生逝世將近十年了。

　　由于他是餃接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特別的作家，因此，在這些日子里，他的小說，他的散文，他的文論，甚至他的詩歌，都受到了社會、學界的相關重視。

    人們都注重去挖掘他在創作中寄托著人世間的一種和諧、寧靜、美麗的境界。他那種“水的創作風格”和樸實平淡的筆調，更加拉近了作家、作品、讀者三者之間的關系，讓人感覺很親切、很溫馨，也洋溢著“人道主義”、“人文主義”的情調。

　　拜讀他的散文，可以陶冶讀者的性情，也讓讀者那顆為塵世奔碌而疲憊不堪的心靈，得到一宿的安寧和慰藉。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出汪老先生散文的真正價值！

    最後，筆者還是引用汪曾祺先生的人生境界作為結尾，“人總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實證自己的存在，切實地掂出自己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