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霞

在当下文学批评界，吴义勤的文学批评具有独特的锋芒。他对文学现场的高度关注，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奋力开拓，对新生代文学的深度剖解等展示了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突出贡献。在吴义勤的文学批评里总有一种澎湃的激情，似一个阳光下的花园，洋溢着阳光的灿烂和蓬勃的生机，随处都可撷取到饱含机智的轻灵语句，或启人思考的拦路一问，或让人拍案叫绝的冲动，或给人醍醐灌顶的顿悟，或有背脊生寒的警醒。总的来说，吴义勤的文学批评主要体现为两大特色：

一、“好看”的批评

吴义勤的批评是真正融进了个人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的文学批评，他的文学批评是好看的批评，这个好看是指对文学现场的高度关注、理论的清晰好懂和敏锐的艺术直觉。

对文学现场的高度关注是吴义勤文学批评的一大特色，这种关注绝非是跟踪式的阅读和评论，而是站在时代前沿、理论前沿鸟瞰整体文坛的“在场”。既有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如《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自由与局限——中国“新生代”小说家论》、《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极端的代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潮小说观念革命之反思》等。又极为注重对文学现场的介入、批评、质疑和阐释，在写作大量文学批评文章之外，曾连续几年与博士生开展“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研讨，在文本细读中完成对最新出版的作品的评判。

理论的清晰则建立在博大的文化胸襟、学养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上，要求研究者以客观理性的眼光探索文学的多样性与价值的多元构成，在研究实践中将高深的理论“化”入文字之中，而不是炫耀知识式的机械地搬动。很多时候我们强调批评的科学和理性，注重材料的准确与客观，实际上忽略了“批评”是人写的，它脱离不了人的情感的灌注和个人趣味的取舍。一个主体生命缺席的研究必然是干瘪的，枯涩的，缺乏生命的温暖与厚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生命的感同身受，体味揣摩，又怎能准确把握作品微妙复杂的内核？又怎能将作家传神写照，描摹出其精魂？

对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而言，理论和学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一种难以描摹难以诉诸语言的艺术直觉。纳博科夫曾在《文学讲稿》中说：首先请做一个优秀的读者。花繁叶茂的解读是从饱满的阅读根系中孕育出来的，一个优秀的读者就是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而这样的读者只能是反复的读者，在反复阅读中寻觅作者情感的蛛丝马迹，寻找细节。优秀作品正是作家的生命激情和人生体验的结晶，一个评论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读者，要想真切地了解研究对象，应该让自己用全身心的热情去拥抱作品，去体察、关怀、追问作者的心灵，他是怎样在写作，而不是一味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写。后一个问题我们问得太多太滥太粗糙了。长久以来我们过多地流连于中心思想、主题的揭示，而忽视了对艺术和美的探索。每年诞生的论文或书评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很多评论似乎偏离了本真的文学，热衷于崭新的理论名词，在概念与概念之间挣扎。满篇论文里只有写作者的自以为是，只有理论名词的桀曲聱牙。手术刀般的剖解之后，作品不见了，作品的美不见了，只剩下了支离破碎。只有让自己的心灵和情感沉浸在作品中，去体悟作者所思所悟，才能真正读懂作品，也才能写出好的文学批评。

吴义勤将一个优秀读者的心灵贴近与一个优秀批评家的警醒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他是真正从对作品的细读，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观点见解，无论解读还是剖析，都以热血燃烧的情感为前提，将理论融化进骨血中，又将对作品的分析统照在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视野和学术原则之下，是一种清晰流畅、温润中藏着锋芒、犀利中又不乏宽宥的言说方式表述出来。如对艾伟的《爱人同志》的剖解，（《爱人同志》）“是通过主人公张小影与刘亚军建构的‘英雄与圣母’道德化神话的崩溃，对反人性的道德化生活进行了严厉的诘问。一个英雄一个圣母，在他们这里，堕落、下坠的冲动与上升、超越的渴盼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的悲剧既是他们各自性格的悲剧，又是时代的悲剧和命运的悲剧。归根结底，宿命般地成为时代的‘符号’以及对这种‘符号’命运的沉溺于反抗、迷恋与失落则构成了他们性格中的基本张力。”深厚的理论素养、多次阅读和丰富细腻的心灵是产生这些文字的先决条件。

再如在《“民间”的诗性建构——评吕新的长篇小说〈草青〉》中，他说：“长期以来，我一直是吕新小说的追逐者。他的《南方遗事》、《中国屏风》、《抚摸》等小说曾一次又一次地带给我‘致命的诱惑’。虽然在很多时候，他的极端和诡异会令我茫然失措无法言说，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从他那里获得顿悟与力量。穿越吕新的语言丛林，那是一种真正飞翔的感觉，它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平静，让混沌、沉滞的俗世一步步远遁，让遥不可及的神性在语言中梦幻般莅临。”从这些语句里我们可以推断，他是本着一种爱慕的心情，细细把玩，反复品味。因为这位把玩者有着一颗晶莹剔透的心，对文学有着一双敏感“毒辣”的眼睛，因而别有了一种精彩。

吴义勤激情飞扬地称赞作品的优点，但也不乏犀利地道出作品存在的缺憾。我们以他的《迟子建论》为例，论文对迟子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迟子建的小说，自始至终站立着一个不断成长着的抒情主体形象。这是一个对真、善、美充满了热情与期待的主体，她有着忧虑、典雅而敏感的气质，既有对生活与人生浪漫而诗性的想象，又有对人类精神家园温情的回忆与张望；她的目光透明而纯净，她坚定不移地寻找着人生的诗意，又以悲悯和仁慈的情怀注视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她是生命的歌者，又是生存之痛的体验者。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充满魅力的抒情主体决定了迟子建小说的风格与基调。”指出迟子建小说以诗性的意境，干净澄澈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人类生存的体察，对爱与美的真诚信仰。但在“温暖的限度”一节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迟子建式的温暖是对于文学的提纯或‘透明化’处理，因而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来文学其他品格或向度的流失与遮蔽。”“‘温情’神话有可能恰恰造成对生活真相与复杂性的遮蔽。”这些批评对作家来说是有“震惊”效果的，所以我们欣慰地看到作家在后来的作品中的改变，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是对这种“温暖的局限”的修正。

独出机杼的见解是“好看”的基础。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视角和透视作品的能力。否则流于平庸或华丽的空洞，就像我们在很多学术期刊上读到的许多论文一样，它们出现的意义或许就是面世的那一刻，很快就会湮没在时光的烟尘里。而真正有独特见解的文章则不一样，它不仅启发激励学术研究者，同样对作家的创作有着极大的敦促作用。

二、有力度的建构

在当代文学批评界，除了吴义勤，似乎还没有哪一位批评家如此执着如此有力地为当代文学经典化而奋力开拓，这当然源自他对当代文学的一腔挚爱。他始终保持对当代文学现场的高度关注，坚持批评主体的生命在场，以澎湃的激情、睿智的评判和犀利的洞察介入到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去。

吴义勤指出评论界对当代文学成就的漠视是当代文学不能经典化的主要障碍。在后经典语境下，文学经典面临着严厉的拷问：既然“文学经典”的界定需要时光的检验，既然当代文学处于未完成状态，那么，当代有没有经典？当代人能否命名当代经典？这些问题成为挡在当代文学经典化面前的大石头，唯有搬开这些石头才能展开后面的研究。吴义勤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为批评家的责任和使命，他指出评论界对当代文学成就的漠视是当代文学不能经典化的主要障碍：“对这百年中国文学的认识，学术界似乎一直都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认同似乎也仅限于现代文学三十年，对现代文学的崇拜，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崇拜已经成了我们面对百年中国文学时的一种基本姿态。而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近60年，两倍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但却笼罩在现代文学的阴影中，一直陷于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窘境之中，学术界很长时间宁可前赴后继去‘研究’、‘挖掘’、‘重新发现’现代文学史上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也不愿正视当代文学的成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真的没有经典，没有大师？还是种种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不能发现和认识经典与大师？这是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界不能回避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有着振臂高呼的冲动与愤懑。对当代文学而言，六十余年的发展兴盛有目共睹，其中优秀作品灿若繁星，而新时期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逐步放宽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也使得作品的政治色彩不断淡化，而注重作品内在元素的发现和推广更为普遍便捷。这样一来，虽说作品经典的甄别与评判的背后仍藏着复杂的权力和话语体系，但是，文学批评的影响因素显得最为直接和重要了。

吴义勤指出，厚古薄今、轻视当代的心理和“当代人不宜写当代史”，“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积淀和检验”等陈旧观念使今天的评论界习惯于夸大当代作家的局限与不足。他以现代文学经典化为例指出，文学经典化与文学进程是可以而且必须同步进行的。当代文学早已形成了辉煌的文学实绩，批评者需要做的是拿出自己的学识和胆气做出正确的判断，确实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他说：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是可悲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理直气壮地去筛选、研究和认定那些涌现在我们身边的经典正是一个紧迫的任务。”经典并不是指那些高不可攀的神秘存在，只是指比较优秀能被比较多的人喜爱的作品。经典不会自动呈现，因为文学经典的特殊性在于经典是在阅读的意义上体现其价值的，一个没有被发现的经典，一个没有被阅读的经典，一个没有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作用的经典，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经典的价值需要“不断地被发现，被赋予，被创造，被命名的。”当代人命名当代经典是当代批评家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这些结论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意义和文学批评的重任。

同时，吴义勤指出文学批评的不作为是当代文学不能经典化的关键所在。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础，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好比建房子的地基，若不夯实，则难建高楼大厦。评论者从海量文本中挑选出批评对象，首要考验文学眼光，次则考量其学养才识。一篇优秀批评文章的完成意味着对作家作品的发现与推荐，对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把握。吴义勤指出：“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至少有两个功能：一是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提炼、归纳、概括、分析与总结；二是对于作家与文学文本的‘经典化’的筛选。”而要实现这两项功能，其核心就是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文学经典化过程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与实践。”

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之所以一再被延宕、质疑，迟迟不能作出响亮的回答，与批评界本身是息息相关的。批评观念的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缺乏胆气和识见，批评实践的不作为等都是弊病之所在。吴义勤在《批评何为？——我观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候》中指出：文学批评的“不及物”和文学批评的“虚热症”正是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两大病症。文学批评的“不及物”表现在年终总结式的批评大行其道，热衷于概而论之，大框框往下一套，几部作品填而充之，实际上并未能触及文学灵魂，取消了作品之间的个体差异，作家之间的差异，以“对整体‘文本’的遮蔽、曲解和牺牲为代价”的，作品个体的丰富、复杂和生命的律动被忽略了。而批评的虚热症则主要表现在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而对文本视而不见，甚至故意曲解、误读文本。从而导致批评和文学现实相去甚远，同时文学批评话语越来越高深晦涩，也离读者和作家越来越远。还有越来越多的圈子批评、人情批评、酷评、谀评等，也导致了文学批评的越来越无力。这样造成了文学批评在场的“缺席”，也给文学经典化设置了路障。说到底，经典化的主要实施者是批评家，而批评者的不作为自然难以为文学经典化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也正因为文学批评的不作为，当代文学没有经典的声音才会越来越大。试想，如果每个当代批评家都能勇敢地面对当代文学的实绩，以扎实的文本细读和贴近灵魂的对话来进行自己的批评实践，在作家和读者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作家和文本之间铺上坚实的台阶，必能有效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至少为其经典化走出必要的一步。

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和对话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精神的书写者和建构者。这里的对话，是批评者与作家的对话，与作品的对话，与其他批评家的对话，与时代的对话，不仅阐释作品的生命世界，更是将作品的时代精神、民族灵魂揭示出来。“文学批评从不承认对作家的‘跟帮’角色，它最大的野心就是通过‘作家作品’这一个案来‘建构’属于批评家们的历史。”当代文学的当下性、即时性和体验性要求批评者面对作品现实，敏锐捕捉文学新变，迅速作出反应。

第三，吴义勤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实践。经典化并非一味说好话，唱赞歌，抬轿子，一味追求和谐你好我好大家好。恰恰相反，身处文学现场能第一时间发现最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同样也能真切地看到文坛的弊病，作品的局限。将这些内容一针见血地指出来并予以学理化的言说，也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有指出毛病和局限，才能更好的发挥文学批评的应用性功能，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和作家的自我完善，也才是真正参与了当代文学进程，真正实现了文学经典化的意义与价值。真正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客观公正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样做才能真正凸显经典，达到为文学史遴选经典的目的。秉“心”直书，从生命的体悟入手，将作品视为一个活的生命体，在对话中完成学术建构，也是在这种生命交融中发现新的文学。或许个人之力很单薄，但至少可以拿出自己的诚意和努力来，做出自己能做的那份贡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每份学术期刊，每位文学批评家都能保持这份对文学的敬畏之心，都能做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保留一份真与诚，整个学术环境就会净化很多。

吴义勤以整体性的眼光关照文学流派、思潮、作家作品的阐释与分析，有自己的史识、理念和价值评判体系。从徐訏等现代作家到新潮小说，到新生代作家，再到当下创作现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言说体系。他的批评是真正做到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以鲜明的判断树立了个人风格。他坚持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对大众传媒时代的作家的边缘化处境，大多数论者持消极态度，哀声一片，大叹市场经济对文学性的挤压，大众传媒对文学空间的侵占，文学地位被褫夺，文学经典面临终结的命运，对此，吴义勤说：“边缘化正是时代对于他们文学生命的一个最好的馈赠。在这种边缘化的语境中，他们拥有了中国几代作家梦寐以求的那种放松、自由、健康的心态。可以说，边缘化既意味着文学中心地位的丧失，又意味着文学的获得解放，意味着文学的某种自由。”指出过于消极的态度忽视了作家是能动性的艺术主体，他们会随时代语境的改变自动调适。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会因为位置的改变而放弃写作，他们反而会更加坚守信念。

再如当新生代作家因其“断裂”的出场方式和偏激的文学态度被普遍质疑时，吴义勤果断为其正名，从作家论到作品论，从对其命名的合法性论证到对其作品生活伦理、叙事风格、世界图景的界说，既有囊括全局的鸟瞰，又有精确犀利的文本细读。吴义勤说：“我觉得，在他们纯粹个人化的小说态度和卓尔不群的文本方式中正蕴含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确认和阐释将是我们审视和把握这个新生代作家群体并进而描述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面貌的一个必然的理论前提。”立场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论断，这一份胆气源自他良好的艺术感觉和精深的理论修养。

总之，吴义勤以精准而犀利，优雅而澄澈的批评实践，有力建构了极具个性的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我们阅读他的文学批评能像阅读一篇妙趣横生的小说一样，幽默处会心一笑，悠然处如沐春风，淡定处回味甘醇。他找回了作家写作的感觉和记忆，也帮助读者找回了对文学的感觉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