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如果一部小说名为《平原》，我认为这个作者的首要困难是：对平原无话可说。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中，遍布雄伟的高山大川，辽阔的草原和幽深的水，但你用心想一想吧，你很难记起一片平原，少时读书，铁道游击队出没于青纱帐，后来在莫言笔下看见无边的红高粱，那是平原，但那是因为战争而在我们意识中被抛荒为丛林的平原，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想到那玉米和高粱是人种来吃的，战斗和杀戮、铁和血使家常的作物变成了平原上狂野、神秘、风格化的风景。

　　所以，我们很少知道高粱和玉米收割后游击队的行踪，当然他们依然在活动，但是没有了青纱帐和红高粱，平原袒露出了它的家常——那是农事的循环，是日复一日的日子，是视觉上的疲倦和单调，是人类活动中的恒常一面，小说家们提不起兴致去说，文如看山不喜平啊，这个“平”就包括平原，平原不是引人注目的审美对象，也不是增强人类活动戏剧性的舞台。

　　但毕飞宇决心写一个平原——他说他决心写上世纪的７０年代，但我认为，他真正的考验和困难不是来自时间而是来自空间，来自那家常的、令人不知所措无从说起的平原。

　　于是，一部名为《平原》的书必须是华丽的，是美声是爵士乐，是风情万种的长舞，它的作者一定要绷紧肌肉和神经，全力证明语言的力量，语言使平原不平，使家常、重复、单调的自然景物和人类活动变成浩大复杂的诗篇。

　　这是语言与平原的战斗，毕飞宇表现得专注、坚决，有时我感到他过于专注和坚决了，以至于语言或者说“声音”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角之一，我能够强烈地感觉到那个讲述者的声音，如同另一个平原的歌者蒲松龄笔下的狐狸，宛转长吟，在平原的静夜中华丽地闪亮，始终完美无疵。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一部长篇小说，这有必要吗？狐狸是不是太爱自己的声音？我的看法是，一般来说，没有必要，但对于一部名叫《平原》的书来说，或许有必要，平原上狐狸必须成精，否则平原就将过于沉闷，或者说，毕飞宇必须把他自己的声音赋予被农事和历史充分“去魅”的平原，使平原获得强劲鲜明的风格。

　　事情的结果就是，想起一部名叫《平原》的书，也响起一种声音，这是十年来精心锤炼的声音：音律流畅，机锋凌厉，闪展腾挪，贴身搏杀，一寸短一寸险，把对人类经验和灵魂的冷酷分析变成了优雅炫目的剑术。它本身就是高度风格化的，能够被明确地识别，毕飞宇因此成为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最具魅力的叙事者之一，而在这本书中，这个声音暴露了它隐含的背景和场所，那就是平原。

　　——农业的平原，它广大、平坦，也因此平原在本质上是窄的、小的。人站在一片农业的平原上，你的周围是农事和节气所给定的无限循环的生活，在毕飞宇关于农事的诗意丰沛的描述中，一个反复回荡的主题是“纪律”，农夫必须遵守纪律，这纪律是天和地定的，无从商量。毕飞宇从来不是什么浪漫田园的歌者，他永远注视着那些在“纪律”之下、在重重限定之下、在命里注定的逼仄中苦斗、梦想和受难的人。

　　于是，“平原”成为苍天烈日下的庞大隐喻，在这辽阔的平原上，人的问题是如何走出去，行行复行行，周围的景色和逻辑是不变的，你会感到时间在流逝，生命在虚耗，行动全归徒劳，人的激情、意志、耐力和智慧的全部目标就是与平原战斗，求证行动的意义，从平原的囚禁中出逃。

　　囚禁与出逃——这是小说自现代主义以来的基本主题之一，从鲁迅、卡夫卡起，无数小说家都在这个闸门前攻坚。而毕飞宇的志向在于，他不肯止于隐喻，不相信任何不能结出果实的“升华”，他坚定地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是“想清楚”，更重要的是“看清楚”，是让人们恢复对那血液奔流伤痕累累的“身体”的复杂感受。

　　在本世纪初，“身体”变成了欲望特别是感官欲望的别称，这是我们的小资之命里注定的天真狂热的一个例证。在福柯那里，身体负载着全部历史和文明的具体重量，是人在重重权力下的幻觉、自欺中所失落的，是异己之物包括语言对人的支配，是人悲怆而严峻的宿命——以为一夜风流就找到了身体，那不过是都市小男女的轻狂。

　　所以，想像一部名为《平原》的书时，我反复斟酌是否使用“身体”一词，最终我还是决定用它，因为在福柯式的意义上，《平原》所揭示的正是“身体”——不是享乐和消费的身体，而是那个遍布意义，被重重权力所捆缚所界定的身体，那是属于中国乡村的身体，劳作不得喘息，天和地的纪律驱策着它，历史也如同天地一样驱策着它，它的向往和行动伴随彻骨的疼痛。

　　在平原上，那个名叫端方的年轻男子的戏剧正是从对身体的规训和惩罚开始的，他在第一次劳作中领教了农事对身体的毫不容情的要求，他必须屈服，必须使自己成为一部节奏精确的机器，从此，他知道了什么是他无从逃避的“力”——它的另一种较为学术化的表述是“权力”——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他都在与各种各样的“力”毫不停歇地苦斗，精神的、政治的、风俗的，暴烈和软弱的、真实和虚妄的，来自他自身的和来自外部的，毕飞宇像一个缜密的力学家，精确地展示了一个心怀远志、生机勃勃的中国农民身上所负载的复杂的权力结构，那正是农业的平原单调的表皮之下真实的神经、筋脉和骨骼，端方身在平原，而平原就在他的身体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体也正是他那痛苦的“心”，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心”并不具有时间维度，不是一个堕落和救赎的过程。“心”是空间，是一个场所，是“心房”、“心间”，人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打扫和整理这个场所，如何在其中找到恰当的路径——中国的小说家们已经习惯于把《圣经》供在案头，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希伯莱式的灵魂，实际上我们没有，除非我们硬装，我们有的是“心”，那是个平原式的心——永远在顽强地反复地寻求路径，承受一切直到碎裂、寂灭。

　　我一直希望看到一部写中国人之“心”的作品，现在我把《平原》想像为这样一部书，至少，看了这部书，我把中国人之心想像为“平原”。

　　我知道对这部名为《平原》的书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想像方向——毕飞宇自己就把它称为关于上世纪７０年代的书，但我作为一个健忘分子对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大兴趣，我也并不关心它所提供的具体的历史波纹和质地，我所想的就是“平原”——那个我生长我厌烦的地方，那个我坐火车时望得昏昏欲睡的地方，我想这个平原其实也是我的，我竟一直没有意识到我在拼命地逃离。

　　我看见平原上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过，他从７０年代走过来，他身后是萧条的村庄，他走向灯火灿烂的远方，他健壮而疲惫，他不知道他能否走到那里，但是他即使到了那里，即使他混入了嘈杂的人群，他也发现他的心里、身体里依然伸展着那个广大的平原。

　　然后，华丽得令人心酸的声音响起，一个人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