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 仲 明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相對于文學作品的豐富多彩，文學批評是枯燥而晦澀的，經過某些被批評所激怒過的作家的憤怒和調侃，文學批評家的角色也似乎被定位在敏感偏激、鋒芒畢露的個性上。其實，這些都是對于文學批評的極大誤解。真正的文學批評是深刻睿智而又真誠和諧的，它也許並不完全排除尖銳和憤激，但內在蘊涵的是優雅的人文氣質與執著的藝術熱情。一名優秀的文學批評家可能不直接從事創作，但他思想的穿透力和對藝術的感悟力，絕對不讓于一位優秀的專職作家，只是他需要比作家更多一些理性，卻可以少一點耐性而已。這樣的批評家是文學的牛虻，是作家和讀者的知己朋友，他們共同推動著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學的發展。像中國古代的劉勰、丹麥的勃蘭兌斯、俄國的別林斯基，都是這樣的批評家。
還需要說明的是，真正優秀的文學批評並不單調枯燥，而是具有自己獨特的美學魅力。它蘊涵有敏銳的思想和尖銳的針砭，同時也可以包含流暢的思緒、優美的結構和賞心悅目的文字。它是在邏輯、理性的世界里跋涉，同時也是在美的天空里遨游。像《文心雕龍》、《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一瞥》這樣的著作，就既是精闢的文學批評，又完全可以當做文學作品來欣賞。
汪政、曉華的文學批評就體現出真正文學批評的特色。從1979年發表第一篇文章至今，這一對伉儷批評家已經在中國文學批評的舞台上馳騁二十多年了。經歷了這麼多年文壇風雨的洗禮，經歷了數百篇批評文章的磨礪，他們伴隨著中國文學走過了二十世紀最後、也是最璀璨的二十年，見識了文壇潮流的幾度幻變，一代代作家的風起雲涌，也同時在文學批評界留下了自己頗為引人注目的身影。這一身影的最大特征是︰美麗。
美麗首先與他們所持的批評方法和批評視點有關。當前的文學批評有多種方法，社會的、哲學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不一而足。對此，汪政、曉華持的是寬容而開放的態度︰“毫無疑問，批評不可避免、有時甚至是主動地與相鄰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發生聯系，並選擇合適的學術視角進行表述，一旦如此，批評就必然顯示出它的社會性與傾向性，有時，甚至表現為尖銳的對抗性。”他們也嘗試和應用過多種批評方法，但批評的重心卻始終放在對文學本體，也就是對文學形式美的關注上。早在1987年，他們就以一篇《敘述與呈現》獲得當年度《批評家》雜志的優秀論文一等獎，引起人們的矚目，此後又發表《馬原的小說操作》、《獨白，一種新的文學傾向》等多篇論文，在對馬原、余華等新潮作家的小說文本進行細致剖析和明確肯定的同時，更對小說的敘述理論問題進行了探究。這些從技術美學角度出發的批評文字，直接影響著八十年代中後期“先鋒文學”的崛起和繁榮，也為中國文學徹底擺脫往昔的沉重政治陰影，回歸自我本體，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們盡管在八十年代時還不到三十歲，卻已迅速在中國文學批評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進入九十年代後，汪政、曉華依然沒有放棄對文學形式美的關注，在這一園地中收獲了豐富的果實。在對“漢語小說”展開的系列論述和《有關長篇小說創作的斷想》、《慣例及其對慣例的批評》等論文中，在對王安憶、賈平凹、閻連科等作家的評論中，他們發揮著自己藝術感悟敏銳的特長，深入到文學形式美的深處，繼續著對小說敘事技巧等問題的探索。與此同時，他們還發表了不少對各種優秀文學作品的精彩鑒賞文章，以情文並茂的形式，傳達著他們對于美的熱愛，也奉獻著優美的文學篇章。
在文學批評普遍地寫得枯澀，批評家將更多的目光給予了文學之外的當下文壇中，汪政、曉華執著于美的精神顯示了特別的價值，也真正實現了在商業時代對文學批評的守望因為說到底，文學批評是不可能離開對文學本身，是不可能離開對美的關注的。甚至可以說，文學所賴以生存的依托就在文學本身，它的惟一使命就是促進文學的發展和繁榮。如果有朝一日文學批評都寫得像哲學論文一樣深奧晦澀，在文學批評中都只能看到社會文化分析而沒有文學美的賞析，那將肯定是文學批評的末路而絕對不是光榮。
與給予文學美特殊關注的批評方式相關，汪政、曉華對具體的作家作品進行批評時，也多關注作家的藝術趣味，側重從藝術上來剖析他們的成績和得失，發現和鼓勵他們的藝術追求。甚至也許是應了“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老話，汪政、曉華對文學形式美特別關注的特點還影響到了他們對于批評對象的選擇遍觀他們所重點批評過的作家︰阿城、王安憶、汪曾祺、馬原、余華、賈平凹、畢飛宇，幾乎每一位都是特別著意于文學美，在小說技巧方面有獨到的追求。也正是在對這些作家的批評中，汪政、曉華對文學美的發掘和鑒賞能力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體現。
方法密切關聯著美，批評本身更體現出美麗的豐采。
外觀的美是汪政、曉華批評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汪政、曉華的文章寫得漂亮，已是批評界的共識。我想重點談談他們的語言美。早在九十年代初他們的第一本評論集《涌動的潮汐》出版時，批評家雷達就曾充分肯定他們“文風質樸，明白曉暢”，在這之後，他們的批評語言又有新的進境，形成了自然流暢又典雅質樸的美學特點。汪政、曉華的文學批評文章非常好懂，即使是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初，批評界正盲目套用西方理論，文字表達以晦澀拗口為榮的時候，他們用的也是明白簡潔的語言，準確清晰地傳達著自己的聲音。但簡潔不等于簡單，明白更不等于平淡，在他們的簡潔和明白底下，蘊涵著頗為深厚的文字功力，體現著他們對批評語言藝術的執著追求。
最能體現這一特點的是在《讀書》上發表的《老年的風景》一文。這是一篇論孫犁新時期散文的文章，視角獨特，語言更清新樸素，又特別的準確細致，孫犁的散文藝術特點被表現得縴毫畢現，孫犁的心理世界也清晰可辨，完全達到了批評者和評論對象的高度融合︰這既是一篇對孫犁優美散文的評論，同時本身也構成了一篇優美的賞析散文。新近發表的《論王安憶》，也具有相當精彩的文字美。文章的篇幅雖然長達近三萬字，但卻絕無冗長之感，在對王安憶二十余年創作的整體描畫中，表現出對王安憶其人其文的深切感悟，傳達著王安憶不同時期藝術作品的卓越豐姿。批評語言的美麗精當，能使人自然遺忘理論話語所產生的障礙，順利地傳達批評者的思想，汪政、曉華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們成功地擁有了一種思辨語言的獨特優美。
精神的美是汪政、曉華文學批評更突出的美麗所在。這首先體現在他們對于文學批評特別執著的敬業精神上。如同任何一個行業一樣，敬業精神是一個文學批評家最基本的素質，只有尊重自己的批評事業，才能夠認真地對待對每一位作家、每一篇作品的批評工作，才能夠公正、準確地品評每一個批評對象，實現揚善貶惡的批評目的。然而，這一點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並不輕松，它需要有批評家的正直人格和對文學的執著熱愛為堅強後盾。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金錢的魔力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時風所染，文學批評也受到很大的影響。這其中不乏各種各樣的“吹鼓手”和“抬轎人”，甚至有人專門趕場，借媒體力量炒作、吹捧一些新名詞與新作家，以批評的尊嚴換取人情、物質和金錢。也有各種各樣的“酷評”批評家，反吹捧之道而行，專與名人商榷，劍走偏鋒，不求準確客觀但求一鳴驚人，以嘩眾取寵之態合謀于商業文化。這樣的結果，是一些人借“批評”之名揚名立身，批評和批評家卻逐步失去了往日文學界給予它的尊重和信任。
汪政、曉華的批評構成著對這種風氣鮮明的對立。他們的文學批評，有激動的贊美，也有嚴肅的否定，但從中我們只能看到對文學本身的關注，看不到任何文學之外因素的羼雜。其中沒有無原則的吹捧或有意的打壓，更沒有盛氣凌人的態度和諂諛獻媚之舉。正因為如此，他們在對大作家的批評中，不怯于否定，對待默默無聞的小作家，也不吝惜夸贊，不吝于去發現優點。汪政、曉華的這種批評方式與時風相悖，也可能會“冒犯”一些作家，但它卻是對于文學批評真正的維護和尊重。也正因為這一點，汪政、曉華雖然一直沒有依靠“炒作”而突然暴得大名，卻始終被批評界所認可，被作家和讀者所信賴。
批評的敬業，還需要真誠和理解的輔助。因為在文學的生產場中，批評所處的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中介環節，它需要正確地理解作品，挖掘出作品中的潛在涵義和價值，為讀者指點迷津，為文學引領潮流。所以，優秀的文學批評必須是以真誠的態度深入作品，體貼入微，將心比心，細致體察作家思想和作品藝術的深邃微妙，真實地表達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汪政、曉華的許多批評就是如此，它們的觀點往往平和而有個性，敏銳而不失溫文，方法更是落到實處，從每一個具體的問題入手，仔細而真誠。所以，它們不只使人感到思想的警醒，更能使人感受到一種理解的溫情。像《人到中年和文到中年》和《互補的青年意識》，分別批評的是高曉聲等八十年代中年作家和甦童等青年作家，批評者完全將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到被批評對象當中，對人物思想和情感的細致揣摩和真切體會，深入到了作家的內心世界和作品的核心中，其中雖然也有批評和否定處，但可以體會到批評者的觀點是發自內心，其峻切和執著使人感動，那些以理解和真誠為前提的結論也使人信服。
如果說敬業是批評的基礎，理解是批評的核心，那麼創新就是批評的生命。正如人們所說的“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文學作品的特點和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含蓄多義。文學批評的水平和價值也一定程度上體現在這里。只有目光敏銳，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只有立論新穎，發他人所未發，才能給人以啟迪和教益，煥發出思想的光芒。這樣的批評才能被稱作是真正的文學批評，也才能堪稱批評的美麗。
汪政、曉華在這方面表現了深刻的自覺，也具備了相當的實力。前面提到的形式探索的創新處自然非常突出，其實，在主題和文化批評方面，他們也經常閃現出思想的靈光和新穎的魅力。如《新寫實與小說的民族化》，批評的是當時正熱門的新寫實小說，許多人正對新寫實小說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和“零度情感”、“平面視角”等創作特點給予充分的關注，但他們獨闢蹊徑，選擇了“民族化”這一角度，其結果不只是使人們看到了新寫實小說的內在淵源，也深化了人們對這一創作的理解，體現了獨特的批評效果。再如《老年的風景》一文，從老年心態角度切入孫犁的文學創作，將人和文巧妙地結合起來，可以說是真正做到了“知人論世”，所以，文章既透闢地揭示了孫犁新時期散文的創作特點，更描畫出了一個經歷“文革”磨難之後真誠、善良而又不無脆弱的孫犁形象。可以說，在對孫犁散文進行專論的文章中，這是我迄今為止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篇。
創新批評的高峰是批評家的自主性和理論的原創性。早在八十年代後期，汪政、曉華就明確意識到對文學自主性的追求︰“作為文學成熟後的自我反思，批評就是批評，它不應跟在創作的裙裾之後亦步亦趨，而應跟創作同步前進，批評有其自身的任務，那就是運用包括創作實踐在內的人類的‘存在’來演繹自己對社會、對人生、對藝術的看法。”因此，他們特別推崇英國批評家王爾德的理論︰“最高的批評的真正本色，是其人自己的靈魂的記錄”，“評論是創作的創作”，“是一個人印象最純潔的形式，它的表達方式比創作更富于創造性。”在他們的批評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追求自己主體風格的批評軌跡。
在八十年代批評“先鋒文學”時，他們對當時的文學創作潮流表示了積極的介入和引領，對于創作潮流中出現的某些偏向，他們也進行了敏銳的批評和剖析。像《漫說敘述與描寫》一文，就以高屋建瓴的角度闡述了敘述與描寫這兩種最重要的小說藝術手法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變遷和得失，對當時一些作家創作中出現的盲目追求敘述而輕視描寫的現象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批評，表現出強烈的批評主體風格。九十年代的《給現實主義提個醒》也是一樣。當時正是“現實主義沖擊波”興盛之時，但他們卻沒有趨附時世，而是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批評態度。他們將“沖擊波”的創作與傳統現實主義精神進行了細致的比較，辨析了二者之間的差別和距離，其中不乏精闢和獨到之見。再如《我們距布拉格有多遠》，立足于文學又超越出文學，對當代知識分子（作家）的精神人格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其思路審慎而深遠，充分體現出思想的魅力。
在《新生代︰我們知道多少》這篇文章中，我們更可以看出汪政、曉華文學批評的自主風格，也充分顯現了他們既平和又不乏個性的批評特點。這篇文章發表時，正是新生代作家引起廣泛爭議的時期。汪政、曉華一方面為新生代正名，不掩飾自己對他們創作的好感，但同時又不將自己的觀點強加在別人頭上，而是主張立足于寬容和理解，從作品實際出發來對待這些作家。其客觀冷靜、不偏不倚的態度，與當時許多偏激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顯示了批評的真正價值。
主體個性的深遠處就是思想的原創。汪政和曉華追求著自己強烈的批評主體風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對文學理論的深入和開拓。他們在八十年代對小說敘述方式的研究，就既不是被動地跟在“先鋒小說”的創作之後進行總結，也不是對西方理論盲目照搬，而是力圖將西方理論與中國的社會文化、語言環境和創作實踐結合起來，以“拿來主義”的氣勢，實現對小說技術“中國化”的思想創新和理論探索。其中的許多文章，如《冒險的敘述和對閱讀的挑戰》、《第一人稱研究》等文章，都具備相當的理論深度和創新價值，對于當代中國作家的創作實踐，乃至對于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設，都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他們在九十年代提出“漢語小說”的概念更能體現出這一點。九十年代後期，“全球化”、“地球村”等口號甚囂塵上，但汪政、曉華卻不被時風所染，表現了自己思想的獨立性。在《現實與夢想》、《有關漢語小說的札記》、《虛說漢語小說》等一系列文章中，他們提出了“漢語小說”的概念，對中國小說的傳統和未來發展等問題作出了深入的探索，既顯示了他們深厚的理論功底，更展示了一個當代文學批評家的憂患意識和思考勇氣。
他們對“漢語小說”的構想是具有很強創新性的︰“首先在小說的大背景下描繪出中國現當代小說的狀況，指出中西小說的文化對立並且通過個案分析揭示出中國現當代小說的狀況，揭示出現當代漢語小說家‘寫作人格’的內在焦慮和漂浮狀況，同時嘗試從小說社會學的角度和文化語言學的角度對漢語小說寫作的未來做一些人文主義的提示，借助漢語研究和中國小說敘事學研究的新成果，對漢語小說的類型進行一些探索……”而且，他們還從文化資源、社會心理和小說傳統、文學語言、中西比較、作家實踐等多個角度，對“漢語小說”的形成和發展做了細致的闡釋和論述。聯系他們對小說形式和小說精神研究上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我們可以說，他們所提出的“漢語小說”概念已具有了相當的體系性和系統性，是一個很有創見和深度的話題。我們期待汪政、曉華能對它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它將很可能對中國小說的未來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也許正是因為擁有了獨立的批評風格和不斷創新的思想，汪政、曉華才能夠自八十年代起，始終保持旺盛的批評意志，敏銳準確地跟蹤和把握文學潮汐的每一次涌動，感應和推動著文學創作的不斷前行，體現出批評的年輕和青春活力。
文如其人。和他們文學批評的美麗一樣，汪政、曉華也具有著人品上的真誠和溫雅。汪政從前的學生、現山東師範大學教授吳義勤曾撰文回憶過汪政和曉華溫馨而沉靜的故事，記錄了他們夫婦與女兒之間的感人深情。行文之間，也明確地體現出作者和汪政之間真誠的師生之誼。此外，筆者還認識另外幾個汪政、曉華從前的學生，也都無一例外地對他們的人品表示贊譽。到南京後，汪政、曉華夫婦倆很快以其沉靜和諧的氣質，隨和親切的個性，自然本色的品格，博得了朋友們的一致好評。尤其是他們伉儷夫唱婦隨，恩愛親切，一時間成為了南京文學界許多年輕人羨慕的對象。
羨慕之余，細細想來，這與他們所生活的地方文化的燻陶肯定有關。江南自古以來就人杰地靈，輩出錦繡人物，汪政、曉華長期生活和工作的海濱小城如皋和古城南京，文化底蘊都非常深厚，著名的冒闢疆、董小宛夫婦就是在如皋這塊土地上鑄造了非常動人的故事，古城南京的百姓也享有寬厚大方的美譽。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汪政、曉華顯然是吸取了江南地方之靈氣，承接了古老悠遠之文化，才能得如此美麗之人格與文學批評。
事實上，汪政、曉華的批評也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出與傳統的密切關系。不只是在批評角度上他們特別著意于對美的關注，特別注意作家與傳統與民族文化的關系，對“文人小說”、“中國文人傳統”和“仿古意味”等問題進行過專論，而且他們的批評方法也比較偏重于對作品與人品關系的深入探究，這無疑繼承著“知人論世”的中國文學批評的古訓。至于他們與人為善卻又不卑不亢、真誠理解卻又堅持個性的批評態度，又顯然體現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君子之風。
當代中國文學有汪政、曉華如此美麗的批評、批評家是一大幸事。讀著他們的批評文章，循著他們的批評軌跡，本來感覺頗為浮躁凌厲的批評界也似乎因此美麗沉靜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