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

　　 如果一部小說名為《平原》，我認為這個作者的首要困難是︰對平原無話可說。中國現代以來的小說中，遍布雄偉的高山大川，遼闊的草原和幽深的水，但你用心想一想吧，你很難記起一片平原，少時讀書，鐵道游擊隊出沒于青紗帳，後來在莫言筆下看見無邊的紅高粱，那是平原，但那是因為戰爭而在我們意識中被拋荒為叢林的平原，也就是說，我們不會想到那玉米和高粱是人種來吃的，戰斗和殺戮、鐵和血使家常的作物變成了平原上狂野、神秘、風格化的風景。

　　所以，我們很少知道高粱和玉米收割後游擊隊的行蹤，當然他們依然在活動，但是沒有了青紗帳和紅高粱，平原袒露出了它的家常——那是農事的循環，是日復一日的日子，是視覺上的疲倦和單調，是人類活動中的恆常一面，小說家們提不起興致去說，文如看山不喜平啊，這個“平”就包括平原，平原不是引人注目的審美對象，也不是增強人類活動戲劇性的舞台。

　　但畢飛宇決心寫一個平原——他說他決心寫上世紀的７０年代，但我認為，他真正的考驗和困難不是來自時間而是來自空間，來自那家常的、令人不知所措無從說起的平原。

　　于是，一部名為《平原》的書必須是華麗的，是美聲是爵士樂，是風情萬種的長舞，它的作者一定要繃緊肌肉和神經，全力證明語言的力量，語言使平原不平，使家常、重復、單調的自然景物和人類活動變成浩大復雜的詩篇。

　　這是語言與平原的戰斗，畢飛宇表現得專注、堅決，有時我感到他過于專注和堅決了，以至于語言或者說“聲音”成了這部小說的主角之一，我能夠強烈地感覺到那個講述者的聲音，如同另一個平原的歌者蒲松齡筆下的狐狸，宛轉長吟，在平原的靜夜中華麗地閃亮，始終完美無疵。

　　現在的問題是，對于一部長篇小說，這有必要嗎？狐狸是不是太愛自己的聲音？我的看法是，一般來說，沒有必要，但對于一部名叫《平原》的書來說，或許有必要，平原上狐狸必須成精，否則平原就將過于沉悶，或者說，畢飛宇必須把他自己的聲音賦予被農事和歷史充分“去魅”的平原，使平原獲得強勁鮮明的風格。

　　事情的結果就是，想起一部名叫《平原》的書，也響起一種聲音，這是十年來精心錘煉的聲音︰音律流暢，機鋒凌厲，閃展騰挪，貼身搏殺，一寸短一寸險，把對人類經驗和靈魂的冷酷分析變成了優雅炫目的劍術。它本身就是高度風格化的，能夠被明確地識別，畢飛宇因此成為上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最具魅力的敘事者之一，而在這本書中，這個聲音暴露了它隱含的背景和場所，那就是平原。

　　——農業的平原，它廣大、平坦，也因此平原在本質上是窄的、小的。人站在一片農業的平原上，你的周圍是農事和節氣所給定的無限循環的生活，在畢飛宇關于農事的詩意豐沛的描述中，一個反復回蕩的主題是“紀律”，農夫必須遵守紀律，這紀律是天和地定的，無從商量。畢飛宇從來不是什麼浪漫田園的歌者，他永遠注視著那些在“紀律”之下、在重重限定之下、在命里注定的逼仄中苦斗、夢想和受難的人。

　　于是，“平原”成為蒼天烈日下的龐大隱喻，在這遼闊的平原上，人的問題是如何走出去，行行復行行，周圍的景色和邏輯是不變的，你會感到時間在流逝，生命在虛耗，行動全歸徒勞，人的激情、意志、耐力和智慧的全部目標就是與平原戰斗，求證行動的意義，從平原的囚禁中出逃。

　　囚禁與出逃——這是小說自現代主義以來的基本主題之一，從魯迅、卡夫卡起，無數小說家都在這個閘門前攻堅。而畢飛宇的志向在于，他不肯止于隱喻，不相信任何不能結出果實的“升華”，他堅定地認為，小說家的任務不僅是“想清楚”，更重要的是“看清楚”，是讓人們恢復對那血液奔流傷痕累累的“身體”的復雜感受。

　　在本世紀初，“身體”變成了欲望特別是感官欲望的別稱，這是我們的小資之命里注定的天真狂熱的一個例證。在福柯那里，身體負載著全部歷史和文明的具體重量，是人在重重權力下的幻覺、自欺中所失落的，是異己之物包括語言對人的支配，是人悲愴而嚴峻的宿命——以為一夜風流就找到了身體，那不過是都市小男女的輕狂。

　　所以，想像一部名為《平原》的書時，我反復斟酌是否使用“身體”一詞，最終我還是決定用它，因為在福柯式的意義上，《平原》所揭示的正是“身體”——不是享樂和消費的身體，而是那個遍布意義，被重重權力所捆縛所界定的身體，那是屬于中國鄉村的身體，勞作不得喘息，天和地的紀律驅策著它，歷史也如同天地一樣驅策著它，它的向往和行動伴隨徹骨的疼痛。

　　在平原上，那個名叫端方的年輕男子的戲劇正是從對身體的規訓和懲罰開始的，他在第一次勞作中領教了農事對身體的毫不容情的要求，他必須屈服，必須使自己成為一部節奏精確的機器，從此，他知道了什麼是他無從逃避的“力”——它的另一種較為學術化的表述是“權力”——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他都在與各種各樣的“力”毫不停歇地苦斗，精神的、政治的、風俗的，暴烈和軟弱的、真實和虛妄的，來自他自身的和來自外部的，畢飛宇像一個縝密的力學家，精確地展示了一個心懷遠志、生機勃勃的中國農民身上所負載的復雜的權力結構，那正是農業的平原單調的表皮之下真實的神經、筋脈和骨骼，端方身在平原，而平原就在他的身體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身體也正是他那痛苦的“心”，中國的傳統思維中，“心”並不具有時間維度，不是一個墮落和救贖的過程。“心”是空間，是一個場所，是“心房”、“心間”，人生哲學的根本問題是如何打掃和整理這個場所，如何在其中找到恰當的路徑——中國的小說家們已經習慣于把《聖經》供在案頭，他們告訴我們，我們有一個希伯萊式的靈魂，實際上我們沒有，除非我們硬裝，我們有的是“心”，那是個平原式的心——永遠在頑強地反復地尋求路徑，承受一切直到碎裂、寂滅。

　　我一直希望看到一部寫中國人之“心”的作品，現在我把《平原》想像為這樣一部書，至少，看了這部書，我把中國人之心想像為“平原”。

　　我知道對這部名為《平原》的書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想像方向——畢飛宇自己就把它稱為關于上世紀７０年代的書，但我作為一個健忘分子對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大興趣，我也並不關心它所提供的具體的歷史波紋和質地，我所想的就是“平原”——那個我生長我厭煩的地方，那個我坐火車時望得昏昏欲睡的地方，我想這個平原其實也是我的，我竟一直沒有意識到我在拼命地逃離。

　　我看見平原上一個年輕的男子走過，他從７０年代走過來，他身後是蕭條的村莊，他走向燈火燦爛的遠方，他健壯而疲憊，他不知道他能否走到那里，但是他即使到了那里，即使他混入了嘈雜的人群，他也發現他的心里、身體里依然伸展著那個廣大的平原。

　　然後，華麗得令人心酸的聲音響起，一個人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