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政

    現在，對散文說什麼的都有，但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提及散文的“知性”，所謂“知性”就是指認知作用，因為和其他文類相比，散文與我們的客觀世界保持著更為密切與同一的關系。我們有理由從中獲得知識，感知世界。可能是傳播知識的途徑與功能現今更多地由其他工具來承擔吧?因為在古代，即使是詩歌，知性也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這只要翻翻《詩經》就可以明白，所以，孔子在說了“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之後還不忘強調一句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至于散文就更不用說了，以至形成了“博物”的傳統，讀了費振鐘的《懸壺外談》，首先感到的就是這個傳統。在江甦年輕一輩的批評家中，費振鐘大概是對國文之類較有興趣的一個，也是對中國文人性情理解得比較透徹的一個。近幾年，在批評之外，他于散文隨筆領域耕耘頗勤，一出手就見出了格調，優如、散淡、質樸而又像陳年黃酒般醇厚綿長。《懸壺外談》是很地道的一本隨筆集，這是一本談中醫的文字，作者從陰陽五行說到經絡，從治病說到養生，從官方醫局談到民間游醫，從黃帝內經說到鄉村醫諺，有正史，有傳說，有故事，奇花異草，趣聞掌故，讀後確實開人眼界，長人見識，啟人心智。當然，將《懸壺外談》看作知性散文，絕不是說它止于知性，事實上，包括傳統的博物類文字，其所以有別于“科學”而能入審美之殿堂，正是因為在知性之外還有藻繪、有見識、有韻致。《懸壺外談》對許多中醫上的關節與疑點，作者也確實未給我們確切的說法，倒是浸潤其間的作者的感喟與發問、想象與描繪時時讓人于中醫的技術層面之外領悟到另一番精神與趣味。比如作者在常人論醫的不經意處拎出一個話題《老處方》，而所論又絕不是這些處方的醫療價值，而是它的形式︰“中醫處方上的字，不同于平常人的地方，還在于字里面有一種醫人的特有的氣息︰溫和、沉靜、中庸、內斂，這不是一個人的風格，而是共同的內心氣象。字有風格容易，有氣象難。中醫從來沒有把他的字當作書法，他只是書幾個、幾十個藥名而已，但他們內心自有一種傳統的中醫精神和氣韻法度，多少年來，寫著寫著，它們就浸潤到字里去，成為特有的‘中醫書法’了。”這是一個例子，但也是一種眼光，費振鐘談中醫，就是這般的醉翁之意既在乎酒，又在乎山水之間。

    如果說《懸壺外談》是一本有趣的書，多少寫得別致輕靈的話，那麼《墮落時代》則要沉重得多。作為上海東方出版中心“閱讀大時代”系列散文的一種，其文體大抵也可以算做“大散文”。費振鐘將明代作為自己集中思考的對象，將明代的文人置于自己思想解剖刀下的想法，也許已經存在好多年了，在寫作專著《江南士風與江甦文學》時期，費振鐘就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文化作了極為深入的研究，早已在“義理”與“考據”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其後的文化批評則使這一可能成為現實。對歷史的回望總是因為現實的激蕩，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墮落時代》的敘述興趣、敘述立場與深藏其中的價值取向。

《墮落時代》可以算作一部斷代的專題史，又由于新史學方法的勃興和當代散文文體的寬容，使得費振鐘可以以感性的方式、想象的方式去復活當時的歷史，再現當時的人物與事件，包括物景與細節。當然，費振鐘並不想向讀者全面提供中晚明文人的生存全卷景，更不願四平八穩地作貌似公允之論，他只想揭明“明代中葉後文化危機和處在這一危機之下的文人生命的頹敗”，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墮落的時代，生當此時代，文人們失去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無論是學者還是名士，無論退居草野者，還是仕于廟堂者，都在一種強烈的末世感中懷著拋向文化深淵的驚懼。”因此，費振鐘一方面在作品中對那個時代的專制政治和專制政治下“強勢者對弱勢者的思想迫害和誅殺”作了深刻的揭露，比如，他曾這樣對比顏山農與他的對手︰“作為顏山農的思想敵人，道德君子們從來都不屑與顏山農進行正面交鋒，他們後面有強大的官方意識形態的支持，只要依據道德律令，宣布顏山農乃破壞綱常禮法的小人，就可以人人得而誅之。”同時，他還勾勒了“思想在民間”的特殊的學術圖譜，再現了在專制時代李贄等啟蒙思想者桀驁不馴、狂放不拘的偉岸姿態，他比李贄為“十六世紀末中國的尼采”，他借徐渭問道︰“徐文長詩文藝術的絕大成就，幾乎都是在得了狂癥以後創造的，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奇跡，也無疑是一個巨大的疑問，難道一個時代的文學藝術巨子，就必定要以這種瘋狂的人生形式才能夠誕生?”而另一方面，也是全書的著力所在，是對那一特定時期的文人階層的批判。說實話，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對那個時代既定的看法，尤其是，一旦揭去史學教科書中有關思想解放、個性解放與早期啟蒙等等的概念包裝，看到的是一幕幕文人無奈、無行與無恥的悲劇和鬧劇。我們看到“性靈”中人袁小修是怎麼不能忘情懷于功名的，看到了學藝雙絕的董其昌是如何橫行鄉里、構陷仕人的，看到了秉筆修史的王士貞是如何不能超越私心而借史“殺人”的，看到了談禪論道、秀骨清相的紫柏禪師是如何為名聲所累的，更看到在正義的旗幟下文人的幫派之爭，黨同伐異……，浪漫的文人風貌在費振鐘的筆下不復存在。是的，明代文人也曾給人卓爾不群的印象，他們狂，瘋，但真正如李贄、徐渭的可謂鳳毛鱗角，所謂瘋、狂不過是名聲的引子，生存的裝飾，費振鐘對明代出“異人”的說法的理解是，“它們的真實性似乎更應該出自對那個時代文人異化本質的認識”。因此，一切的一切都應該重新估價，談道說性，其實“正是一個失語時代必然產生的現象”，“就在他們為自己的語言智慧洋洋自得時，思想已經從他們身邊悄悄走失了。”與之相應，被周作人等一再稱道的所謂諧謔與幽默等等，不過是“擁有智力的文人思想能力的削弱，精神視度的退縮”。而那些“不辭小讓”、“縱情娛性、極盡物欲之樂”的生活方式，不過是文人們絕望中自以為是的“解藥”，這藥“非但不能解去身上的痛楚，反而更加加劇廠他們個人性命的墮落。”書中對道德主義的質疑尤其精湛，這本來是被正史和通行說法大加旌揚的地方，也是明代文人沉溺于聲色犬馬之外的一個亮點，費振鐘卻通過一個個典型案例的分析指出，明季士大大似乎具有共同的“政治受虐傾向”，在高揚的道德旗號下的是“反常的心理行為”和“性格”，由于根本無法彌合現實與個體以及個體自身的巨大裂隙，在哪怕前赴後繼的“文諫死”的背後是“集體性的‘政治失節’”。費振鐘由此引出兩個發人深省的問題，一方面，“本來在一個以道德價值為中心的社會里，土大夫文人在個人修養範圍內恪守道德原則是很正常的，可是一旦他們出于政治需要，用道德要求來代替政治原理和操作，那麼情況就不正常了”。另一方面，必須質疑“那些把道德攻訐作為全部事業的攻訐者的意識形態動機。一個王朝政治上的衰落，被證明是在道德主義思潮下出現的，那麼我們需要追問的就不是這些拼命維護道德律的人做了些什麼，而是為什麼要這樣做”。梳理到這里，我們已經有一種莊生夢蝶不知今古的感覺了，傳統是強大的，歷史是連續的和互文的，以此檢討中國當今的文化時尚，尤其是塵土飛揚的知識分子生活，誰能對明季士大夫的墮落永遠保持一種平和的隔岸觀火的心境呢？

明時的酒杯澆的是今日的塊壘，《墮落的時代》體現的正是如此的現實關懷與人文追問。我想，具有如此情懷與心智的人永遠不會輕松，即使偶爾輕松了。但在那輕松的背後，也會有著一份挺有分量的心靈。以這份心靈看世界，目光所及，筆墨所觸，皆成一派有我之境。我們回頭再看《懸壺外談》這樣的博物文字，若仔細讀過去，在格物與藻繪之中依舊時時會有讓人凜然的東西，比如，費振鐘認為《神農本草》開創的以草為本的中醫植物藥體例“不該單單成為後來的科技性範本，它的立意正是從生活的本原，通過人與草的生存關系，確定了一種人本主題”。而中國人對藥石的愛好體現的則是對人與自然的諧和關系的追求，而將生命與四時聯系起來，將養生與我們日常之物聯系起來更是人們的一種獨特的生命理念，他通過對一些中醫史的爬梳，批判了將中醫神秘化的觀念，對宋代以來官僚機構、意識形態以及學術門戶之見給中醫發展造成的傷害有說不出的厭惡而堅持道在江湖、醫在民間的思想，對那些將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民間醫人，總是不惜筆墨，投去相當的欽佩。費振鐘認為，“不能忘記醫之至道在人這一醫人奉行不二的處世準則”，因為這是上古聖人“用仁愛之道濟萬民”的傳統，因此，費振鐘對中醫理論提出這樣的疑問︰“這些把《傷寒論》當作‘六經’誦讀的人，是否除了醫學之外，還讀出張仲景身上對于人類苦難的體驗，以及從苦難體驗中濾析出來的對人的深邃認識和深沉關懷?”如此這般，在不知不覺中，一股蒼涼感喟與悲天憫人于字里行間氤氳開來。

    流轉的是水一樣的文字，不轉的則是山一般的情懷，或博物，或讀史，或靈動，或沉滯，要緊處全在“風骨”二字，這就是費振鐘的輕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