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寶
想因王干寫點什麼，或者為王干寫點什麼，真是久矣夫非止一日了。
王干成名早，差不多“新時期文學”發動後不久就躍上文壇，那時我還在讀書，是他的讀者。後來認識了，只覺得他太忙，不為別的，總與文學有關，至少也是以文學的名義。王朔說王干是“中國文壇奔走相告派”，這在許多人听來是惡意調侃，我倒覺得是對王干極高的贊許與感謝。文壇像王干這樣為文學的每一個進步真誠地歡呼雀躍奔走相告者曾經不少，但一以貫之、雖“失去轟動效應”猶不改悔，王干之外，多乎哉，不多也。現在王干或許也失去了當初那份興奮，但看他近來評論和大量隨筆散文，因為不像往昔那麼容易激動，反而對文學有了一種低調的堅定和痴迷。這是真熱愛。用疾風勁草歲寒後凋之類舊話形容或過于悲壯，但人的定性，由此也就能看出幾分來。
王干文章並非每篇都好，更談不上字字珠璣，但我愛讀，因為他寫文章總帶著個人對文壇的最新觀察，很少炒冷飯，或做一些遠離文學的空言高論。我也愛和王干聊文學，因為信息快而多。片刻傾談，勝過看一大堆沉悶無趣的文章。我一度納悶，無論個別交流、集體討論還是大會發言，渾身透著聰明的王干總是很木訥，甚至隨時有思維短路之虞。他激動，興奮，投入，話卻不多，說得慢，還挺費力。及至看到他與某次聊天有關的文章，又完全另一副樣子，天機駿利，洋洋灑灑。原來他聊天時並未完全委身于談話，心仍留在閱讀感受中出不來。或者說，他一半人在七嘴八舌的聊天語境中，大半個人還沉浸在個體隱秘的依然發熱的文學體驗里，左拉右扯，自然不會言辭便捷。可說的愈多，愈興奮，而說的難度也愈高，非行之于文，不能釋放其豐富的文學積蓄。
影響王干語速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肯傾听，尊重別人的思想，渾然忘記大段闡述自己的主張，甘心用破碎的言辭歡迎和追隨別人。比如用“對、對、對”來肯定別人的說法，鞏固別人不成熟的構思，鼓勵別人充分發揮以免中途卡殼。甚至“對、對、對”也不要，像孩子發現寶藏那樣，眼楮雪亮，以手直指前方。這種身體語言是王干在與朋友談文學時經常使用的。他注重聊天質量，不想霸佔話語權，同他聊天特別輕松、過癮，自己好像無形中也變得聰明起來。
作為一個文學中人，王干的日常存在狀態就是如此。當然，還有他的貪玩。這個話題不宜展開，但不妨將他的愛玩理解成特為他所熱愛的文學的游戲本性設計的一種天性。
這樣一個難得的文學談話良伴，編輯《鐘山》理論版期間，使這家雜志在全國兄弟期刊中成為翹楚，也就不足為怪。九十年代《鐘山》發現培養了許多青年評論家，命名、推出了許多熱鬧一時至今仍被紀念的文學話題和說法，許多均與王干有關。在《鐘山》期間，王干更深地介入了九十年代文學，他關注的範圍很廣，是那個時代真正具有全局眼光的為數不多的批評家之一。與此同時，南京本地一大批青年作家接連冒出來，形成蔚為壯觀的“南京青年作家群”。這個群落在全國作家隊伍中旗幟鮮明，風格獨特，將來的文學史絕對應該大書特書。南京青年作家群的產生和存在方式值得好好研究，我近年指導兩位研究生做這個題目，收集了一些材料，但要講清講透，為時尚早。王干是該作家群的一份子，又是重要的組織者和推動者之一。他那時在作協，南京青年作家群的作家大多與作協無關（後來終于釀成轟動一時的“斷裂事件”），是自由職業或根本無業的一群怪人。王干跟他們或許並不完全屬于一種氣類，盡管如此，在他們中間，他還是發揮了通常一個國家級雜志編輯很難發揮的積極作用。我結識韓東，在南京的“半坡村酒吧”和朱文、魯羊的一面之交，都是通過王干，現場我可以感受到當時王干和他們之間那種完全基于文學的融洽關系。我想，是對文學的共同熱愛，以及王干身上本來就有的草根性，使他們走到了一起。
有一次王干和《鐘山》編輯部來上海作協小禮堂為王安憶《長恨歌》開研討會，我注意到他幾乎一言未發，始終興致勃勃地傾听別人發言，恪守編輯的職分。他是《長恨歌》最早的讀者之一，有許多獨到的想法，但既然是“本刊行動”，就盡量讓別人發表意見。這是王干主持《鐘山》評論版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一年冬天在北京開會，休息時我和陳曉明、張頤武在房間聊天，話題圍繞當代文學中的日常生活，隨意展開。王干走進來听了一會兒，就拿出皮夾子，說你們的談話本刊(《中華文學選刊》)要了，回去趕緊寫出來，這是預支稿費!我推測他當年和曉明、頤武等合作，接連在《鐘山》打出“後現代”、“解構主義”、“新狀態”、“新歷史”、“新寫實”、“情感零度”、“聯網四重奏”等令人應接不暇的旗號，就是用這種趁熱打鐵、見到就抓的敏捷手法和甘居幕後、不佔先機的謙遜態度吧？
王干制造話題而讓別人唱主角，另一個原因是他跟唱主角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這包括文學觀點，更聯系著認識和談論文學的方法。王干是評論家，但他的評論不是從理論（或學問）到作品，而是直接從文學中而來，從作品中而來，從對作家貼近的了解而來，從極私人的閱讀感受而來，最後也回到文學中去，回到生活中去，並不無限拔高到某個意識形態或文化的層面。這樣的文學認識需要培養屬于自己的語言才能恰好地說出來。王干寫過一些大塊頭理論文章，顯示了氣魄和學識，但我更喜歡他那眾多短平快似乎並不十分用力的點穴式文章，直抒胸臆，擺脫理論糾纏，與讀者一起身臨其境，近距離觸摸當下文學的脈動。
在這方面，王干獨樹一幟。他把自己的一本評論集命名為《南方的文體》，大意是說他刻意追求南方的滋潤、靈動、平易、豐滿。甦童那時也在大張旗鼓打造文學的南方，人們很容易把文學的南方和批評的南方混同起來。其實二者有聯系，也有分別。王干理想中的批評的南方是中國批評史上不絕如縷的傳統，重實踐，重感悟，重批評文體與同時代文學中最有生氣的語言精神的吻合，避免遠離文學高于文學的隔膜的高頭講章—— 對我們來說，就是遠離來自域外而與本土文學語境尚未很好結合的生吞活剝的理論話語（後者對文學造成的傷害遠遠超過給予我們的靈感啟悟）。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高于文學的批評話語猶如一個神聖家族，始終引導著批評界主流。與此同時，許多非學院派作家、編輯出身的批評家也一直有意識地反抗這種主流，二者構成有趣的張力。王干的南方批評就屬于這種張力結構中本土及傳統的那一面。
王干家鄉，歷史上出過詞人秦少游、小說家施耐庵、揚州八怪代表人物鄭板橋、小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文藝理論家劉熙載，當代則有繼承光大高郵文脈而被王干戲稱為“等于文學”的汪曾祺。王干自述他的文學經歷從崇拜汪曾祺開始，在他的當代文學神龕中時常供奉著這位已逝的長者。而他以崇拜心理接近的豈止汪老一人，但凡有一點才氣的作家，王干皆以敬畏仰慕的眼光追隨過，其中北方的王蒙、南方以汪曾祺為代表後來加上甦童、葉兆言、韓東、朱文等的江甦作家群，更是他關注的焦點。他的批評，就是在對這些作家實際接觸和喜愛中產生，自然與那些學院派有所不同。王干後來又把南方批評比作水中之魚，說南方批評的本質就是始終在文學之中，猶如魚離不開水。他進一步說，這種魚水關系並不意味著批評絕對依賴文學創作；相對于生活，創作也是魚。批評既在文學的小河游泳，更在生活的長江大海翻騰。文學所有的，批評一樣不缺少（見王干《灌水時代·自序》）。
這是用形象比喻之法對批評的最好定位。而好用比喻，正是王干批評話語不斷自我孳乳的秘訣。盡管一段時期，他曾經迷戀過泊來的現成概念，但他很快就告別了這種非生產性和依賴性概念操作，離開僵化強制的概念軌道，散步于生活本身漫無涯際的詞語的田野山林，在那里歡快地采擷合用的詞語，鍛造心中成熟的意象。
比如，他說範小青小說“洗褪了那種哲學的思辨的推理的色彩，在反璞歸真中呈現生活的實相。在她的近作中，意義的堤岸被現象之流淹沒”。他認為讀甦童的小說是“情感的一次還鄉”，“甦童小說里的‘我’乃是一種夢幻，是童年留在海灘上的浸滿了海水的透明的腳印，是夏日夜空中繁星映現在瞳孔之中的星光，是仰臥在牛背上吹出的牧笛的余音，我們可以感受它的存在，卻不能用文字簡單地傳達”。他稱衛慧、棉棉、趙波為“海上三巫””，將九十年代城市小說概括為“老、女、游、金”四字，這都是比喻之辭。通常一譬既立，就是一個認識成果的完形，額外的解釋反而添亂—一謎語一樣至今尚未解開的“新狀態”的命名，就是如此。“新狀態”人所共喻，大家心知其意，卻又覺得並非圓滿的概念，于是這說那說結果成為一筆糊涂賬。但盡管如此，“新狀態”還豎在那里，傲視著理智的無力。這是比喻的自足性。王干深知此中三昧，就連解釋自己的批評，他所使用的還是比喻。比如他這樣解釋自己對女性作家的分析之所以不能完全苟同女權主義立場的理由︰“我的本意並無歧視女作家的企圖，但既然我是一個男性，必操男性話語，想壓低公雞嗓子說雌語也不像。”王干的比喻當然不只是肯定，分析作家缺點，比喻的妙用照樣是他的殺手 ︰“朱文小說中常出現的隨意性因為把握不住‘飛’的沖動而失之過分，他在躲避生活的沉重的同時，也會同時喪失生活的厚實，很容易滑向浮泛和貧乏。”
比喻是以此喻彼，以近喻遠，以實喻虛，以少喻多，以為人所把握的事物暗指早已存在卻尚未被人通曉的事物。只是暗示，不畫等號，故能揭示兩者(喻體本體)的同一、相似、聯系，又保留它們的差異不被抹煞，既收語言命名之功，又避免遮蔽之害。或者說，將語言的遮蔽轉為敞開，叫事物在語言中既遮蔽著又敞開著走向我們。用這種方式談文學正是中國批評的傳統。其缺點是太富于游戲性、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甚至因時空限制而窒息在過于狹窄的具象中出不來，尤其無力把握跨文化跨語言的某些人類共通性問題。善用比喻的王干也難免這些局限。但其精髓在于︰不把文學之魚提出水面拿到實驗室來解剖，而是像莊子和惠施兩個冤家那樣，閑閑地站在橋頭，討論各自對水中游魚的觀感，誰也別想征服誰。
這種批評經驗，八十年代我們多麼熟悉，今天似乎已成絕響。但王干萬變不離其宗，一如既往地走在這條批評的道路上，或者說，一如既往地行走在中國生活的地面上。
在比喻中，批評的神思游動不歇。離開比喻，批評就凝固。王干也是游動的，他必須不斷變化。他本來就很頑劣，選擇了南方文體就顯得更頑劣了。李陀曾追問“昔日頑童今何在？”這是就創作而言，很引起一陣附和。但人們似乎尚未意識到︰在博士如鯽、論文如潮、專著如山、規範如法的整齊劃一時代，批評界是否就要個個仰著臉做大師，再也不需要王干這樣不遵規矩、難中繩墨的文學頑童了呢？
中國批評無疑正處于轉變關頭，不再像往昔那樣活躍的批評家王干的身影彷佛也有點模糊起來；惟其如此，我才更想從他身上凝視中國批評轉變的軌跡。
八十年代以來活躍在文壇的被稱為批評家的一群人物，我最有感覺的還是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批評家中的某些“異數”。為避重復，斗膽抄錄一段舊文︰
“君不見，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繁盛之際起于草莽的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批評家們而今安在哉？他們的消失並非因為懶惰，或江郎才盡，或甘願放棄，或有什麼更好的職業吸引他們，多半還是因為在文化體制轉軌過程中他們沒有被及時吸收到相對有保障的高校或同樣由國家保護的文聯作協社科院之類研究機關。除了少數特別機靈的在文學大廈傾覆之際及時抽身，僥幸逃到高校和研究機關之外，大多數如今已經成了彈盡糧絕、失去番號建制、布不成陣勢、最終不被承認的批評界的散兵游勇︰或者干脆叫作八十年代文學會戰中沖在最前面的文學與批評的炮灰。他們當然很難堅持下去，只能就地解散。
這些炮灰和散兵游勇提醒那些僥幸生還者改弦易轍，迅速將實用主義原則引人批評。昔日同伴的悲慘命運給了他們再生動不過的教育。
但另一面，這些和八十年代文學潮汐同起同落的草莽批評家的消失也預示了中國批評在新世紀的一種發展趨向︰中國批評將日益學院化和體制化，自發的批評將很難進入高層文化領域，中國批評將越來越成為歐美新生理論的演練場，中國年輕的學院批評家們將越來越喪失那種在八十年代批評中相對比較發達的對本土文學的本能反應和血肉相連的深厚情感。”
當我提到“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繁盛之際起于草莽的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批評家”時，充滿了深深的敬意。當我說他們是“彈盡糧絕、失去番號建制、布不成陣勢、最終不被承認的批評界的散兵游勇︰或者干脆叫做八十年代文學會戰中沖在最前面的文學與批評的炮灰”時，心中翻涌著許多惋惜和同情；而當我認為“這些和八十年代文學潮汐同起同落的草莽批評家的消失也預示了中國批評在新世紀的一種發展趨向︰中國批評將日益學院化和體制化，自發的批評將很難進入高層文化領域，中國批評將越來越成為歐美新生理論的演練場，中國年輕的學院批評家們將越來越喪失那種在八十年代批評中相對比較發達的對本土文學的本能反應和血肉相連的深厚情感”時，又懷著太多的無奈。
寫這段文字，首先想到的就是王干。曾幾何時，中國文壇缺了王干就缺了一份熱鬧，但文壇熱鬧的過去是否也意味著王干的過時呢？不盡然。屬于那群“草莽英雄”的昔日批評家，也有並未完全成為炮灰，到了新世紀憑借對文學頑強的熱愛卷土重來的，比如李慶西、程德培、吳亮等。至于王干，他自始就未曾中斷過批評，就像一條從里下河孵出的魚從來就不曾離開過水。我對他們的惋惜，後來證明是自作多情，應該轉為敬佩才對。
王干近年批評文字多與文化有關，繼文學評論集《世紀末的突圍》、《南方的文體》、《朦朧詩論集》、《邊緣與曖昧》之後，又推出文化評論集《灌水時代》、《趙薇的大眼楮》。但王干並沒有落人“文化研究”圈套。他談文學時就很不老實，在他眼里，文學是多面的，本來就和文化息息相關。由文學而文化，或者由文化而文學，十分自然，不用聒噪。他一邊談文學，一邊談圍棋，談足球，談無厘頭電影，談切·格瓦拉，談武俠，談麻將，談中國電影的“人妖”現象，談女權主義和女性文學，談猶太復國主義，談“趙薇的大眼楮”（後來張頤武兄好像受此啟發又推廣到談章子怡的大眼楮或章子怡的目光？）。這些文章看不到“文化研究”的虛張聲勢，只有文學批評家王干一貫的機智、熱情和隨意拋撒的比喻的花葉。在文學欠收期，這對他無疑是一種解放，一種精力才華的保存與轉移。
王干還有《靜夜思》、《青春的憂郁》和《另一種心情》等可讀性很強的散文隨筆，不是那種拿過別人的題目隨意敷衍的“賦得式”，而是和本行相關的有感而發，就是說，和文學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可以負責地向關心文學的讀者推薦王干文學隨筆《王蒙學習寬容》、《向老舍學習說話》、《向汪曾祺學習生活》、《向魯迅學習愛》。他談這些老作家，也是談自己，談自己伴隨中國文學心靈成長的歷史。王干的文學評論、文化批評和散文隨筆，盡管主題有側重，文體有分工，彼此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在語言方式和智慧形態上相通之處甚多，視為廣義的雜文，也未嘗不可。
王干正是以這種不斷變化不斷拓展的文體實踐貼緊腳下的生活。
從王干執筆為文開始，轉眼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九個年頭。在文學圈里打轉，我們都獲得了一些什麼，又失去了一些什麼。獲得的並不都是好東西，失去的並不都是理所當然。在不同語境中我們都成了王蒙所說的“雜色”。榮耀與羞辱相連，意義與虛空同在，虧欠與感謝共存，理解和誤解摻雜，正經與荒誕交替，嚴肅與頑劣互詰，謠言與真相抵消。世界無比多彩，內心卻往往荒蕪得可憐。但我們還可以彼此詢問︰同是“雜色”甚至更加“雜色”的我們還能像王蒙筆下的曹千里那樣，鼓舞余勇，再一次縱馬奔馳到綠草繁茂的夏季牧場嗎？還能被造清潔的心，重塑正直的靈嗎？
如今寫作有許多重要問題，但有什麼比這更重要呢？
曾在《鐘山》與王干同事過的甦童說，王干一直在“轉身”，從高郵縣政府到北京《文藝報》，從《文藝報》到南京作協《鐘山》雜志，而今又回到北京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文學選刊》，始終奮戰在文學生產第一線。不管他在哪里，我們都很少聯系，對他近況更所知甚少。但同在文學中，一起經歷和感受著時代的變幻，何時遇見，不須鋪墊，立馬就能聊起文學來。本文不算王干評論或王干研究，盡管批評家王干很值得研究，但那應該在別的場合用更合適的方式。據說八月份一些文友在泰州為他搞了一個題為“王干與里下河文學”的研討會，不知盛況如何。現在只想借這廉價的還債性文字，印證我們之間因文學結下的不必相濡以沫暗室分金但可相忘于湖海的友情，並給他捎去一個老友的衷心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