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政

    现在，对散文说什么的都有，但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提及散文的“知性”，所谓“知性”就是指认知作用，因为和其他文类相比，散文与我们的客观世界保持着更为密切与同一的关系。我们有理由从中获得知识，感知世界。可能是传播知识的途径与功能现今更多地由其他工具来承担吧?因为在古代，即使是诗歌，知性也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只要翻翻《诗经》就可以明白，所以，孔子在说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后还不忘强调一句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至于散文就更不用说了，以至形成了“博物”的传统，读了费振钟的《悬壶外谈》，首先感到的就是这个传统。在江苏年轻一辈的批评家中，费振钟大概是对国文之类较有兴趣的一个，也是对中国文人性情理解得比较透彻的一个。近几年，在批评之外，他于散文随笔领域耕耘颇勤，一出手就见出了格调，优如、散淡、质朴而又像陈年黄酒般醇厚绵长。《悬壶外谈》是很地道的一本随笔集，这是一本谈中医的文字，作者从阴阳五行说到经络，从治病说到养生，从官方医局谈到民间游医，从黄帝内经说到乡村医谚，有正史，有传说，有故事，奇花异草，趣闻掌故，读后确实开人眼界，长人见识，启人心智。当然，将《悬壶外谈》看作知性散文，绝不是说它止于知性，事实上，包括传统的博物类文字，其所以有别于“科学”而能入审美之殿堂，正是因为在知性之外还有藻绘、有见识、有韵致。《悬壶外谈》对许多中医上的关节与疑点，作者也确实未给我们确切的说法，倒是浸润其间的作者的感喟与发问、想象与描绘时时让人于中医的技术层面之外领悟到另一番精神与趣味。比如作者在常人论医的不经意处拎出一个话题《老处方》，而所论又绝不是这些处方的医疗价值，而是它的形式：“中医处方上的字，不同于平常人的地方，还在于字里面有一种医人的特有的气息：温和、沉静、中庸、内敛，这不是一个人的风格，而是共同的内心气象。字有风格容易，有气象难。中医从来没有把他的字当作书法，他只是书几个、几十个药名而已，但他们内心自有一种传统的中医精神和气韵法度，多少年来，写着写着，它们就浸润到字里去，成为特有的‘中医书法’了。”这是一个例子，但也是一种眼光，费振钟谈中医，就是这般的醉翁之意既在乎酒，又在乎山水之间。

    如果说《悬壶外谈》是一本有趣的书，多少写得别致轻灵的话，那么《堕落时代》则要沉重得多。作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阅读大时代”系列散文的一种，其文体大抵也可以算做“大散文”。费振钟将明代作为自己集中思考的对象，将明代的文人置于自己思想解剖刀下的想法，也许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在写作专著《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时期，费振钟就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文化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早已在“义理”与“考据”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其后的文化批评则使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对历史的回望总是因为现实的激荡，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堕落时代》的叙述兴趣、叙述立场与深藏其中的价值取向。

《堕落时代》可以算作一部断代的专题史，又由于新史学方法的勃兴和当代散文文体的宽容，使得费振钟可以以感性的方式、想象的方式去复活当时的历史，再现当时的人物与事件，包括物景与细节。当然，费振钟并不想向读者全面提供中晚明文人的生存全卷景，更不愿四平八稳地作貌似公允之论，他只想揭明“明代中叶后文化危机和处在这一危机之下的文人生命的颓败”，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堕落的时代，生当此时代，文人们失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是学者还是名士，无论退居草野者，还是仕于庙堂者，都在一种强烈的末世感中怀着抛向文化深渊的惊惧。”因此，费振钟一方面在作品中对那个时代的专制政治和专制政治下“强势者对弱势者的思想迫害和诛杀”作了深刻的揭露，比如，他曾这样对比颜山农与他的对手：“作为颜山农的思想敌人，道德君子们从来都不屑与颜山农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后面有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只要依据道德律令，宣布颜山农乃破坏纲常礼法的小人，就可以人人得而诛之。”同时，他还勾勒了“思想在民间”的特殊的学术图谱，再现了在专制时代李贽等启蒙思想者桀骜不驯、狂放不拘的伟岸姿态，他比李贽为“十六世纪末中国的尼采”，他借徐渭问道：“徐文长诗文艺术的绝大成就，几乎都是在得了狂症以后创造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疑问，难道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巨子，就必定要以这种疯狂的人生形式才能够诞生?”而另一方面，也是全书的着力所在，是对那一特定时期的文人阶层的批判。说实话，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那个时代既定的看法，尤其是，一旦揭去史学教科书中有关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与早期启蒙等等的概念包装，看到的是一幕幕文人无奈、无行与无耻的悲剧和闹剧。我们看到“性灵”中人袁小修是怎么不能忘情怀于功名的，看到了学艺双绝的董其昌是如何横行乡里、构陷仕人的，看到了秉笔修史的王士贞是如何不能超越私心而借史“杀人”的，看到了谈禅论道、秀骨清相的紫柏禅师是如何为名声所累的，更看到在正义的旗帜下文人的帮派之争，党同伐异……，浪漫的文人风貌在费振钟的笔下不复存在。是的，明代文人也曾给人卓尔不群的印象，他们狂，疯，但真正如李贽、徐渭的可谓凤毛鳞角，所谓疯、狂不过是名声的引子，生存的装饰，费振钟对明代出“异人”的说法的理解是，“它们的真实性似乎更应该出自对那个时代文人异化本质的认识”。因此，一切的一切都应该重新估价，谈道说性，其实“正是一个失语时代必然产生的现象”，“就在他们为自己的语言智慧洋洋自得时，思想已经从他们身边悄悄走失了。”与之相应，被周作人等一再称道的所谓谐谑与幽默等等，不过是“拥有智力的文人思想能力的削弱，精神视度的退缩”。而那些“不辞小让”、“纵情娱性、极尽物欲之乐”的生活方式，不过是文人们绝望中自以为是的“解药”，这药“非但不能解去身上的痛楚，反而更加加剧厂他们个人性命的堕落。”书中对道德主义的质疑尤其精湛，这本来是被正史和通行说法大加旌扬的地方，也是明代文人沉溺于声色犬马之外的一个亮点，费振钟却通过一个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指出，明季士大大似乎具有共同的“政治受虐倾向”，在高扬的道德旗号下的是“反常的心理行为”和“性格”，由于根本无法弥合现实与个体以及个体自身的巨大裂隙，在哪怕前赴后继的“文谏死”的背后是“集体性的‘政治失节’”。费振钟由此引出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一方面，“本来在一个以道德价值为中心的社会里，土大夫文人在个人修养范围内恪守道德原则是很正常的，可是一旦他们出于政治需要，用道德要求来代替政治原理和操作，那么情况就不正常了”。另一方面，必须质疑“那些把道德攻讦作为全部事业的攻讦者的意识形态动机。一个王朝政治上的衰落，被证明是在道德主义思潮下出现的，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就不是这些拼命维护道德律的人做了些什么，而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梳理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一种庄生梦蝶不知今古的感觉了，传统是强大的，历史是连续的和互文的，以此检讨中国当今的文化时尚，尤其是尘土飞扬的知识分子生活，谁能对明季士大夫的堕落永远保持一种平和的隔岸观火的心境呢？

明时的酒杯浇的是今日的块垒，《堕落的时代》体现的正是如此的现实关怀与人文追问。我想，具有如此情怀与心智的人永远不会轻松，即使偶尔轻松了。但在那轻松的背后，也会有着一份挺有分量的心灵。以这份心灵看世界，目光所及，笔墨所触，皆成一派有我之境。我们回头再看《悬壶外谈》这样的博物文字，若仔细读过去，在格物与藻绘之中依旧时时会有让人凛然的东西，比如，费振钟认为《神农本草》开创的以草为本的中医植物药体例“不该单单成为后来的科技性范本，它的立意正是从生活的本原，通过人与草的生存关系，确定了一种人本主题”。而中国人对药石的爱好体现的则是对人与自然的谐和关系的追求，而将生命与四时联系起来，将养生与我们日常之物联系起来更是人们的一种独特的生命理念，他通过对一些中医史的爬梳，批判了将中医神秘化的观念，对宋代以来官僚机构、意识形态以及学术门户之见给中医发展造成的伤害有说不出的厌恶而坚持道在江湖、医在民间的思想，对那些将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民间医人，总是不惜笔墨，投去相当的钦佩。费振钟认为，“不能忘记医之至道在人这一医人奉行不二的处世准则”，因为这是上古圣人“用仁爱之道济万民”的传统，因此，费振钟对中医理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把《伤寒论》当作‘六经’诵读的人，是否除了医学之外，还读出张仲景身上对于人类苦难的体验，以及从苦难体验中滤析出来的对人的深邃认识和深沉关怀?”如此这般，在不知不觉中，一股苍凉感喟与悲天悯人于字里行间氤氲开来。

    流转的是水一样的文字，不转的则是山一般的情怀，或博物，或读史，或灵动，或沉滞，要紧处全在“风骨”二字，这就是费振钟的轻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