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仲 明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相对于文学作品的丰富多彩，文学批评是枯燥而晦涩的，经过某些被批评所激怒过的作家的愤怒和调侃，文学批评家的角色也似乎被定位在敏感偏激、锋芒毕露的个性上。其实，这些都是对于文学批评的极大误解。真正的文学批评是深刻睿智而又真诚和谐的，它也许并不完全排除尖锐和愤激，但内在蕴涵的是优雅的人文气质与执著的艺术热情。一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可能不直接从事创作，但他思想的穿透力和对艺术的感悟力，绝对不让于一位优秀的专职作家，只是他需要比作家更多一些理性，却可以少一点耐性而已。这样的批评家是文学的牛虻，是作家和读者的知己朋友，他们共同推动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像中国古代的刘勰、丹麦的勃兰兑斯、俄国的别林斯基，都是这样的批评家。

还需要说明的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批评并不单调枯燥，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魅力。它蕴涵有敏锐的思想和尖锐的针砭，同时也可以包含流畅的思绪、优美的结构和赏心悦目的文字。它是在逻辑、理性的世界里跋涉，同时也是在美的天空里遨游。像《文心雕龙》、《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这样的著作，就既是精辟的文学批评，又完全可以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

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就体现出真正文学批评的特色。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文章至今，这一对伉俪批评家已经在中国文学批评的舞台上驰骋二十多年了。经历了这么多年文坛风雨的洗礼，经历了数百篇批评文章的磨砺，他们伴随着中国文学走过了二十世纪最后、也是最璀璨的二十年，见识了文坛潮流的几度幻变，一代代作家的风起云涌，也同时在文学批评界留下了自己颇为引人注目的身影。这一身影的最大特征是：美丽。

美丽首先与他们所持的批评方法和批评视点有关。当前的文学批评有多种方法，社会的、哲学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不一而足。对此，汪政、晓华持的是宽容而开放的态度：“毫无疑问，批评不可避免、有时甚至是主动地与相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生联系，并选择合适的学术视角进行表述，一旦如此，批评就必然显示出它的社会性与倾向性，有时，甚至表现为尖锐的对抗性。”他们也尝试和应用过多种批评方法，但批评的重心却始终放在对文学本体，也就是对文学形式美的关注上。早在1987年，他们就以一篇《叙述与呈现》获得当年度《批评家》杂志的优秀论文一等奖，引起人们的瞩目，此后又发表《马原的小说操作》、《独白，一种新的文学倾向》等多篇论文，在对马原、余华等新潮作家的小说文本进行细致剖析和明确肯定的同时，更对小说的叙述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究。这些从技术美学角度出发的批评文字，直接影响着八十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崛起和繁荣，也为中国文学彻底摆脱往昔的沉重政治阴影，回归自我本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尽管在八十年代时还不到三十岁，却已迅速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进入九十年代后，汪政、晓华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形式美的关注，在这一园地中收获了丰富的果实。在对“汉语小说”展开的系列论述和《有关长篇小说创作的断想》、《惯例及其对惯例的批评》等论文中，在对王安忆、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评论中，他们发挥着自己艺术感悟敏锐的特长，深入到文学形式美的深处，继续着对小说叙事技巧等问题的探索。与此同时，他们还发表了不少对各种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彩鉴赏文章，以情文并茂的形式，传达着他们对于美的热爱，也奉献着优美的文学篇章。

在文学批评普遍地写得枯涩，批评家将更多的目光给予了文学之外的当下文坛中，汪政、晓华执著于美的精神显示了特别的价值，也真正实现了在商业时代对文学批评的守望因为说到底，文学批评是不可能离开对文学本身，是不可能离开对美的关注的。甚至可以说，文学所赖以生存的依托就在文学本身，它的惟一使命就是促进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有朝一日文学批评都写得像哲学论文一样深奥晦涩，在文学批评中都只能看到社会文化分析而没有文学美的赏析，那将肯定是文学批评的末路而绝对不是光荣。

与给予文学美特殊关注的批评方式相关，汪政、晓华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批评时，也多关注作家的艺术趣味，侧重从艺术上来剖析他们的成绩和得失，发现和鼓励他们的艺术追求。甚至也许是应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老话，汪政、晓华对文学形式美特别关注的特点还影响到了他们对于批评对象的选择遍观他们所重点批评过的作家：阿城、王安忆、汪曾祺、马原、余华、贾平凹、毕飞宇，几乎每一位都是特别着意于文学美，在小说技巧方面有独到的追求。也正是在对这些作家的批评中，汪政、晓华对文学美的发掘和鉴赏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体现。

方法密切关联着美，批评本身更体现出美丽的丰采。

外观的美是汪政、晓华批评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汪政、晓华的文章写得漂亮，已是批评界的共识。我想重点谈谈他们的语言美。早在九十年代初他们的第一本评论集《涌动的潮汐》出版时，批评家雷达就曾充分肯定他们“文风质朴，明白晓畅”，在这之后，他们的批评语言又有新的进境，形成了自然流畅又典雅质朴的美学特点。汪政、晓华的文学批评文章非常好懂，即使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批评界正盲目套用西方理论，文字表达以晦涩拗口为荣的时候，他们用的也是明白简洁的语言，准确清晰地传达着自己的声音。但简洁不等于简单，明白更不等于平淡，在他们的简洁和明白底下，蕴涵着颇为深厚的文字功力，体现着他们对批评语言艺术的执著追求。

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是在《读书》上发表的《老年的风景》一文。这是一篇论孙犁新时期散文的文章，视角独特，语言更清新朴素，又特别的准确细致，孙犁的散文艺术特点被表现得纤毫毕现，孙犁的心理世界也清晰可辨，完全达到了批评者和评论对象的高度融合：这既是一篇对孙犁优美散文的评论，同时本身也构成了一篇优美的赏析散文。新近发表的《论王安忆》，也具有相当精彩的文字美。文章的篇幅虽然长达近三万字，但却绝无冗长之感，在对王安忆二十余年创作的整体描画中，表现出对王安忆其人其文的深切感悟，传达着王安忆不同时期艺术作品的卓越丰姿。批评语言的美丽精当，能使人自然遗忘理论话语所产生的障碍，顺利地传达批评者的思想，汪政、晓华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他们成功地拥有了一种思辨语言的独特优美。

精神的美是汪政、晓华文学批评更突出的美丽所在。这首先体现在他们对于文学批评特别执著的敬业精神上。如同任何一个行业一样，敬业精神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最基本的素质，只有尊重自己的批评事业，才能够认真地对待对每一位作家、每一篇作品的批评工作，才能够公正、准确地品评每一个批评对象，实现扬善贬恶的批评目的。然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并不轻松，它需要有批评家的正直人格和对文学的执著热爱为坚强后盾。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金钱的魔力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风所染，文学批评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其中不乏各种各样的“吹鼓手”和“抬轿人”，甚至有人专门赶场，借媒体力量炒作、吹捧一些新名词与新作家，以批评的尊严换取人情、物质和金钱。也有各种各样的“酷评”批评家，反吹捧之道而行，专与名人商榷，剑走偏锋，不求准确客观但求一鸣惊人，以哗众取宠之态合谋于商业文化。这样的结果，是一些人借“批评”之名扬名立身，批评和批评家却逐步失去了往日文学界给予它的尊重和信任。

汪政、晓华的批评构成着对这种风气鲜明的对立。他们的文学批评，有激动的赞美，也有严肃的否定，但从中我们只能看到对文学本身的关注，看不到任何文学之外因素的羼杂。其中没有无原则的吹捧或有意的打压，更没有盛气凌人的态度和谄谀献媚之举。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对大作家的批评中，不怯于否定，对待默默无闻的小作家，也不吝惜夸赞，不吝于去发现优点。汪政、晓华的这种批评方式与时风相悖，也可能会“冒犯”一些作家，但它却是对于文学批评真正的维护和尊重。也正因为这一点，汪政、晓华虽然一直没有依靠“炒作”而突然暴得大名，却始终被批评界所认可，被作家和读者所信赖。

批评的敬业，还需要真诚和理解的辅助。因为在文学的生产场中，批评所处的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环节，它需要正确地理解作品，挖掘出作品中的潜在涵义和价值，为读者指点迷津，为文学引领潮流。所以，优秀的文学批评必须是以真诚的态度深入作品，体贴入微，将心比心，细致体察作家思想和作品艺术的深邃微妙，真实地表达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汪政、晓华的许多批评就是如此，它们的观点往往平和而有个性，敏锐而不失温文，方法更是落到实处，从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仔细而真诚。所以，它们不只使人感到思想的警醒，更能使人感受到一种理解的温情。像《人到中年和文到中年》和《互补的青年意识》，分别批评的是高晓声等八十年代中年作家和苏童等青年作家，批评者完全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融到被批评对象当中，对人物思想和情感的细致揣摩和真切体会，深入到了作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的核心中，其中虽然也有批评和否定处，但可以体会到批评者的观点是发自内心，其峻切和执著使人感动，那些以理解和真诚为前提的结论也使人信服。

如果说敬业是批评的基础，理解是批评的核心，那么创新就是批评的生命。正如人们所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作品的特点和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含蓄多义。文学批评的水平和价值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在这里。只有目光敏锐，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深度，只有立论新颖，发他人所未发，才能给人以启迪和教益，焕发出思想的光芒。这样的批评才能被称作是真正的文学批评，也才能堪称批评的美丽。

汪政、晓华在这方面表现了深刻的自觉，也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前面提到的形式探索的创新处自然非常突出，其实，在主题和文化批评方面，他们也经常闪现出思想的灵光和新颖的魅力。如《新写实与小说的民族化》，批评的是当时正热门的新写实小说，许多人正对新写实小说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和“零度情感”、“平面视角”等创作特点给予充分的关注，但他们独辟蹊径，选择了“民族化”这一角度，其结果不只是使人们看到了新写实小说的内在渊源，也深化了人们对这一创作的理解，体现了独特的批评效果。再如《老年的风景》一文，从老年心态角度切入孙犁的文学创作，将人和文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知人论世”，所以，文章既透辟地揭示了孙犁新时期散文的创作特点，更描画出了一个经历“文革”磨难之后真诚、善良而又不无脆弱的孙犁形象。可以说，在对孙犁散文进行专论的文章中，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篇。

创新批评的高峰是批评家的自主性和理论的原创性。早在八十年代后期，汪政、晓华就明确意识到对文学自主性的追求：“作为文学成熟后的自我反思，批评就是批评，它不应跟在创作的裙裾之后亦步亦趋，而应跟创作同步前进，批评有其自身的任务，那就是运用包括创作实践在内的人类的‘存在’来演绎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的看法。”因此，他们特别推崇英国批评家王尔德的理论：“最高的批评的真正本色，是其人自己的灵魂的记录”，“评论是创作的创作”，“是一个人印象最纯洁的形式，它的表达方式比创作更富于创造性。”在他们的批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追求自己主体风格的批评轨迹。

在八十年代批评“先锋文学”时，他们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潮流表示了积极的介入和引领，对于创作潮流中出现的某些偏向，他们也进行了敏锐的批评和剖析。像《漫说叙述与描写》一文，就以高屋建瓴的角度阐述了叙述与描写这两种最重要的小说艺术手法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变迁和得失，对当时一些作家创作中出现的盲目追求叙述而轻视描写的现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表现出强烈的批评主体风格。九十年代的《给现实主义提个醒》也是一样。当时正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兴盛之时，但他们却没有趋附时世，而是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批评态度。他们将“冲击波”的创作与传统现实主义精神进行了细致的比较，辨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别和距离，其中不乏精辟和独到之见。再如《我们距布拉格有多远》，立足于文学又超越出文学，对当代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人格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其思路审慎而深远，充分体现出思想的魅力。

在《新生代：我们知道多少》这篇文章中，我们更可以看出汪政、晓华文学批评的自主风格，也充分显现了他们既平和又不乏个性的批评特点。这篇文章发表时，正是新生代作家引起广泛争议的时期。汪政、晓华一方面为新生代正名，不掩饰自己对他们创作的好感，但同时又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别人头上，而是主张立足于宽容和理解，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对待这些作家。其客观冷静、不偏不倚的态度，与当时许多偏激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显示了批评的真正价值。

主体个性的深远处就是思想的原创。汪政和晓华追求着自己强烈的批评主体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文学理论的深入和开拓。他们在八十年代对小说叙述方式的研究，就既不是被动地跟在“先锋小说”的创作之后进行总结，也不是对西方理论盲目照搬，而是力图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语言环境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以“拿来主义”的气势，实现对小说技术“中国化”的思想创新和理论探索。其中的许多文章，如《冒险的叙述和对阅读的挑战》、《第一人称研究》等文章，都具备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创新价值，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实践，乃至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他们在九十年代提出“汉语小说”的概念更能体现出这一点。九十年代后期，“全球化”、“地球村”等口号甚嚣尘上，但汪政、晓华却不被时风所染，表现了自己思想的独立性。在《现实与梦想》、《有关汉语小说的札记》、《虚说汉语小说》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们提出了“汉语小说”的概念，对中国小说的传统和未来发展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索，既显示了他们深厚的理论功底，更展示了一个当代文学批评家的忧患意识和思考勇气。

他们对“汉语小说”的构想是具有很强创新性的：“首先在小说的大背景下描绘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状况，指出中西小说的文化对立并且通过个案分析揭示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状况，揭示出现当代汉语小说家‘写作人格’的内在焦虑和漂浮状况，同时尝试从小说社会学的角度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小说写作的未来做一些人文主义的提示，借助汉语研究和中国小说叙事学研究的新成果，对汉语小说的类型进行一些探索……”而且，他们还从文化资源、社会心理和小说传统、文学语言、中西比较、作家实践等多个角度，对“汉语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做了细致的阐释和论述。联系他们对小说形式和小说精神研究上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们可以说，他们所提出的“汉语小说”概念已具有了相当的体系性和系统性，是一个很有创见和深度的话题。我们期待汪政、晓华能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它将很可能对中国小说的未来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也许正是因为拥有了独立的批评风格和不断创新的思想，汪政、晓华才能够自八十年代起，始终保持旺盛的批评意志，敏锐准确地跟踪和把握文学潮汐的每一次涌动，感应和推动着文学创作的不断前行，体现出批评的年轻和青春活力。

文如其人。和他们文学批评的美丽一样，汪政、晓华也具有着人品上的真诚和温雅。汪政从前的学生、现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吴义勤曾撰文回忆过汪政和晓华温馨而沉静的故事，记录了他们夫妇与女儿之间的感人深情。行文之间，也明确地体现出作者和汪政之间真诚的师生之谊。此外，笔者还认识另外几个汪政、晓华从前的学生，也都无一例外地对他们的人品表示赞誉。到南京后，汪政、晓华夫妇俩很快以其沉静和谐的气质，随和亲切的个性，自然本色的品格，博得了朋友们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他们伉俪夫唱妇随，恩爱亲切，一时间成为了南京文学界许多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羡慕之余，细细想来，这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文化的熏陶肯定有关。江南自古以来就人杰地灵，辈出锦绣人物，汪政、晓华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海滨小城如皋和古城南京，文化底蕴都非常深厚，著名的冒辟疆、董小宛夫妇就是在如皋这块土地上铸造了非常动人的故事，古城南京的百姓也享有宽厚大方的美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汪政、晓华显然是吸取了江南地方之灵气，承接了古老悠远之文化，才能得如此美丽之人格与文学批评。

事实上，汪政、晓华的批评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与传统的密切关系。不只是在批评角度上他们特别着意于对美的关注，特别注意作家与传统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对“文人小说”、“中国文人传统”和“仿古意味”等问题进行过专论，而且他们的批评方法也比较偏重于对作品与人品关系的深入探究，这无疑继承着“知人论世”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古训。至于他们与人为善却又不卑不亢、真诚理解却又坚持个性的批评态度，又显然体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君子之风。

当代中国文学有汪政、晓华如此美丽的批评、批评家是一大幸事。读着他们的批评文章，循着他们的批评轨迹，本来感觉颇为浮躁凌厉的批评界也似乎因此美丽沉静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