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干
汪曾祺的小說是講究文眼的。
中國古人寫文作畫，講究。講究之一要有詩眼、文眼，所謂“畫龍點楮”，其實是在文章的結穴點上做夠文章。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宋祁的“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都是詩眼的範例。王國維《人間詞話》第46條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歲寒三友》的文眼在哪里？寒，在“寒”字上。
小說的結尾寫道:
這天正是臘月三十，這樣的時候，是不會有人上酒館喝酒的，如意樓空空蕩蕩的，就只有這三個人。
外面，正下著大雪。
篇末點題，很巧妙。大年三十，是歲末；大雪紛飛，是背景，是“寒”的大自然形態。即使簡短的結尾，也體現汪曾祺先生的文風所在，這是一個容易濫情的地方，一般作家會大段地寫風雪的肆虐和天氣的寒冷，然後說，屋里，溫暖如春。但汪氏就用了一句最日常的口語︰正下著大雪。沒有一句形容，沒有修飾語，可謂不著一字，境界全出。
小說寫了高郵城的三個小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開絨線店，陶虎臣開炮仗店，靳彝甫是個畫畫的。他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這是三個說上不上，說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縉紳先生，也不是引車賣漿者流。他們的日子時好時壞。好的時候桌上有兩個菜，一葷一素，還能燙二兩酒；壞的時候，喝粥，甚至斷炊。”兩個小商人，一個小文人，他們的日子不是很穩定，時常為錢所困擾，但在金錢面前他們表現出來的人格和美好人性，是全篇的亮點。
小說寫人物為錢所困。王瘦吾的“窮”，一個細節盡出，兒子上學，穿的是釘鞋，其他同學穿的是膠鞋。開運動會，女兒沒有運動鞋，母親就用白布仿做一雙，王瘦吾看了心酸，讀者看了更心酸。“因此，王瘦吾老是想發財”。陶虎臣的炮仗店開始還行，後來接近倒閉，起先是喝粥後來連粥也喝不起。畫師靳彝甫的日子也緊緊巴巴地過，但手中有三塊田黃石章，在朋友吃不上飯的時候，在陶虎臣上吊自殺的時候，他毅然賣掉三塊珍愛的寶貝，為朋友全家的生計換來了錢。小說全篇寫三個人命運的起伏，寫三個人生存的困厄，但始終洋溢著一種暖意，這暖意是友情，也是中國文化濟貧救難的慈悲情懷，也是視朋友的安危和冷暖為己事的一種君子風範。中國小說有重友情的傳統，《三國》寫桃園三結義，《水滸》寫梁山兄弟的生死與共，但都側重在俠義上，是寫英雄的俠義。而汪曾祺筆下的這三位市井之人，一心為錢、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所體現出來的相濡以沫的暖意，在今天對那些重利輕義的市儈之風也是冷冷的批判。汪曾祺的小說始終充滿了對人性溫暖的表現，始終為善良的心靈禮贊。當然，也表現了汪曾祺對生活的樂觀主義態度，喝酒對歲寒，是御寒，取暖，也是人生的達觀和樂觀。
汪曾祺的小說是講究結構的。
汪曾祺在談到林斤瀾的小說時，曾用“苦心經營的隨便”來形容林斤瀾的“矮凳橋”系列小說，其實也是夫子自道。清代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在《藝概·詞曲概》中也說︰“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煉如不煉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著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著之字也。”“極煉”就是苦心經營，“不煉”就是隨便。在《歲寒三友》這篇小說里，體現在貌似隨便的結構上，其實精心構思、巧妙運行，真可謂“極煉如不煉也”，簡直是“不煉”到極致。
在《歲寒三友》這篇小說里，人物即結構。因為要寫三個人物的命運，要寫三個人物的性格，作家以人物作為天然的結構形態，三個人物，松竹梅的三種形態。王瘦吾的瘦，不僅是形態上，也是經濟狀況，也是內心的孤苦，似竹。陶虎臣開炮仗店，被炸瞎了一只眼，他是性格和炮仗一樣，熱烈，豪爽，像松。靳彝甫是個小文人，畫師，沉靜，如梅。小說先合後分，“這三個人是”，小說開頭的平易近人的一句口語，恰如空谷來風，交代了三個人合傳的原因。接著分別敘述每個人的生存狀態和性格特征，中間又分別寫了三人的好運和厄運，最後在大年三十的雪夜，三人聚集在如意樓喝酒，又合了起來。在結構形態上，起承轉合，天然形成。
《歲寒三友》沒有主要人物，三個人物平行發展，作家平均用力，分頭敘述，最後命運交叉在一起。這種寫法顯然受到了司馬遷《史記》敘事風格的影響，《史記》里有多人合傳，像《孟子荀卿列傳》《屈原賈生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刺客列傳》等都是把類型相同的人物合在一起，文章內在的聯系是草蛇灰線，暗含其中。《歲寒三友》更像《刺客列傳》，《刺客列傳》寫了五位刺客，《歲寒三友》寫了三個做小生意的街坊，當然，《刺客列傳》未能把五人最後合到一起，因為那是歷史。《歲寒三友》是小說，是虛構。或許在作家腦海里最早出現的就是歲寒大雪松竹梅在喝酒的場景，才推出後來的小說框架。
汪曾祺在談到小說的結構時，曾說好的小說像一棵樹，《歲寒三友》分別寫了三棵樹，最後讓三棵樹融合到一起，結構渾然天成。《歲寒三友》還巧妙地運用了暗結構，那就是隱藏在陰城的侉子，這個人物貌似閑筆，卻出現在結構的節點上。當陶虎臣準備上吊自殺，正是他割開繩子，救了陶虎臣一命，也才有了後來的三友之溫。這時你才發現，汪是怎樣的結構高手。
汪曾祺的小說是講究節奏的。
都說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好，語言好在哪里？好在節奏。汪曾祺的文字講究平仄，講究對稱，深得中國語言文字的精髓。但好的語言必須依附在一個好的小說節奏上。如果節奏拖沓，節奏混亂，語言的美就會像不會打扮的女性身上的裝飾物，多余而賣弄。汪曾祺的小說往往在開頭就確定了小說的基調或韻律，《歲寒三友》的開頭是“這三個人是”，點題，也確定了人物的身份，“這三個人”的稱謂平常而自然，而在中間一轉，“這一年，這三個人忽然轉了好運”，想發財的王瘦吾發了點小財，陶虎臣的炮仗賣火了，而靳彝甫居然也在上海辦畫展了，還賣出了幾幅畫，斗蟋蟀還贏了錢。節奏從開頭的局促走向舒緩。然而，好景不長，“這三年啊”之後節奏走向陡峭。王瘦吾的繩廠被欺行霸市的人收購了，陶虎臣的炮仗廠倒閉了，到了賣兒賣女的絕地，靳彝甫也遠走他鄉。最後，小說結束在“這天正是臘月三十”上，歲寒三友，人間友情溫暖如火。
《歲寒三友》是一篇有溫度的小說，作家一開始敘述三個人物的命運，用“不上不下、時好時壞”來概括，敘述的溫度可以說是常溫偏低，敘述的口吻偏低沉，中間三個人突然交了好運，敘述變得熱烈起來，語言的節奏也趨向明快，尤其是那段寫放焰火的場景，可謂余熱觸手可及，至于那句“人們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來了”，露水是帶著寒意和冷意的，但在此，你能感受到的是溫暖和熱乎。從“這三年啊”開始，小說的節奏變得冷意橫生，敘述的語氣變得滯重而沉痛，寫到陶虎臣被迫嫁女，上吊自殺時，寒意逼人，節奏停滯。之後，三人在小酒館相聚，“醉一次”，節奏又舒緩蕩開，人性的熱度，友情的溫暖，在敘述的語調中自然呈現。
1992年初夏，汪曾祺夫婦應江甦電視台之邀，拍攝陸建華先生策劃的專題片《夢故鄉》，我參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動。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京太平南路的江甦飯店，汪曾祺和高曉聲、葉至誠見面，三人的親切勁兒，讓我先想起了“歲寒三友”的場景。葉至誠先生生性隨和，是老好人，而高曉聲素來以清高、孤傲出名。他專程到飯店去看人，我印象中非常少。後來听汪先生講，三人這麼好是有典故的。高曉聲復出之後，在南京沒有地方住，葉至誠其時接替顧爾鐔任《雨花》主編，就讓高曉聲在編輯部落個腳，當然要找個理由，就讓高曉聲也看看稿。汪曾祺當時把《異秉》投給家鄉的刊物，《雨花》的編輯說，這篇小說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曉聲看了以後，說︰你們不懂，這才是好小說。高曉聲在他有限的編輯生涯中，破例為這篇小說寫了編後記，而且小說作為頭條發表，在當時的文學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動。汪曾祺的自由來稿被高曉聲、葉至誠看中推崇，可謂是知音難得，至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02年春天，《北京文學》評獎，我和林斤瀾先生都是評委，那天他和我喝了很多的酒，說了很多的話，最多的一句就是︰他們都走了，就剩下我。林斤瀾和汪曾祺、高曉聲、葉至誠也是非常談得來的朋友，當時汪曾祺、高曉聲、葉至誠先後辭世，而我恰巧都參加了三個人的葬禮，也很感慨。說到動情處，林先生都哽咽了。如今斯人亦去，諸位同道之間的友情在天國里應該更加濃厚，像汪先生的《歲寒三友》一樣，綿厚悠長。
[ 作者系評論家，本刊副主編 ]
汪曾祺的小說是講究文眼的。
中國古人寫文作畫，講究。講究之一要有詩眼、文眼，所謂“畫龍點楮”，其實是在文章的結穴點上做夠文章。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宋祁的“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都是詩眼的範例。王國維《人間詞話》第46條說︰“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歲寒三友》的文眼在哪里？寒，在“寒”字上。
小說的結尾寫道:
這天正是臘月三十，這樣的時候，是不會有人上酒館喝酒的，如意樓空空蕩蕩的，就只有這三個人。
外面，正下著大雪。
篇末點題，很巧妙。大年三十，是歲末；大雪紛飛，是背景，是“寒”的大自然形態。即使簡短的結尾，也體現汪曾祺先生的文風所在，這是一個容易濫情的地方，一般作家會大段地寫風雪的肆虐和天氣的寒冷，然後說，屋里，溫暖如春。但汪氏就用了一句最日常的口語︰正下著大雪。沒有一句形容，沒有修飾語，可謂不著一字，境界全出。
小說寫了高郵城的三個小人物，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王瘦吾原先開絨線店，陶虎臣開炮仗店，靳彝甫是個畫畫的。他們是從小一塊長大的。這是三個說上不上，說下不下的人。既不是縉紳先生，也不是引車賣漿者流。他們的日子時好時壞。好的時候桌上有兩個菜，一葷一素，還能燙二兩酒；壞的時候，喝粥，甚至斷炊。”兩個小商人，一個小文人，他們的日子不是很穩定，時常為錢所困擾，但在金錢面前他們表現出來的人格和美好人性，是全篇的亮點。
小說寫人物為錢所困。王瘦吾的“窮”，一個細節盡出，兒子上學，穿的是釘鞋，其他同學穿的是膠鞋。開運動會，女兒沒有運動鞋，母親就用白布仿做一雙，王瘦吾看了心酸，讀者看了更心酸。“因此，王瘦吾老是想發財”。陶虎臣的炮仗店開始還行，後來接近倒閉，起先是喝粥後來連粥也喝不起。畫師靳彝甫的日子也緊緊巴巴地過，但手中有三塊田黃石章，在朋友吃不上飯的時候，在陶虎臣上吊自殺的時候，他毅然賣掉三塊珍愛的寶貝，為朋友全家的生計換來了錢。小說全篇寫三個人命運的起伏，寫三個人生存的困厄，但始終洋溢著一種暖意，這暖意是友情，也是中國文化濟貧救難的慈悲情懷，也是視朋友的安危和冷暖為己事的一種君子風範。中國小說有重友情的傳統，《三國》寫桃園三結義，《水滸》寫梁山兄弟的生死與共，但都側重在俠義上，是寫英雄的俠義。而汪曾祺筆下的這三位市井之人，一心為錢、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所體現出來的相濡以沫的暖意，在今天對那些重利輕義的市儈之風也是冷冷的批判。汪曾祺的小說始終充滿了對人性溫暖的表現，始終為善良的心靈禮贊。當然，也表現了汪曾祺對生活的樂觀主義態度，喝酒對歲寒，是御寒，取暖，也是人生的達觀和樂觀。
汪曾祺的小說是講究結構的。
汪曾祺在談到林斤瀾的小說時，曾用“苦心經營的隨便”來形容林斤瀾的“矮凳橋”系列小說，其實也是夫子自道。清代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在《藝概·詞曲概》中也說︰“詞中句與字，有似觸著者，所謂極煉如不煉也。晏元獻‘無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觸著之句也。宋景文‘紅杏枝頭春意鬧’，‘鬧’字，觸著之字也。”“極煉”就是苦心經營，“不煉”就是隨便。在《歲寒三友》這篇小說里，體現在貌似隨便的結構上，其實精心構思、巧妙運行，真可謂“極煉如不煉也”，簡直是“不煉”到極致。
在《歲寒三友》這篇小說里，人物即結構。因為要寫三個人物的命運，要寫三個人物的性格，作家以人物作為天然的結構形態，三個人物，松竹梅的三種形態。王瘦吾的瘦，不僅是形態上，也是經濟狀況，也是內心的孤苦，似竹。陶虎臣開炮仗店，被炸瞎了一只眼，他是性格和炮仗一樣，熱烈，豪爽，像松。靳彝甫是個小文人，畫師，沉靜，如梅。小說先合後分，“這三個人是”，小說開頭的平易近人的一句口語，恰如空谷來風，交代了三個人合傳的原因。接著分別敘述每個人的生存狀態和性格特征，中間又分別寫了三人的好運和厄運，最後在大年三十的雪夜，三人聚集在如意樓喝酒，又合了起來。在結構形態上，起承轉合，天然形成。
《歲寒三友》沒有主要人物，三個人物平行發展，作家平均用力，分頭敘述，最後命運交叉在一起。這種寫法顯然受到了司馬遷《史記》敘事風格的影響，《史記》里有多人合傳，像《孟子荀卿列傳》《屈原賈生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刺客列傳》等都是把類型相同的人物合在一起，文章內在的聯系是草蛇灰線，暗含其中。《歲寒三友》更像《刺客列傳》，《刺客列傳》寫了五位刺客，《歲寒三友》寫了三個做小生意的街坊，當然，《刺客列傳》未能把五人最後合到一起，因為那是歷史。《歲寒三友》是小說，是虛構。或許在作家腦海里最早出現的就是歲寒大雪松竹梅在喝酒的場景，才推出後來的小說框架。
汪曾祺在談到小說的結構時，曾說好的小說像一棵樹，《歲寒三友》分別寫了三棵樹，最後讓三棵樹融合到一起，結構渾然天成。《歲寒三友》還巧妙地運用了暗結構，那就是隱藏在陰城的侉子，這個人物貌似閑筆，卻出現在結構的節點上。當陶虎臣準備上吊自殺，正是他割開繩子，救了陶虎臣一命，也才有了後來的三友之溫。這時你才發現，汪是怎樣的結構高手。
汪曾祺的小說是講究節奏的。
都說汪曾祺的小說語言好，語言好在哪里？好在節奏。汪曾祺的文字講究平仄，講究對稱，深得中國語言文字的精髓。但好的語言必須依附在一個好的小說節奏上。如果節奏拖沓，節奏混亂，語言的美就會像不會打扮的女性身上的裝飾物，多余而賣弄。汪曾祺的小說往往在開頭就確定了小說的基調或韻律，《歲寒三友》的開頭是“這三個人是”，點題，也確定了人物的身份，“這三個人”的稱謂平常而自然，而在中間一轉，“這一年，這三個人忽然轉了好運”，想發財的王瘦吾發了點小財，陶虎臣的炮仗賣火了，而靳彝甫居然也在上海辦畫展了，還賣出了幾幅畫，斗蟋蟀還贏了錢。節奏從開頭的局促走向舒緩。然而，好景不長，“這三年啊”之後節奏走向陡峭。王瘦吾的繩廠被欺行霸市的人收購了，陶虎臣的炮仗廠倒閉了，到了賣兒賣女的絕地，靳彝甫也遠走他鄉。最後，小說結束在“這天正是臘月三十”上，歲寒三友，人間友情溫暖如火。
《歲寒三友》是一篇有溫度的小說，作家一開始敘述三個人物的命運，用“不上不下、時好時壞”來概括，敘述的溫度可以說是常溫偏低，敘述的口吻偏低沉，中間三個人突然交了好運，敘述變得熱烈起來，語言的節奏也趨向明快，尤其是那段寫放焰火的場景，可謂余熱觸手可及，至于那句“人們摸摸板凳，才知道，呀，露水下來了”，露水是帶著寒意和冷意的，但在此，你能感受到的是溫暖和熱乎。從“這三年啊”開始，小說的節奏變得冷意橫生，敘述的語氣變得滯重而沉痛，寫到陶虎臣被迫嫁女，上吊自殺時，寒意逼人，節奏停滯。之後，三人在小酒館相聚，“醉一次”，節奏又舒緩蕩開，人性的熱度，友情的溫暖，在敘述的語調中自然呈現。
1992年初夏，汪曾祺夫婦應江甦電視台之邀，拍攝陸建華先生策劃的專題片《夢故鄉》，我參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動。印象最深的是在南京太平南路的江甦飯店，汪曾祺和高曉聲、葉至誠見面，三人的親切勁兒，讓我先想起了“歲寒三友”的場景。葉至誠先生生性隨和，是老好人，而高曉聲素來以清高、孤傲出名。他專程到飯店去看人，我印象中非常少。後來听汪先生講，三人這麼好是有典故的。高曉聲復出之後，在南京沒有地方住，葉至誠其時接替顧爾鐔任《雨花》主編，就讓高曉聲在編輯部落個腳，當然要找個理由，就讓高曉聲也看看稿。汪曾祺當時把《異秉》投給家鄉的刊物，《雨花》的編輯說，這篇小說怪怪的，缺少剪裁。高曉聲看了以後，說︰你們不懂，這才是好小說。高曉聲在他有限的編輯生涯中，破例為這篇小說寫了編後記，而且小說作為頭條發表，在當時的文學界引起了小小的震動。汪曾祺的自由來稿被高曉聲、葉至誠看中推崇，可謂是知音難得，至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2002年春天，《北京文學》評獎，我和林斤瀾先生都是評委，那天他和我喝了很多的酒，說了很多的話，最多的一句就是︰他們都走了，就剩下我。林斤瀾和汪曾祺、高曉聲、葉至誠也是非常談得來的朋友，當時汪曾祺、高曉聲、葉至誠先後辭世，而我恰巧都參加了三個人的葬禮，也很感慨。說到動情處，林先生都哽咽了。如今斯人亦去，諸位同道之間的友情在天國里應該更加濃厚，像汪先生的《歲寒三友》一樣，綿厚悠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