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元 峰

王大进选取了叙事的独特文化弧度。“被创造的世界是有丰富的时间性的”，身处一个尚未完形（归因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跨世纪、跨文化范式的延伸）的文化场，他或许是自发地把主要叙事时段控制在了十分迫近的“革命”时代和商品时代之间，一个当下文化场中极富张力和向心力的部分。对于王大进来说，即使要雄心勃勃地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重铸文学的辉煌，这个区间也足够了。相对于更深远的文化渊源和更细微的文化脉动，王大进选择的文化弧度是局促和宏阔的对立统一，但他并没有沉浸在个体的喃喃细语中放慢叙事节奏，也没有选择“宏大叙事”，而是通过自己创设的叙事时空将人性裂变速率处理为令人几乎不能承受的高频。这些裂变，是一种残酷的真实，是王大进心中的现实。

王大进叙事的文化弧度可以用几部长篇标识出来。《阳光漫溢》是这个弧度第一区间的文本。在这一区间中，王大进尝试在视角闪回中进行历史重叙—对“革命”历史的重叙永远是转换视角的叙事。他搭起一个相对宏阔的叙事框架，揭示白米镇“革命”风暴中的人性裂变。在某种程度上，“文革”依然是被意识形态封存的特殊资源，虽然“文革”叙事以它对“文革”的人性化重叙已经被学界注目。《阳光漫溢》和《十年十癔》（林斤澜）、《坚硬如水》（阎连科）等文本一样，是对特殊时期人性状况的重审。小说选取了一位口吃少年的视角作为主视角，在叙事推进的过程中，小说事实上的多视角造成了间或的叙事失序，但这并不影响小说关注欲望变异过程，并让这一诗性主线井然有序地延伸。作家习惯于快速切入灵魂深处，视角往往在叙事中成为隐性存在而被阅读忽略。在《阳光漫溢》中，叙事人作为苦病形象出现，叙事选取童年视角，有助于形成一个人性审察中的白米镇印象：欲望追逐，人性变异，真实的荒诞成为其日常场景。张学庆、刘菊花、罗干臣、虞美人、杨明亮......这些充满活力的生命个体，他们按照自己的规则生活在白米镇。冬雪降临在白米镇的时候，视角转回到张跃进身上，这种回转显示了文本中可贵的诗性清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文学回溯世俗，小说文本从“红色”中渐次离析出生命原欲。王大进正是以生命的原欲为参照系，他为展现一个时代的荒谬所寻找的人性坐标，已经回到了生命伦理的底线，给人以灵魂的震撼。一系列故事将整个白米镇的革命情状标识出来，其中包括俞眼镜与毛主席像的关联，人名和时代的关联，罗干臣和有领袖画像的杂志的关联，张学庆等对虞美人的批斗，俞眼镜跳忠字舞，等等。“革命”为人的种种生理行为重新找到了规则和依据。姥姥走过毛主席像前放屁也要检讨，给主席像洗澡，张永红把一枚很大的金属像刺过了肉，别在心窝上.....“革命”如火如荼地成长的时候，一个情欲中的白米镇死去，而在结巴张跃进的叙事行为中留下了斑驳的真意。人们真的在欲望如潮、人性湮灭中“把握了记载了历史”（张跃进援引艾略特《荒原》的诗句）了吗？李建民（张跃进评价他为--一个准圣徒，一个革命者，一个无产阶级消灭了七情六欲的战士，一个坚定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造反派，一个登徒子，一个男人，一个喜欢女色的“正人君子”，一个愿望沉溺于性的欢乐的贪欢流氓）和张学庆一起，构成了《阳光漫溢》的两大“革命”叙事意象。张学庆死在周小敏的阴谋中，一个由情欲开张的白米镇在经历了血腥的人性裂变后，又通过阴谋与爱情回归到情欲。也许是因为白米镇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王大进有关白米镇的叙事显得深刻而局促。

王大进所选取的文化弧度中，《欢乐》可以作为第二区间的作品。在这一区间，作家将乡村变革纳入了个性化的诗性视野，“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理想的村庄，能不能试图让一个村庄有它自身的理想呢”的题记是他富有忧患意识的诘问。村庄没有自己的理想，进城的愿望是对一种空间位移的乞求，没有任何意义。为村长揩屁股的周兴旺卖粮的几百块钱被骗之后，在村长李正明凝视着还在睡梦里的村庄，“有一种成就感，就像一个封建庄园主视察自己的领地一样”的时候，一个早上，周兴旺逃离了。在去陵州破旧的长途客车上，周兴旺认识了牛德衡，开始了马口村和陵州的关于欲望与空想的故事，那些乡村悲剧。插入的笑话、城市新民谣等所造成的诙谐和叙事中的朴实并行不悖;如同《阳光漫溢》里的张跃进一样，秀秀的叙述文字是小说的特殊单元，作家似乎试图藉此把写作从村庄和城市的相互招摇中独立出来，以实现诗性的振翅飞翔。虽然并不十分成功，但显示了作家诗性叙事意识的觉醒。哑巴秀秀听到了土地的声音，从世界的完善的肌理中看到了残缺，从人的残缺和残疾中寻求精神的飞越以求得到慰藉。秀秀出生在向日葵地里，成为村庄的异类。这是最原初的田园诗情，反证出城乡灵魂变异中的悲哀。周兴旺和邓一群的欲望之路一样，也是离开乡村和土地，饶有意味的是，王大进也在逐渐从乡村叙事中走出，成为从乡村、田园叙事到都市叙事变迁的印证。作家成为叙事隐喻的一部分，就传递出一种写作危机。

文化弧度的第三区间应该是《欲望之路》。在这一区间，王大进将目光投注到知识分子身上，笔涉都市、官场，打开了一个新的叙事扇面。他依靠邓一群的形象将欲望解析为多种形态，写出了作为生命的原欲与文明的欲望之间力的授受关系，在邓一群的个体生存过程中折射出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态。邓一群的爱情在王大进的叙事中并没有被欲望颠覆，但是，在两种欲望叙事的交织中，爱情成为难以连缀的碎片。林湄湄给邓一群突如其来的满足，已经升腾为欲望的美丽梦境--在王大进的精神坐标中，人的原欲取代了道德伦理成为异化的标识。很多作家都在社会转型后大胆进行过这种叙事冒险，把情欲和性爱作为小说叙事的诗性意象，王大进无疑是成功者之一。他在有限的文化弧度中，借人的生命欲望展现出丰富的人性内容。在王大进的游离态写作中，生命欲望正是必不可少的黏合剂。《欲望之路》成功的原因也许正在于，人欲、人性之间的沦丧和升华成为王大进所盘桓其中的文化弧度的内宇宙。当然，在作家的整体叙事中，有些文本把这个内宇宙打开得很好，将诗性和欲望困扰中的人性在日常琐屑中处理为灵魂雕塑，有些文本，则纠缠了叙事困惑和作家的精神困惑。

在内容拓展、形式实验与精神归属等方面，王大进的叙事体现出明显的游离特征。虽然对叙事空间的拓展显示出作家的不知餍足，但他好像一直没有在题材和叙事风格上找到归属感。王大进整体叙事的游离性特征避免他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断裂中陷入漩涡，他凭借许多个体经验意义上的形象穿梭于各种文化断面，以现实和浪漫的胶合形态为精神和人性提供镜像。王大进在他选择的文化弧度上所作的空间游离，弥合了文化裂变中的横截面。他痛苦穿梭在物质主义时代的浮躁和喧嚣中，在沉浸生活的同时提防精神被湮没和同化。因此，解读王大进，会遭遇一些悖论，但趣味似乎隐藏在悖谬之中。在此意义上，他是耐读的，即使对其进行探究性的、甚至带有某种理论预设的阅读，也是一件富有意味的事情。王大进小说的叙事脉络并不繁复，但铺开了一种当代中国叙事--小说的叙事题材是乡村的，也是都市的;小说的叙事对象是农民的，也是知识分子的;作家目光的兴奋点时而投射在市井，时而锁定在官场。王大进同时具有文体意识和问题意识，他选取的叙事对象和叙事结构因而能够在创作行动中体现为变幻多端的叙事风景。尝试对王大进的叙事风格进行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归类较为困难，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但又从未拘泥于现实。他在现实摹写中的夸张和变形，他在想象世界中行走时选择的真切的现实附着，让人们在对他的风格定位时无所适从。他的写作是实验型的，保持着在各种归属可能面前的游离态。在王大进已经颇为可观的各种长度的小说作品中，还没有形成非常明显的叙事序列。至少就目前的文本来说，没有哪一个文本的叙事形态在作家的整体叙事流程中呈现为稳态的。

当然，任何作家都会有叙事惯性，将他写作的各个阶段连缀成一个耐人寻味的整体。王大进也不例外。如果要从他的叙事中找出一种惯性，应该是潜在的全知叙事，叙事人往往是心理现实的知情者和情节的讲述者。王大进的叙事人称是第一人称限知和第三人称全知的混合叙事，这也正与其现实基调和浪漫特质相对应。王大进并没有刻意将二者区别开来，而是用心理现实将二者的区别混合起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混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王大进长篇叙事的线性策略更适合于展现一段生命轨迹，线性叙事中的个体时间没有闪回和倒错，点缀其间的，是生命的原初感受。《我的浪漫婚姻生涯》是一则浮光掠影的爱情故事，吸引二十岁的牛铁锹的是“她的红衣服，她干净而漂亮的脸，她的非常有神的大眼睛，她腰间露出的那截白肉”。这种爱情狂想曲在一个奇特的背景下本是一种奇幻之旅，但是，王大进没有将这种浪漫导向童话，而是将牛铁锹与云子的狂想曲多次中止在世俗中。秦小梅、剧团金团长、周翠莲、“公安”......尽管浪漫的出走一次次地证明了牛铁锹的生命能量，但他无法从这些人构成的空间逃离，他附着在这个空间里。秦小梅的死和女人圆圆的身世波折反映出，王大进最终给浪漫情爱狂想的挫折以俗世的抚慰。结尾，牛铁锹与刘云子“春陌”相逢，却无法掩饰生命在自我圆融过程中传递出的悲哀。王大进再次写到了花，刘云子手中一束粉蓝色的小花“是那样的让我熟悉，墨绿色的茎叶，但我就是想不起它的名字”。这种莫名的悲哀是另一种欲望的挫败经历。在王大进的叙事世界中，这种欲望是中性的，惟其为中性，才成为折射人性的中间物。

在有限的叙事时空的选择中，王大进更多时候在进行一种写意式的叙事，借以实现他的诗性飞翔。《姑姑的背后》中，聋子姑姑王美莲的背后深藏着一段往事。陶二民和姑姑之间的紧密关联方式不是有声世界的关联方式，但是，从结尾的一枝落满灰尘的塑料玫瑰上，还是能够读到乡村爱情的一种浪漫传奇。王大进借姑姑失聪获得了叙事间距，从而打开了一个无声的世界，桃林镇往事在姑姑情爱的连缀下变得古朴而飘逸。叙事不是全景式的，而是与姑姑有关的桃林镇往事的点染，是对姑姑一生的了了勾勒，是在桃林镇往事所构成的历史氛围中的细致铺陈。王大进写意而不谵妄，他的目的是要展现有其社会历史依据的生命真实，为了这种追求，他有时忽略了细节真实，而只是借用了麻脸祖母、木匠陶二民、祖父、疯女人等在姑姑背后的衍生人物为叙事意象。姑姑灰蒙蒙的客厅里遗留的塑料玫瑰跨越了时空限制，叙事者和这段尘封的往事获得了关联。在这段关联中，塑料玫瑰是具有生命力的存在。王大进提纯了这段往事，这种古典叙事的现代意味提升了故事的荒诞色彩。在《槐花蜜》中，也出现了相类时空悖谬:画家去新荡写生是从“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一片浮躁，自然遭受无情的戕杀，金钱和肉体泛滥”的现代社会中逃逸的行为。这种逃逸使他邂逅了养蜂人和乡下房东，在黄酒和蜂蜜之间奏响大自然中的人性之歌。在这里，被城里人忘记的风景在一个画家和养蜂人的视野中成为浪漫梦想追逐的背景。女人，酒，槐花蜜是这种写意叙事中必备的意象。

王大进也写实。无论是“革命”年代的叙事还是商品时代的叙事，在批判和写实时，作家都一直保持节制，没有走向全面反讽。但是，很多文本洋溢着情绪化的狂欢。王大进的情绪狂欢有时是快节奏中的语言狂欢，有时则是冷峭的夸张和变形。比如《同居者》就进行了类似契诃夫式的漫画风格的白描，叙事层面少，只是故事性偶尔被特殊的插叙削弱。比如，文中有这样的叙事干预：“城市把他们像动物一样的圈养了。他们没有田野，没有河流，没有草地，没有一切自然的东西。从出生时起，他们感受的只有水泥、金属与工业化的所有物质。父母把他们带到商场来，想让他们玩得痛快，事实上却一开始就让他们接受了商业与欲望的等值交换。”这样，就渲染了小说的潜在诗性--对欲望的悲悯叙事。一本通讯录的失而复得颠覆了现代社会中人在各种名目下的联系，将丑陋的欲望剥离出来。另如《测慌狗》，生活在谎言中的人们“动了杀心”，对真实的谋杀成为生命的“共同的感应”，人性虚伪的真实成为一个虚假世界的全部真实，荒诞的就不仅仅是荒诞，而成为一种生命中的严酷现实。

王大进长于运用这种类似于契诃夫式的讽刺，并在这个方向上攀升，于《纪念物》、《谋杀》等篇中将叙事导向对现代生活秩序的全面颠覆。《纪念物》围绕南方大学展现都市生活的侧面。警方对一位女生M分尸案的调查成为叙事的背景，正是这种离奇背景下的日常表述，实现了亦幻亦真的间离效应，可供把握的真实只剩下人的精神世界的迷乱和焦躁。同样，当进入一种“新生活”的老朱的自杀出现在W主持的电视节目中时（《谋杀》），对人性和情感的商品包装与运作就成为一种道貌岸然的谋杀，这是现代社会中人性的真实遭际。《旅程》是王大进所进行的形式实验中比较明显的一例，已经有浓烈的魔幻味道。王大进的小说和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马尔克斯等的风格的偶合，显示出王大进在现代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逡巡。

王大进在现代的叙事诗性和传统的情节趣味性之间快速转换，有时也将二者叠加在叙事中。这种叠加并不尽如人意。从这种处心积虑的转换中，我们能够强烈体会到作家的叙事焦虑，这是一种形式的焦虑，作家在自觉的文体实验中把它传递给了我们，成为可被批评解读的文化符码。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显示出作家在现实漩涡上空的诗性飞翔的疲惫，在此情状下的任何一次歇息都有致命的危险。一些作家，比如“冲击波”中的“现实主义”作家们，比如周梅森、张平，甚至池莉、王安忆（她们有正在为批评界所不断检点的写作倾向），都在传达这种危险信息。《这不是真的》是隐藏了这种焦虑的作品，这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显示出作家的形式拓展，也包含了他深刻的创作焦虑。正如张艺谋的《英雄》制作，形式焦虑总是贯穿在创作失衡中，王大进的失衡和张艺谋的失衡具有相似的文化症候。游离态的写作过程充满了陷阱，也蕴涵着成功的无限可能。对任何一位作家，这种拓进都将是不断颠覆的过程，颠覆的痛苦和重复的痛苦并无轩轾之分。

从整个写作行动看来，王大进还是提供了小说写作的精神线索。他想从对生活的现实、历史的现实和写作的现实的种种纠缠中超拔出来。那些现实引起的冲突应当类似于《远方的现实》中所写到的姚美芹的沉重的肉体现实和超拔的灵魂现实的冲突，它们密布在作家的精神生活之中。在为“欲望之路”寻找完满的表现形式的过程中，王大进的作品汇入了可以为批评所提取的诗性精髓，他的形式实验和内容拓展很多时候体现为独特的诗性飞翔。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化场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力场，有时，对文学微观分析的冲动面临着许多难题。王大进能够超越“文化互渗”的困惑，并找到诗性飞翔的方向吗?作家所选择的叙事的文化弧度和他的游离态的诗性飞翔目前还没有为这个设问提供美满的答案，他的写作行动体现出文化和文体的双重困惑。这里面蕴藏着写作的原动力，也潜藏着杀机。前行路上有了这把双刃剑，发生什么都不会让人过多惊讶。可以预知的两种可能是，要么以个体遭际印证这个时代的文化困惑，要么以文本的特殊审美范式印证这种文化困惑期的人性现实。

惟愿王大进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