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紫（后排左5）和丈夫何庆钵（后排右7）抗战时在重庆歌乐山国立药专同学。

章紫近照

章紫同学汪曾祺。

95岁的章紫老太太坐在江北家中的客厅里，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她和丈夫——重庆最老的渝商何庆钵先生1940年代的结婚照，西装旗袍，好莱坞风格；下面是一张几米长的会议长卷照片，邓小平、胡耀邦、邓颖超、彭真、万里、王震坐在前排，她作为重庆代表，站在后排某个位置上。

书香女

老太太1920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名门望族，从名字到家世，都很传奇。她说：“我出生时受了窒息，脸色紫疳，所以父母给我取名字，就叫紫。家里出身书香门第，祖父章际冶是光绪年间进士，当过翰林院编修，年纪大了，回乡办学，当过江阴南菁书院山长。南菁书院后来改为南菁中学。父亲章斌是教务长，后来曾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解放后，父亲在华东师大第一附中退休，高级教师，最后在重庆去世。”

母亲王伊荃，先后在无锡竞志女中和上海务本女中就读，“毕业后应聘到商务印书馆老板、大出版家张元济家里当他子女的家庭教师。”

章紫读到高二，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全家迁到上海，我在扬州中学读完高中，考取了中法大学药科。老家的大房子，已被日本人占了。”

章家老宅位于江阴城内大毗巷，靠近东门。从章紫现在美国的堂姐画的老宅平面图看，前街后河，从大门到后门，包括大门、天井、老厅、藏书楼、花园等八进院落。“现在已没有了，原来后门那条河，都填了。”

到重庆

日本人打到江南，章家举家迁移上海。章紫说：“在上海，我们也不想在日本人手下过日子，不舒服，于是家里又计划往重庆迁移。家里5个兄妹，三儿两女，我是老三。”

“到了重庆，好像是在民权路20号见到我叔父章楚。”章楚早年获美国哲学博士，抗战时任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副秘书长，1949年后任联合国总部译员。“婶婶他们学校也迁到重庆，在歌乐山。我就到歌乐山国立药专去读书。家里想我学医，我怕见死人，就改学了药学。”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是民国最高药学学府，在歌乐山高店子附近。“药专原来在磁器口，遭日机轰炸后，才搬到歌乐山。我是插班生，没考试，我在中法大学读药科考试都是一二名。”

在班上，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生何钵生，是四川西充人，老太太风趣地说：“我们一个班，但当时我瞧不起他。我们有些课老师用全英文讲课。他成绩一般。他们家跟鲜英家关系好，后来败落了。1943年毕业后，分配我到磁器口的药苗种植场，我们学校的教授当场长，种植颠茄、洋地黄，都是麻醉类药用植物，战争需要，当时合川还有一个麻醉药品管理处。”

1945年抗战胜利后，章紫先后到歌乐山的上海医学院和重大理学院化学系当助教。1947年，章紫夫妇在董家溪创办幸福化工厂，她成了厂里的技术人员。给毛纺厂搞氨水、搞高锰酸钾，生产给铁轨防腐的氟化钠。“我们搞技术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药专同学蔡善瑛，对我很好，有一次她从学校被抓去，在文化宫附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在学校她的行李堆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去把她的行李里面的文件包好，我晓得她的中学老师是重大教授谢立慧，他们都是安徽人，我就自己决定把文件送到谢那里。我晓得她是共产党，对这个问题彼此心照不宣。她出来之后，大家不谈这些，但关系还是很好。”

章紫后来是位于董家溪的重庆皮胶厂工程师。“明胶就是猪牛皮在石灰水里浸泡、净化，用热水溶化处理，可以做成装药的空心胶囊。但当时，主要用于火柴头火药的黏合剂。有一年四川省轻工厅的郭厅长，把我叫去，要我们厂保证供应火柴厂的明胶定量，因为火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必须保证。”

汪曾祺

就要采访完了，老太太翻捡老照片，偶然翻出一个复印件顺手递过来：“看看你知不知道这个人，他是我中学同学。”我接过一看，差点没坐稳。这不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汪曾祺老先生吗！

她说：“他是苏北高邮人，我们学校有名，苏北人就慕名而来。抗战前，1935年，我们高中同学两年，苏北人嘛，也不大瞧得起他。我有个好友叫夏素芬，是一个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他跟我们一起看，看了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当时不开放，学校不赞成这种事。他成绩不好，人也不帅，性格也不见活跃，但还是有才华。”

汪曾祺和女同学章紫通了很多年的信。“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我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我们都出来了，读大学嘛很无聊，就写了很多信，他跟我写得要多些。妈妈知道我跟一个苏北男生在通信，还警告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内容，反正是大学生嘛，天南海北，瞎扯一通，我都记不起了。”

但汪同学信里面有两句话，女同学章紫记忆犹新。“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是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小胖手。我们通信多，但我们并没谈恋爱。他这句话都这么说了，我们确实没相爱没谈过恋爱。‘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多年以后，在北京，汪曾祺在家里握着章紫的手，就是当年在信里隔空而握的学霸女同学的小胖手，此时，1980年开始名满天下的老爷子，已垂垂老矣。章紫说：“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他家里做客，他住在北京蒲黄榆路，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在家。他很会做菜，是个美食家。他悄悄跟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可能是指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他的几十封信，章紫一封都没保存，“因为我爱看书，就看到他写的文章，就晓得他后来那么有名，夏素芬也晓得。我们一个同学是医生，还告诉我说，解放后，汪的父亲，在镇江医院挂号。汪曾祺给我写的信，全都丢了，我哪晓得他后来那么有名呢？丢了就丢了，无所谓。当时同学写信多，都丢了。”

汪曾祺跟章紫同岁，1997年病逝，终年77岁。我想到比他们大13岁的英国大诗人奥登的《名人志》里写的那个女人，名人一直给她写信，她“回几封他大堆出色的长信，一封也不保存”。最后，我问汪曾祺在班上有什么外号没有？老太太一笑之后，用纯正的江南软语欢快地叫起来，像一道闪电：“汪癞子！就是癞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