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

《平原》书写的是我非常熟悉的生活，在阅读它的日子里，我恍然回到了多年前的故乡。所以，我一开始就将它理解为一部有关乡村日常生活的作品。对日常生活，我是这样理解的：日常生活是物质的、“此岸”的和身体的，因为它承担着人们“活着”的功能；它是连续的，因为日常生活的中断将意味着社会或个体重大的变故，甚至危机；它是细节化的，因为真正的日常生活是由所有获取生活资料的动作与这些动作的对象所组成的；它是个体的，因为不可能有抽象的类的日常生活，它必定因人而异；但同时，又由于人类物质生活的相似性等其他可以想象的原因，它在具有私人性的同时又具有普泛性，它是公众化与非公众化、特殊性与平均化的矛盾体，因此，它总是针对着一定社会的最大多数的民众；最后，日常生活是风格化和多样化的，因为它在最细节化的层面上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所以，日常生活总是人们最真实、最丰富的生活。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面貌是其相应的日常生活的总和，它蕴藏着特定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理想、风俗习惯、流行时尚以及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是某一范围人们生活的生态史和风俗史。一切其他生活的最终实现总是以日常生活的变化为最终目的的，因此，日常生活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它是起点，又是终点，它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看似简单却是最基本的细胞，因为它几乎包含了人们生活的所有秘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主要的意图是想将显在的政治生活等与人们基本的日常生活区别开来。

别人也许并不这样给《平原》定位。这部作品的故事时间是70年代中期，如果从题材上讲，应该是写“文革”的。这也正常，从毕飞宇以往的写作史来讲，“文革”占了他文字中相当的比重，用他的话说，“我的书写对象至今没有脱离‘文革”’，“在我的创作中，有关‘文革’的部分更能体现我的写作”。即使如此，我此前一直认为毕飞字还没有找到对“文革”满意的带有总结意味的表达方式，从早期的象喻式的《孤岛》开始，他一直在寻找。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对‘文革’，我们不能拘泥于所谓的‘十年’，不能简单地认同一次会议，一个政治人物的宣言，我们要从更为细小的地方认真细致地推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基础心态，我们的文化面貌”。所以，可以说《平原》写了“文革”，但这样的立场使他与许多“文革”写作区别开来，比如，与伤痕文学。凭此，日常生活开始进入视野，一种更具质感的记忆有可能浮出水面。可以把《青衣》、《玉米》看成这种理念与立场的尝试，而《平原》则是更大规模也是更成熟的实践，我甚至认为《平原》在日常生活的表达上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的可能性。

在日常生活这个话题下，我们可以王安忆与毕飞字进行简单的比较，而且会看清一些有意味的区别。王安忆让人更多地从细节关注她笔下的日常性，而《平原》却同时让人意识到这种日常性的秩序、组织与制度层面。要将这个问题进一步说清楚，可能要借助社会学的大、小传统的概念，在最初的意义上，“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而在长期的运用中，这对概念已经被不断衍化、丰富、借代与修正，包括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原先所规约的了，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基本的意义与使用价值，因为它们指出了文化上存在着不同的层面与类型及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王安忆笔下的城市是有大小传统之分的，她举例说苏青比张爱玲、丁玲更理解城市。她认为苏青更接近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苏青没有什么革命的乌托邦，苏青关注的就是一个城市的“日子”。苏青“只说些过日子的实惠，做人的芯子里的话。那是各朝各代，天南地北都免不了的一些事，连光阴都奈何不了，再是荏苒，日子总是要过的，也总是差不离的”。“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这样的日子不可小觑，“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育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所以，不能将王安忆回避政治的叙述方式看成是偶然的与技术的，它在本质上是王安忆的城市观。城市的生态并不是由政治来维系，而是由城市人积累起的生活方式来支撑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也许并不是抒情诗，甚至，它们也是一些特殊的“战争”，但这样的战争非关“风云”，只不过是城市人为了自我的生存而世世代代挤兑、腾挪与计算的延续。从《流逝》、《鸠雀之战》、《逐鹿中街》、《好婆与李同志》、《文革轶事》以及长篇小说《长恨歌》来看，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被作为一个背景或帷幕，王安忆叙述的是挑开帷幕之后城市的“日子”。如果说前者是大传统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小传统了，这个小传统是被王安忆看重的(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各式阶层冲突、妥协、趋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并不是大传统，而是这样的小传统才是城市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命脉。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更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组织化程度更高，所以城市的小传统显得更为隐秘，更为内在，呈现为氛围与碎片。所以王安忆的城市小说风格大都较为琐屑。而面对中国乡村则是另一种情形，正如费孝通等所指出的，“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体制，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生活，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的、交融与妥协的局面，不管是早年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调查，还是近年庄孔韶、王铭铭、王振忠、郑萍等学者的田野作业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小传统不仅有那些抽象的隐秘的传统价值观与表面的生活修辞，更有建立在血缘宗法与宗教信仰等基础上的乡规民俗，它们比起城市的小传统要更加明晰化，制度化。也就是说，王安忆与毕飞宇的区别实际上是“都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区别。

《平原》确实是毕飞宇“文革”写作的一个明确性的标志，当他换一个视角不再去关注“文革”这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时，乡村的另一面必然成为表达的中心。“文革”对中国乡村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力量?它的改造与渗透程度如何?又是如何改造与渗透的?在“文革”这种政治程度、组织程度相当高的时代，中国乡村人们的生活所依赖的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那是什么?毕飞宇“乡土中国”的知识考古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民间的社会生态，在他看来，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否则，那一段生活迟早会被抽象化，简单化，甚至漫画化。

《平原》的叙述是从土地与家庭开始的，它为小说的整体定下了调子，在整部小说中，左右王家庄生活节奏的就是农耕的节候：“麦收之后，庄稼人把原先的金灿灿变成了现在的绿油油。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庄稼人又用自己的双手把秧苗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到了夏至的前后，中稻差不多插完了，而梅雨季节也就来临了。十分准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是。是庄稼人在干百年的劳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庄稼人的选择，暗含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的大智慧。在庄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劳作中，他们懂得了天，同样也懂得了地。就在天与地的关系中间，庄稼人求得了生存。通过他们的智慧，天与地变得像左臂和右膀的协调，磨豆腐一样，硬是把日子给磨出来了。”连作为国家政治象征的大队支书吴蔓玲也不得不服从这样的日子，甚至是比庄稼人更舍命地投入这样的日子。

《平原》虽不是家族小说，但家族依然是全书的重头戏，主人公端方性格的成就与展示在许多方面都依赖家族这个平台。端方的家庭很复杂，他的生父早死了。母亲沈翠珍改嫁到王家庄王存粮家。早几年，端方寄养在外婆家，十四岁才被迫来到王家庄。王存粮原来的老婆死了，有一个女儿红粉。沈翠珍嫁过来时还拖了一个另一个“油瓶”端正，后来又与王存粮生了一个儿子网子，这就是端方出场时的身世与家庭背景。在小说所对应的苏北平原农村，这样的家庭是特殊的，而这种家庭的孩子又必然在性格上更加特殊，内向、孤僻，脆弱而又凶猛，自卑而又自傲。端方高中毕业，但在这个农村新人身上，倒是不怎么看得到“大传统”的烙印，而对乡村的处事法则却因为家道的原因从小就熟稔于心。在这样一个人口不多但却是重新组合的家庭里，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端方一出场就和继父较上了劲，他在小说中有好几场重头戏都与家庭内部的冲突有关，其中一场是红粉出嫁，这是两个重组家庭内在矛盾的一次爆发，也是一个了结，这场冲突充分显示了端方对乡规民俗的娴熟运用。一切都按出嫁的规矩来，新娘上船，该给父母道别了，道完别，端方就该给装嫁妆的木箱上锁，“这是最后的一个仪式，这个锁必须是娘舅，也就是端方才有资格锁上——只要端方拿住铜锁，用手一捏，锁上，新娘子和嫁妆就再也不是这个家的了”。但红粉就是不肯喊沈翠珍一声“妈”，冲突由此而生。较量的结果，红粉顺从了，她的一声“妈”无疑宣示了这个家庭力量的对比与权力的再分配，难怪王存粮无奈地感慨道：“养儿如狼，不如养儿如羊。”端方不仅要依靠乡规民俗证明自己在家庭的地位，还要保证这个家庭在村子中的地位，因为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外来人口，是常常要落下风的。端方回乡不久，网子约村子里的同伴大棒子下河游泳，结果大棒子给淹死了，大棒子家当然不依，抬着尸体到王存粮家闹，端方在这场家族间的冲突中巧妙地利用乡村人的情感潜规则，逼着对方按乡村的丧葬料理完后事同时按乡俗给死者以高规格的祭奠。端方知道，只有对方按照程序走，才有他们一家的活路，谁合理利用乡规民俗，并且得心应手，谁就是乡村生活中的强者。

社会学家庄孔韶在对福建王田县研究之后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郑萍在对河南南和县郑村的考察后也认为：“大传统以政府为支撑力量，形成的话语空间成为其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强大后盾，而此时小传统似乎完全被大传统所淹没，突然间在历史中消失。其实这仅是表层现象，在国家强大政治压力下，表面上人人响应政府号召，而在人们内心深处仍认同小传统……国家权力在渗入地方社会时，小传统的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些社会力量是什么?是亚文化的民间族群，是民间宗教、习俗乃至心理与语言，它们与大一统的基层政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信仰以及流行的政治语言形成潜在的对比与对峙。在王家庄，人们对“党”、“国家”这样的语汇既熟悉又陌生，它无所不在，但又虚空得不可捉摸与识别。吴蔓玲不止一次地慨叹她在这两者之间的尴尬，在所谓集体之下，庄稼人自始至终按个人的方式来理解与处理公共事务。王家庄一方面响着全国统一的普通话社论的高音喇叭，一方面是另一套保证社会有效运行的方言语言现实。端方在王家庄地位的确立并不是想象中的高中生式的，不是以回乡知青的方式来进行的，他靠的是近似流氓无产者的民间族群的方式，他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有效地控制了王家庄的一大批年轻人，并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权威人格。这群年轻人远离政治中心，不服长辈的管教。在吴蔓玲的眼中，他们是痞子，他们一到夜晚便集聚到一起，习武、斗殴、打群架，这是一种典型的“对立文化”。在王家庄，这样的依照不同年龄、性别、信仰或松或紧的族群还有不少，表面看来是乡村基层政权在运作，而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这些民间的社会群落。

宗教信仰在“文革”时期是被严令禁止的，但在事实上总是不可能被真正禁止。那时的人们常常生活在两种精神世界中。儒、道、佛一直是王家庄的民间精神依靠，这一点连吴蔓玲也奈何不了，她的体会是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唯物主义只能管住白天，却奈何不了黑夜（又是黑夜，黑夜在《平原》中是值得分析的象征语汇。不一定是自然意义上的，它同时指称个别、隐秘、民间、宗教，直至乡村）。以王瞎子、孔素贞等人为代表，一种被改造的功利主义的集儒、道、佛于一体的民间宗教一直左右着王家庄人的生活，并给人们提供最后的答案与安慰。

《平原》给我们描绘了大量鲜活的感性的细节，它们是王家庄人得以在“文革”时期正常生活的秘密，包括婚姻与性。当婚姻因为贫富不均等原因而可能流产时怎么办(比如春淦与红粉的故事)，当性在政治与物质的双重压制下得不到释放时又怎么办(比如吴蔓玲、老

骆驼的故事)?不可小看了它们，它们是乡村生活更隐秘的补充机制。总之，一个社会不可能因为灾难、变故、强权的君临而终止延续，相反，正是那些传统的草根力量挽救了绝望，接续了断裂，弥合了伤痕，使生活之河得以流向远方。毕飞宇曾用一个成语来解释这两者的关系，政治就如刀，日常生活就如水，抽刀可以断水是夸张的，是想当然的，因为流水不买刀的账。我要再次强调《平原》里的方言。毕飞宇是一位不怎么注重方言的作家，这让我联想到王安忆，王安忆也不赞同方言写作，而应该用所谓的“普通的语言”，但当她在遣}乙革命霓虹灯下上海的暗夜生活时，却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语言理想，大量运用起上海方言。毕飞宇的《平原》，特别是前面部分，令人惊讶地大量使用了苏北方言。我宁愿相信这是他自觉的选择，因为只有方言，才能准确地传达出民间的小传统的状况。其实，方言本身就是小传统的一部分，是民间与地域文化的真正的载体，任何大一统的政治力量都要借助大一统的语言，而大一统的语言对方言总是构成了强大的压迫，相比较而言，方言可能是不文明的，粗鄙的，弱小的，便却是难以消灭的，在乡村社会，方言是以日常口语的方式存在的，而借助于普通话的政治语言则必须凭借文本或在技术支持下的有声文本（如高音喇叭）才能实现，所以，它总是难以渗透到乡村的日常生活，更不易成为乡村人的思维材料与思维形式。当年费孝通认为，国家意志只有“文字下乡”才能实现，而只有在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看来，至少在《平原》里，这还只是个理想。《平原》中，最典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是由右派顾先生来充当的，从大量的政治原典到普通常识，虽然顾先生耳提面命，苦口婆心，但始终未能找到知音与响应者，顾先生连同他的语言一直未能融入王家庄，这从两方面说明了“文字”的悲哀。

这种语言的并峙与交互实际上是大小传统关系的同构体现。吴蔓玲包括她的上级洪大炮要将王家庄推上当时的政治轨道，也不得不借助于当时当地的乡规民俗。当然，《平原》更多的是叙述了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包容与解构，特别是喜剧性的解构，这方面小说中有许多有趣的情节。土改是大传统对王家庄的一次胜利，但是在二十年后，土改的受益者老渔叉却陷入臆想、陷入到一种强迫症之中，因为他现在的荣耀与富有是以地主王二虎的性命换来的，是以占有王二虎的家产与女人得来的。如何消除这迟来的心理恐瞑，老渔叉竟然没有再次借助大传统的力量，虽然大传统就在门外，他跑出去就可以继续革命，寻求心理的支援。他没有，他转向了神灵，他用传统的祭祀习俗，用传统的报应与因果轮回的思维来安排这场演了二十年之久的戏剧的结局，下跪、燃香，最后爬上屋顶，一头栽下来死了，他认为这样反而“干净了”。《平原》里还有一个情节，在毛泽东逝世后王家庄的悼念活动中，坏分子们被集中到四面不靠岸的船上，他们被剥夺了追悼领袖的权利。而就在追悼会的当天晚上，“孔素贞找到王世国，她要做佛事，她要为毛主席超度，她要为毛主席好好念一念《金刚经》”。悼念活动在此被民间宗教重新演义、翻译了一遍，这无疑是对主流话语与仪式的一个反讽。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毕飞宇对端方的定位，端方不能说一点没有冲出乡村的理想，少年时的初恋，高堡镇的繁荣与现代气息和乡村生活的种种不幸使他发了疯地想参军，永远离开这个王家庄，他也曾试图以流行的方式来博取这一切，但是，他总是身不由己，不得要领，他既不能忍受养猪场的寂寞、单调和老骆驼人猪不辨的生活，又经受不住乡村暗夜生活的诱惑，更不能领略吴蔓玲同志式革命爱情的暗示。我一直认为这不仅是端方性格的悲剧，它同时是乡村文化人格的体现，它契合了《平原》的主题，至少在《平原》里，端方不可能走出王家庄。端方的命运昭示着小传统的强大，但更强大的是它的表现者。现在，我越来越认为一个优秀的写实类作家的力量是他对日常生活的想象与图摹。他不必依靠国家书写方式，也不必仰精英知识者的鼻息，他脚踏大地，如有神助地复活了那暗流涌动、原本蓊郁蓬勃的社会记忆。

读完《平原》，正在这大小传统的概念中缠绕不止的时候，又读到了余华的《兄弟》，真让我感到惊奇。《兄弟》，至少目前看到的上半部，倒是正面接触“文革”的，它不似伤痕，胜似伤痕，是当时大传统图案式的写真。在我看来，《平原》与《兄弟》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的文本世界，它们共同完成了那个时代全部的叙述。2005年，这两位长时间地考验着读者阅读期待的作家，难道他们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