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紅霞

在當下文學批評界，吳義勤的文學批評具有獨特的鋒芒。他對文學現場的高度關注，對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奮力開拓，對新生代文學的深度剖解等展示了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突出貢獻。在吳義勤的文學批評里總有一種澎湃的激情，似一個陽光下的花園，洋溢著陽光的燦爛和蓬勃的生機，隨處都可擷取到飽含機智的輕靈語句，或啟人思考的攔路一問，或讓人拍案叫絕的沖動，或給人醍醐灌頂的頓悟，或有背脊生寒的警醒。總的來說，吳義勤的文學批評主要體現為兩大特色︰

一、“好看”的批評

吳義勤的批評是真正融進了個人生命體驗和審美感受的文學批評，他的文學批評是好看的批評，這個好看是指對文學現場的高度關注、理論的清晰好懂和敏銳的藝術直覺。

對文學現場的高度關注是吳義勤文學批評的一大特色，這種關注絕非是跟蹤式的閱讀和評論，而是站在時代前沿、理論前沿鳥瞰整體文壇的“在場”。既有對重大理論問題的思考，如《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自由與局限——中國“新生代”小說家論》、《難度？長度？速度？限度？——關于長篇小說文體問題的思考》、《極端的代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潮小說觀念革命之反思》等。又極為注重對文學現場的介入、批評、質疑和闡釋，在寫作大量文學批評文章之外，曾連續幾年與博士生開展“中國當代長篇小說” 研討，在文本細讀中完成對最新出版的作品的評判。

理論的清晰則建立在博大的文化胸襟、學養和開闊的學術視野上，要求研究者以客觀理性的眼光探索文學的多樣性與價值的多元構成，在研究實踐中將高深的理論“化”入文字之中，而不是炫耀知識式的機械地搬動。很多時候我們強調批評的科學和理性，注重材料的準確與客觀，實際上忽略了“批評”是人寫的，它脫離不了人的情感的灌注和個人趣味的取舍。一個主體生命缺席的研究必然是干癟的，枯澀的，缺乏生命的溫暖與厚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沒有生命的感同身受，體味揣摩，又怎能準確把握作品微妙復雜的內核？又怎能將作家傳神寫照，描摹出其精魂？

對一個優秀的批評家而言，理論和學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卻是一種難以描摹難以訴諸語言的藝術直覺。納博科夫曾在《文學講稿》中說︰首先請做一個優秀的讀者。花繁葉茂的解讀是從飽滿的閱讀根系中孕育出來的，一個優秀的讀者就是一個成熟的讀者，一個思路活潑、追求新意的讀者。而這樣的讀者只能是反復的讀者，在反復閱讀中尋覓作者情感的蛛絲馬跡，尋找細節。優秀作品正是作家的生命激情和人生體驗的結晶，一個評論者首先應該是一個優秀的讀者，要想真切地了解研究對象，應該讓自己用全身心的熱情去擁抱作品，去體察、關懷、追問作者的心靈，他是怎樣在寫作，而不是一味去問他為什麼這樣寫。後一個問題我們問得太多太濫太粗糙了。長久以來我們過多地流連于中心思想、主題的揭示，而忽視了對藝術和美的探索。每年誕生的論文或書評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但是很多評論似乎偏離了本真的文學，熱衷于嶄新的理論名詞，在概念與概念之間掙扎。滿篇論文里只有寫作者的自以為是，只有理論名詞的桀曲聱牙。手術刀般的剖解之後，作品不見了，作品的美不見了，只剩下了支離破碎。只有讓自己的心靈和情感沉浸在作品中，去體悟作者所思所悟，才能真正讀懂作品，也才能寫出好的文學批評。

吳義勤將一個優秀讀者的心靈貼近與一個優秀批評家的警醒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是真正從對作品的細讀，深刻理解的基礎上得出的觀點見解，無論解讀還是剖析，都以熱血燃燒的情感為前提，將理論融化進骨血中，又將對作品的分析統照在一種一以貫之的審美視野和學術原則之下，是一種清晰流暢、溫潤中藏著鋒芒、犀利中又不乏寬宥的言說方式表述出來。如對艾偉的《愛人同志》的剖解，（《愛人同志》）“是通過主人公張小影與劉亞軍建構的‘英雄與聖母’道德化神話的崩潰，對反人性的道德化生活進行了嚴厲的詰問。一個英雄一個聖母，在他們這里，墮落、下墜的沖動與上升、超越的渴盼是緊緊糾纏在一起的，他們的悲劇既是他們各自性格的悲劇，又是時代的悲劇和命運的悲劇。歸根結底，宿命般地成為時代的‘符號’以及對這種‘符號’命運的沉溺于反抗、迷戀與失落則構成了他們性格中的基本張力。”深厚的理論素養、多次閱讀和豐富細膩的心靈是產生這些文字的先決條件。

再如在《“民間”的詩性建構——評呂新的長篇小說〈草青〉》中，他說︰“長期以來，我一直是呂新小說的追逐者。他的《南方遺事》、《中國屏風》、《撫摸》等小說曾一次又一次地帶給我‘致命的誘惑’。雖然在很多時候，他的極端和詭異會令我茫然失措無法言說，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從他那里獲得頓悟與力量。穿越呂新的語言叢林，那是一種真正飛翔的感覺，它讓浮躁的心靈歸于平靜，讓混沌、沉滯的俗世一步步遠遁，讓遙不可及的神性在語言中夢幻般蒞臨。”從這些語句里我們可以推斷，他是本著一種愛慕的心情，細細把玩，反復品味。因為這位把玩者有著一顆晶瑩剔透的心，對文學有著一雙敏感“毒辣”的眼楮，因而別有了一種精彩。

吳義勤激情飛揚地稱贊作品的優點，但也不乏犀利地道出作品存在的缺憾。我們以他的《遲子建論》為例，論文對遲子建作品的價值和意義進行了充分的肯定，“遲子建的小說，自始至終站立著一個不斷成長著的抒情主體形象。這是一個對真、善、美充滿了熱情與期待的主體，她有著憂慮、典雅而敏感的氣質，既有對生活與人生浪漫而詩性的想象，又有對人類精神家園溫情的回憶與張望；她的目光透明而純淨，她堅定不移地尋找著人生的詩意，又以悲憫和仁慈的情懷注視著人間的悲歡離合；她是生命的歌者，又是生存之痛的體驗者。某種意義上，正是這個充滿魅力的抒情主體決定了遲子建小說的風格與基調。”指出遲子建小說以詩性的意境，干淨澄澈的語言表達了自己對生命的熱愛，對自然的敬畏，對人類生存的體察，對愛與美的真誠信仰。但在“溫暖的限度”一節提出了委婉的批評，“遲子建式的溫暖是對于文學的提純或‘透明化’處理，因而不可避免地也會帶來文學其他品格或向度的流失與遮蔽。”“‘溫情’神話有可能恰恰造成對生活真相與復雜性的遮蔽。”這些批評對作家來說是有“震驚”效果的，所以我們欣慰地看到作家在後來的作品中的改變，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是對這種“溫暖的局限”的修正。

獨出機杼的見解是“好看”的基礎。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有屬于自己的獨特的視角和透視作品的能力。否則流于平庸或華麗的空洞，就像我們在很多學術期刊上讀到的許多論文一樣，它們出現的意義或許就是面世的那一刻，很快就會湮沒在時光的煙塵里。而真正有獨特見解的文章則不一樣，它不僅啟發激勵學術研究者，同樣對作家的創作有著極大的敦促作用。

二、有力度的建構

在當代文學批評界，除了吳義勤，似乎還沒有哪一位批評家如此執著如此有力地為當代文學經典化而奮力開拓，這當然源自他對當代文學的一腔摯愛。他始終保持對當代文學現場的高度關注，堅持批評主體的生命在場，以澎湃的激情、睿智的評判和犀利的洞察介入到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去。

吳義勤指出評論界對當代文學成就的漠視是當代文學不能經典化的主要障礙。在後經典語境下，文學經典面臨著嚴厲的拷問︰既然“文學經典”的界定需要時光的檢驗，既然當代文學處于未完成狀態，那麼，當代有沒有經典？當代人能否命名當代經典？這些問題成為擋在當代文學經典化面前的大石頭，唯有搬開這些石頭才能展開後面的研究。吳義勤視當代文學的經典化為批評家的責任和使命，他指出評論界對當代文學成就的漠視是當代文學不能經典化的主要障礙︰“對這百年中國文學的認識，學術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國現代文學階段，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的認同似乎也僅限于現代文學三十年，對現代文學的崇拜，對‘魯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經成了我們面對百年中國文學時的一種基本姿態。而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當代文學已有近60年，兩倍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但卻籠罩在現代文學的陰影中，一直陷于沒有經典，沒有大師的窘境之中，學術界很長時間寧可前赴後繼去‘研究’、‘挖掘’、‘重新發現’現代文學史上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願正視當代文學的成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真的沒有經典，沒有大師？還是種種偏見蒙蔽了我們的雙眼，使我們不能發現和認識經典與大師？這是今天的中國當代文學界不能回避的問題。”可謂一針見血，有著振臂高呼的沖動與憤懣。對當代文學而言，六十余年的發展興盛有目共睹，其中優秀作品燦若繁星，而新時期以來政治意識形態對文學的逐步放寬和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也使得作品的政治色彩不斷淡化，而注重作品內在元素的發現和推廣更為普遍便捷。這樣一來，雖說作品經典的甄別與評判的背後仍藏著復雜的權力和話語體系，但是，文學批評的影響因素顯得最為直接和重要了。

吳義勤指出，厚古薄今、輕視當代的心理和“當代人不宜寫當代史”，“當代文學沒有經過時間的積澱和檢驗”等陳舊觀念使今天的評論界習慣于夸大當代作家的局限與不足。他以現代文學經典化為例指出，文學經典化與文學進程是可以而且必須同步進行的。當代文學早已形成了輝煌的文學實績，批評者需要做的是拿出自己的學識和膽氣做出正確的判斷，確實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他說︰一個沒有經典的時代是可悲的，“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理直氣壯地去篩選、研究和認定那些涌現在我們身邊的經典正是一個緊迫的任務。”經典並不是指那些高不可攀的神秘存在，只是指比較優秀能被比較多的人喜愛的作品。經典不會自動呈現，因為文學經典的特殊性在于經典是在閱讀的意義上體現其價值的，一個沒有被發現的經典，一個沒有被閱讀的經典，一個沒有對人類精神生活產生作用的經典，其實是沒有意義的。經典的價值需要“不斷地被發現，被賦予，被創造，被命名的。”當代人命名當代經典是當代批評家的歷史使命和責任。“對于一部經典作品來說，它的當代評價是不可或缺的。盡管這種認可和評價也許有偏頗，但是沒有這種認可和評價，它就無法從浩如煙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圍而出，它就會永久地被埋沒。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當代任何一部能夠被閱讀、談論的文本都是幸運的，這是它變成‘經典’的必要洗禮和必然路徑。”這些結論清晰地告訴了我們當代文學經典化的意義和文學批評的重任。

同時，吳義勤指出文學批評的不作為是當代文學不能經典化的關鍵所在。作為文學史研究的基礎，文學批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好比建房子的地基，若不夯實，則難建高樓大廈。評論者從海量文本中挑選出批評對象，首要考驗文學眼光，次則考量其學養才識。一篇優秀批評文章的完成意味著對作家作品的發現與推薦，對時代精神和價值取向的把握。吳義勤指出︰“從文學史的意義上來說，文學批評至少有兩個功能︰一是對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的提煉、歸納、概括、分析與總結；二是對于作家與文學文本的‘經典化’的篩選。”而要實現這兩項功能，其核心就是對文學文本的研究，文學經典化過程是“現在進行時態”的，“文學的經典化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著，它需要當代人的積極參與與實踐。”

當代文學的經典化之所以一再被延宕、質疑，遲遲不能作出響亮的回答，與批評界本身是息息相關的。批評觀念的陳陳相因，人雲亦雲，缺乏膽氣和識見，批評實踐的不作為等都是弊病之所在。吳義勤在《批評何為？——我觀當前文學批評的兩種癥候》中指出︰文學批評的“不及物”和文學批評的“虛熱癥”正是當下文學批評存在的兩大病癥。文學批評的“不及物”表現在年終總結式的批評大行其道，熱衷于概而論之，大框框往下一套，幾部作品填而充之，實際上並未能觸及文學靈魂，取消了作品之間的個體差異，作家之間的差異，以“對整體‘文本’的遮蔽、曲解和犧牲為代價”的，作品個體的豐富、復雜和生命的律動被忽略了。而批評的虛熱癥則主要表現在對西方理論的盲目崇拜，而對文本視而不見，甚至故意曲解、誤讀文本。從而導致批評和文學現實相去甚遠，同時文學批評話語越來越高深晦澀，也離讀者和作家越來越遠。還有越來越多的圈子批評、人情批評、酷評、諛評等，也導致了文學批評的越來越無力。這樣造成了文學批評在場的“缺席”，也給文學經典化設置了路障。說到底，經典化的主要實施者是批評家，而批評者的不作為自然難以為文學經典化做出什麼實質性的貢獻。也正因為文學批評的不作為，當代文學沒有經典的聲音才會越來越大。試想，如果每個當代批評家都能勇敢地面對當代文學的實績，以扎實的文本細讀和貼近靈魂的對話來進行自己的批評實踐，在作家和讀者之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在作家和文本之間鋪上堅實的台階，必能有效促進當代文學經典化，至少為其經典化走出必要的一步。

當代文學批評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對正在發生的文學事實的介入和對話上，從某種意義上說，當代文學批評是當代文學精神的書寫者和建構者。這里的對話，是批評者與作家的對話，與作品的對話，與其他批評家的對話，與時代的對話，不僅闡釋作品的生命世界，更是將作品的時代精神、民族靈魂揭示出來。“文學批評從不承認對作家的‘跟幫’角色，它最大的野心就是通過‘作家作品’這一個案來‘建構’屬于批評家們的歷史。”當代文學的當下性、即時性和體驗性要求批評者面對作品現實，敏銳捕捉文學新變，迅速作出反應。

第三，吳義勤堅持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實踐。經典化並非一味說好話，唱贊歌，抬轎子，一味追求和諧你好我好大家好。恰恰相反，身處文學現場能第一時間發現最打動人心的好作品，同樣也能真切地看到文壇的弊病，作品的局限。將這些內容一針見血地指出來並予以學理化的言說，也是當代文學經典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指出毛病和局限，才能更好的發揮文學批評的應用性功能，促進文學的健康發展和作家的自我完善，也才是真正參與了當代文學進程，真正實現了文學經典化的意義與價值。真正做到好處說好，壞處說壞，客觀公正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這樣做才能真正凸顯經典，達到為文學史遴選經典的目的。秉“心”直書，從生命的體悟入手，將作品視為一個活的生命體，在對話中完成學術建構，也是在這種生命交融中發現新的文學。或許個人之力很單薄，但至少可以拿出自己的誠意和努力來，做出自己能做的那份貢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每份學術期刊，每位文學批評家都能保持這份對文學的敬畏之心，都能做到在文學批評實踐中保留一份真與誠，整個學術環境就會淨化很多。

吳義勤以整體性的眼光關照文學流派、思潮、作家作品的闡釋與分析，有自己的史識、理念和價值評判體系。從徐等現代作家到新潮小說，到新生代作家，再到當下創作現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言說體系。他的批評是真正做到了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以鮮明的判斷樹立了個人風格。他堅持在眾聲喧嘩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如對大眾傳媒時代的作家的邊緣化處境，大多數論者持消極態度，哀聲一片，大嘆市場經濟對文學性的擠壓，大眾傳媒對文學空間的侵佔，文學地位被褫奪，文學經典面臨終結的命運，對此，吳義勤說︰“邊緣化正是時代對于他們文學生命的一個最好的饋贈。在這種邊緣化的語境中，他們擁有了中國幾代作家夢寐以求的那種放松、自由、健康的心態。可以說，邊緣化既意味著文學中心地位的喪失，又意味著文學的獲得解放，意味著文學的某種自由。”指出過于消極的態度忽視了作家是能動性的藝術主體，他們會隨時代語境的改變自動調適。真正優秀的作家絕不會因為位置的改變而放棄寫作，他們反而會更加堅守信念。

再如當新生代作家因其“斷裂”的出場方式和偏激的文學態度被普遍質疑時，吳義勤果斷為其正名，從作家論到作品論，從對其命名的合法性論證到對其作品生活倫理、敘事風格、世界圖景的界說，既有囊括全局的鳥瞰，又有精確犀利的文本細讀。吳義勤說︰“我覺得，在他們純粹個人化的小說態度和卓爾不群的文本方式中正蘊含了一種嶄新的文學可能性。對這種可能性的確認和闡釋將是我們審視和把握這個新生代作家群體並進而描述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學面貌的一個必然的理論前提。”立場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論斷，這一份膽氣源自他良好的藝術感覺和精深的理論修養。

總之，吳義勤以精準而犀利，優雅而澄澈的批評實踐，有力建構了極具個性的文學批評話語體系，我們閱讀他的文學批評能像閱讀一篇妙趣橫生的小說一樣，幽默處會心一笑，悠然處如沐春風，淡定處回味甘醇。他找回了作家寫作的感覺和記憶，也幫助讀者找回了對文學的感覺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