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北京，北京。舷窗外，地面上的建筑群越来越近，几乎贴到鼻子下面，鲍明喃喃地念叨这个词，心里生出一堆感慨。

    “北京”这两个字，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心里的分量，绝对不像法国人对巴黎、美国人对华盛顿、日本人对东京那样简单。它绝不仅仅一个旅游城市，一个首都，一个繁华大都会。“北京”、“北京人”这两个光芒万丈的词，能在外地人心里引起化学变化，就像孙猴子对金箍棒念的咒语“变小！”，让外地人立刻为自己的渺小窘迫自卑，同时为他们至高无上的伟大颤抖不已。任何读过高中的人，如果没有能力在惨烈的厮杀中以一敌万，考入北京的大学；毕业时，再用超能力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拿到北京户口，今生今世，唯有心甘情愿地服输、服软，在心底默默珍藏对这个伟大的梦中情人和它伟大市民的崇敬。遇到节假日，这股不可遏制的崇敬之情化为行动，他们拖家带口，拼了命也要挤进北上的旅程，心里念叨那个光芒四射的名字，犹如虔诚的朝圣者。

    他们的旅行计划里，肯定包括那个出现在小学教科书上的伟大广场。在那里，第一次向国旗致敬——好像向国旗致敬这件事，只能、必须在那个伟大的广场才能完成，然后还会去那些烂熟于心的景点、街道、胡同，想象着北京的每寸空气里飘荡着尊贵的味道。不过后来发现，空气里还有雾霾的味道；而一些地方的街道，和省城或者自己的城市没有很大区别。人们同样神色凝重，步履匆匆。

    朝圣者们宁可忽略这些。多年前“公平竞争”的惨烈厮杀，烙下了深刻的失意，此时得到暂时、肤浅的补偿。他们由衷地赞叹伟大皇朝的伟大历史、各类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和品牌、光怪陆离的摩天大厦，等回家后骄傲地告诉别人，此行不虚。

    有一次，在一个餐厅里，鲍明遇到来九州旅游的一对北京夫妻，因为没有空位，和鲍明挤在一个餐桌就餐。妻子和鲍明挺有缘，一直很愉快地聊天。丈夫催妻子快点就餐，妻子说，我跟她说说话，我觉得她还不错。这话几乎是冲着鲍明的脸说的，却好像在评价一个物件，仿佛对面这个人，根本不在现场。

    你能责怪北京人——我说的是有户口的北京人，谁都知道“外来流动人口”不管看起来多光鲜，永远是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深藏不露或者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吗？你能责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粗暴蛮横的话语权吗？谁让他们是“京字号世袭上等人”呢？谁让他们祖祖辈辈生来就如此伟大，生来就是能以较低分数上北大清华、享受这个国家最顶级资源的优秀“人种“呢？

    飞机离开九州市地面的一刹那，鲍明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上的全部负荷，包括五脏六腑都丢在了地面。在巨大的轰鸣中，飞机突然加速腾空，她觉得自己像子弹一样弹出地球，冲向无垠的太空。这力量最好猛烈些、再猛烈些。

    地面唯一的牵挂，是敬老院里的奶奶。奶奶的状况，像日落前最后一抹暗淡的暮光，口齿不清、目光浑浊，已经渐渐辨认不出眼前的孙女。此刻，这份细细的牵挂，被丢到无边无垠的太空的另一端。

    至于另一份牵挂，原本希望，从离开地面的那一刻起，被远远地甩掉，此刻，它像潜伏在尼斯湖里的水怪，在心底顽固地抬起头，似乎提醒她，她没有离开地球很远，也没有离开九州市很远。

    专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绝没有拖拖拉拉、瞻前顾后的习惯，一旦定了主意，立刻实施，绝不惦记其他选择。已经三个多月过去了，他的微信、QQ一直没有更新过。有人说，他从图书馆辞职了，也有人说他暂时请假回老家了。一个大活人，好像突然从她的世界里蒸发了。

    她不无自嘲地想，这样的家庭背景有一个好处，她和男人关系的牢固程度，有了一个免费的试金石。是不是金子，只要看看，在它上面刮出的那道血淋淋的伤痕。有些事情，有些做法，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就这样吧，她黯然地想，该咋样咋样，该怎么收场怎么收场。

    如轻雾般缓缓摇曳，一个稚嫩、久远的童声在空中回荡，“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飞翔……”像蒲公英一样飞翔，没有重量、没有方向、没有时间、没有对错、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感觉…… ……

    “这个地方好，先去这儿！”

    讨厌的是，有人不停地骚扰她的美梦，骤然把漂浮的她拉回沉重的现实。

    两个大男孩紧挨着她的座位，把脑袋凑在一本厚厚的旅游指南上，争议着北京胡同、北京小吃和景点。他们是全省高校演讲比赛的冠亚军，其中的冠军，正是那匹黑马吴硕刚。果不其然，这小子用他勾魂的月芽眼，一路继续收获女观众、女评委们酥软的芳心和毫不遮掩的口水，从系冠军、学院冠军一直拿下省比赛冠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说起来，她现在不得不感谢这小子。正当满心的疲倦堆积得像压垮骆驼的稻草，因为他拿下省级冠军，自己才能及时地享受一次减压旅行，带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总决赛。

    快接近晚饭的时候，三个外地人抵达赛事承办方指定的酒店。鲍明安排好参赛学生的住宿，对两个男生简单交代了外出时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打开自己的房间，整理行李、洗漱用品。收拾完毕，呆坐在床上，下面的时间该怎么打发，一时没了主意。这时她想起一个电话号码。她从包里翻出那张名片，对着“国家……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主任”的名头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拨通了电话。

    对方的音色听起来依然熟悉，但是沉稳的语速和带着优越感的语气，几乎是另外一个人。

    是你啊，大名鼎鼎的鲍明啊，想死你啦！费东亮用不要脸的老男人们流行的问候喊道，一定要见见，一定要聚聚！田瑞记得吧？全明燕呢？洪健康？都是牛人了，我们经常聚，明天正好又是时候了，明天下午我去接你！

    然后对方说正在开会，匆匆挂了电话。鲍明放下手机思忖着。眼下，不如就近找一家餐馆，体会一下伟大北京的服务员对外地人的伟大热情吧！

    第二天的活动主要是注册登记、招待各省选手和带队教师的欢迎午宴。吃完午餐，鲍明开始有些心神不宁，时不时地朝餐厅门口瞄一眼。

    去，还是不去？去，就是自取其辱，不去，又有无法抑制的好奇。

    几年前，春风得意的费东亮犹如从天而降，从北京来九州旅游，临走时和鲍明在茶馆里坐了坐。他提起过那几个名字。他们基本上是十几年前高考的全校前几名，从省重点高中考入北京的著名大学，最后变成万里挑一的有户口本的北京人。和这几个人在一起，几乎跟自己被拉去游街、遭围观的效果差不多。

    正在好奇心和自尊心之间苦苦煎熬，看见从大厅里走过来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鲍明横下心来，对两个学生做了简单交代，迎着费东亮走了过去。

    费东亮像喝了发酵粉一样，整个身体的横截面拓宽了。上半截的材质，局部出现松弛和细微折痕，下半截躲在考究的西装后，隐隐呈现一个凸出的弧面。一个青葱少年变成一个白嫩儒雅的胖子，说话的语速稳定而富于节奏，喜欢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像怕别人漏掉他的任何一个字。看着他依稀熟悉的五官和完全走样的身材，鲍明感觉踏实了些，可一坐上他的豪华越野车，她就开始后悔，他一张口说话，更让自己无地自容。

    “刚参加了一个市长牵头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会议…… ……”接下来她就像只被绑架的呆鹅，被一堆云里雾里的名词砸晕：城市发展密度，循环经济高端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 ……

    见鲍明半天不做声，老费说，“你怎么样啊，现在至少是副教授了吧？”

    鲍明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扒开，一点点地滴血。

    “没有没有，我还不行，水平不够。”她像霜打的茄子似的，有气无力地说。

    “开玩笑，当年重点高中的风云人物，搞定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鲍明知道，这最狠的一脚迟早会来的。不过他的语气好像没有讥讽的意思，倒是一副不吝赞誉他人的慷慨气度。

    费东亮看着车子前方，慢慢回忆着，“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演讲比赛第一名，唱歌比赛第二名，还有知识大赛…… ……还是学校播音员，学校板报的设计师……你自学的画画是吧？”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别笑话我了行吗？”她强打起精神来，恨不得突然发生什么意外，让她像电影里一样从车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高中时期，和老费最深刻的一次交流，是关于她的画。他曾经向她讨教画粉笔画的技巧。她当时正站在一只凳子上，在学校门口的黑板上，画一只老鹰的纤细的羽毛，没工夫搭理他。那时候她还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但是又瘦又矮的费东亮肯定不是。其实，她也实在说不出怎么学会画画的。那是孤独的小鲍明在一个个寂寞的夜晚，俯在姥姥或者奶奶家的床头，发现的另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终于在想象中和自己有回声、有交流的世界。

    见鲍明没兴致，费东亮换了话题，“他们几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田瑞在芝加哥，嫁了美籍华人；洪健康出了十几部心灵鸡汤，有三家心理诊所；全明燕刚从斯坦福回来，在一家英国旅游公司，还是美女编剧，有一部剧本马上要拍电影了。你还想了解点啥？”

    鲍明触了电一样地呆坐着，怀疑老费邀请自己的阴险动机。但是看着他的慈眉善目，又为自己的念头惭愧。她赶紧说，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地方，适合一个人随便走走看看。

    “想玩遍北京，没有一星期不行。”费东亮的京腔已经有模有样了。接着他不无自豪地向她推荐哪家餐馆不错，哪家咖啡最正宗，哪里有地道的民间手艺。

    鲍明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决定调动全身元气，用意念深深地麻醉自己，以完成一场耻辱之旅——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

    车子来到一处繁华地段。从建筑风格而言，包括北京在内，神州大地的每条繁华街道，其实都是那条街道，每个大都会，都像一个大都会，能让一个亡命天涯的罪犯，一觉醒来吓出一身冷汗，即使奔命到千里之外，以为还是纹丝未动，插翅难逃。最繁华的街区，大抵都满足这样的需求：一个只带了银行卡的外地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到达某个场所，立刻解决工作、娱乐、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每个场所的装饰都让感人觉是宇宙中心：餐馆的菜单厚得像豪华版的世界名著，吃客扑在菜单上，就像高尔基扑在书上；服务生在客人背后静候，随时悄无声息地盛汤换碟，只差给客人揩去嘴角的油渍；足浴店的小妹像捧着新生婴儿一样捧着客人的臭脚；导购小姐把选购的衣服放进精美的包装盒，小心翼翼地好像放进一枚炸弹；餐厅的包间雕龙刻凤，镶金嵌玉，整个世界在比城墙还厚的红木门后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生死攸关的餐桌。各路来历的客人们穿着如同各国政要，个个器宇轩昂，谈吐不凡，好像正是这片人间仙境翘首盼望了一万年的主人。

    鲍明跟着费东亮，走进这样一个宇宙中心的分中心。

    餐桌边端坐着三个人，礼貌地对他们微笑着。每张面孔上都有一些鲍明熟悉的代码。十八岁时又粗又短的浓眉，十八岁时的短下巴，或者十八岁时的塌鼻梁。

    费东亮示意鲍明落座，一一介绍，浓眉的全明燕，短下巴的田瑞，塌鼻梁的洪健康。他们好奇而不乏优越感地打量着她。十几年的生疏，完全意外的装束和神情，除了零星熟悉的面部细节，他们和她完全是陌生人。

    没有想象中的冷场，只有意料中的客套和稍稍的不自然。鲍明不由自主地看着田瑞的方向。她完全想不出田瑞会有这么一副典雅、精致的装束，脖子上精心地用丝巾扎了一朵暗红色的蝴蝶结。她也看着她，对鲍明挤出来一个蜻蜓点水的笑。整个高中时期，她们之间的交流没有超过三句话。她永远一个发型、一件朴素的上衣，像沉稳的泰山一样俯在桌子上学习。鲍明那些哗众取宠的招摇和低级的风头，她根本不屑一顾，她只需要在每次考试的排名榜上，悄无声息地扔给他们一个炸雷。她永远总分第一，稳定得犹如水分子结构一样，令人绝望。

    鲍明拼了命也就考第二，在她后面，而且只有一次。那次她能考到第二，主要是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门课的成绩，史无前例地达到80分。通常，她这门课的成绩，在及格线下浮动。

    “辩证法”是她永远的痛，是无法昭雪的深仇大恨。从一开始，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门号称和思维有关的课程，像不可捉摸却又无处不在的恶魔，永远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发出毛骨悚然的狞笑，无情地嘲弄她的智商。她小心翼翼地循着声音，判断它的位置，推理它的距离，刚要朝它扑过去，那伏地魔一般的笑声却又从另一个角落传来，更加放肆和得意。它不战而胜、战无不胜、瞬息万变、无法无天，它是全能的天、最后的王，把鲍明折磨得奄奄一息。只要拿起辩证法教材，几乎就有胃部痉挛、呕吐的生理反应，非常真实具体的反应。偶尔她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比如永远第一的田瑞，想象她会怎样接受它，强行让自己接受它的每一字每一句，不想、不问、不质疑。那次出乎意料地考到八十分，她丝毫没有高兴。那个人根本不是她自己。

    辩证法课程的失败，还不是高中时期最令她绝望的事情。可以想见，根据多年的经验，永远总分第一的田瑞，几乎是为北大清华量身打造的最理想的种子学生。

    鲍明脑海里有无数个田瑞的身影，出现在北大清华的每个角落，内心突然像瞬间冰封的湖面。北大清华！在她心里，它们一直是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耸入云的圣殿，那里深藏着金光闪闪的的钥匙，具有开启终极幸福的魔力；在那里，所有羞于启齿的、隐蔽的疑问都将为她赢得光荣，所有不为人知的、根植在内心的种子，都将骄傲地发芽。

    伴着轰隆隆的震天巨响，一座高耸入云的庞然大物，在她面前突然坍塌了，扬起漫天灰尘，遮云蔽日。她突然意识到，并没有想象中遥远的圣殿、终极的幸福之地在等待她。那些羞于被人知道的思绪和疑问，她所有的秘密，仍将孤零零地深埋在坚硬的地壳之下。她独自站着，冷冷地、绝望地和面前这堆巨大的废墟对峙，有一种伤心欲绝的痛楚。这侵入骨髓的痛，难以对任何人言说，它像病毒一样掏空她的身体。

    此刻，田瑞漫不经心地端起茶杯，细声细气地问，“你在学校主要是教学还是做行政工作？”

    “教书，只会上课。”鲍明干笑着。

    “田瑞现在是美国公司的老板娘，北京芝加哥来回飞。”洪健康对鲍明说，一边调整端上来的菜盘，招呼大家下筷子。只要一抬眉头，他的前额瞬间堆起几层深深的纹路。这个内向寡言、坐在最后一排的瘦高个男生，带着上学时一样的黑边眼镜，变成了一个开朗豪放的陌生中年男人。鲍明细细盯着他，想在他身上发现一个心理学者独有的仙风道骨。还有什么比窥探心理医生的内心世界更刺激呢？

    真不简单？挺好？鲍明犹豫着该怎么回应老洪对田瑞的介绍，一时没接上话，挂着不变的微笑，一味点头。

    逆行的翅膀

    一

    每个人从娘胎来到这个世界，都免不了大哭小叫，如果那时候知道这个大嗓门发声的权利，后来被各种人、各种环境、各种缘由剥夺和扼杀的话，当时是不是该哭得更长久、更悲壮呢？爹娘应该把你放肆的呐喊录下来，而不是盯着你脑门那几缕稀疏的黄毛——试想，几十年后，等你变成一个疲惫不堪比、负重隐忍的中年人，重温自己放肆高亢的呐喊，难道不比一撮胎毛更刺激你干枯的灵魂吗？

    当然，事情总有例外。有些幸运的人，一直保持着襁褓里的童真，无论什么时候，想发声就发声，想发威就发威；而且，他们发声时，听众的数量有严格控制：不得少于若干人——肯定比当初产房里的人要多，不到场、不准时到场的人，将记录在案，事后受罚。他们发声时，其他人不得有任何动静，看手机、打电话、窃窃私语都是缺乏敬意的令人厌恶的行为。

    没错，我指的是开会。开会，在我们国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吃喝拉撒睡。开会是天堂，开会是地狱。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开会——一定要把他送到主席台上；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开会——一定让他坐在离主席台最近的正下方。眼下，九州市师范学院英语系每周四下午的例会就要开始。一旦主席台上那个五十多岁的秃头男人，用干涩的声音宣布开会，坐在他身边的约摸四十多岁的女人，就会挺着平板一样干瘦的腰身，目光坚毅，走下主席台，径直走到会议室的最后一排。这是英语系不成文的规矩：开会的时候，赵书记讲话，吴主任监督。书记发言的时候，凡是在下面讲小话、看手机、搞小动作的，都记录下来和年终津贴挂钩。

    挂没挂钩、怎么挂钩其实没人明白，每月工资都一笼统打到卡上，谁也不会为了这笔账，到会计那儿盘问。不过，只要赵书记一声“开会了！”，会议室里就会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坐姿端正，双唇紧闭。前半个小时，室内总是肃穆沉静，渐渐地，那些被扼制的喉咙，被禁锢的姿势，一步一步试探地松动。手指开始在包里、口袋里摸索，脑袋和脑袋开始靠近，发亮的手机外壳开始从各种藏身之处露头；……像幼芽拱出土壤，各个角落里悉悉索索的声音悄然生长，声势越来越大，直到细胳膊细腿的吴主任变成摆设，宛如站在波涛汹涌的麦田里的稻草人。主任和书记免不了大声喝斥，点名批评某些人缺乏组织纪律性，接着，书记必定重复他的收魂经：

    “不能乱！纪律乱人心就乱，人心乱社会就乱！”

    这个“乱”字，犹如威力无边的咒语，镇压一切蠢蠢欲动的不轨之念。他特别喜欢用这个字形容种种不祥的恶果，好像一切——尤其是我们的社会——都是不可捉摸、瞬息万变、毫无规律可循的存在。书记的收魂经念叨完，场面暂时有所收敛。一段时间后，絮絮叨叨的野草卷土重来，场面逐渐再次失控，于是再整顿，如此反复循环。

    例会，对一些人而言，和例假的效果差不多——英语系教师百分之九十五是女性——想起来就呲牙咧嘴，蹙首皱眉，知道还是拗不过，它总是会来的，端着一副苦瓜脸，别别扭扭地走进会议室。对主席台上的两个人，怯生生地点下头，算是打个招呼，然后挑一个后排的角落。这些人基本上属于不求上进、愤世嫉俗的落后分子。相反，另一些则是无比欢乐的人，她们面庞红润，衣着打扮优雅得体，热情和活力四射，一进门就友好地和她们的同类互相“亲——想死你了”地“亲”来’亲”去。对主席台上的两个人，招呼处理得游刃有余：绽放饱满的笑容，奉献充满敬意的目光，像对待自家长辈一般简单地嘘寒问暖，或者小小地撒个娇，视情况而定，然后选择前排的位子，大大方方地坐下。她们的世界明亮温暖，充满希望；那些灰不溜秋躲在后排角落里的落后分子们，只能自惭形秽。

    刘云的脸因为好奇显得光彩四溢。她还不懂前排和后排那些猫腻，挑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恰好既不是前方也不是后方。她像课堂上的学生一样认真观察，仔细聆听，心里掂量书记的每一句话，每句话最后都得到她发自内心的认可：嗯，学生上课玩手机、说小话确实要管；英语早读还是必要的，确实应该有教师监督，十几岁的年轻人，哪有不贪睡的；学校外面的马路交通确实乱，这马路横亘在家属院和校园之间，提醒大家的安全意识是必要的，这是领导对职工的关心……不过，后来书记为了深入地表示对大家的关心，详细地告诫大家如何正确过马路（先左后右）、如何规范使用斑马线，刘云竟然走神了，姿势和表情都开始懈怠，呵欠连连。

    “你是新来的吧？”坐在刘云右边的一个五十出头的女老师侧过脸，低声问。

    刘云带着意外的微笑，赶紧点头说，对对，我姓刘，刘云。刘云长着邻家女孩的模样，一双细细的凤眼眯成一条线，皮肤细腻白嫩，也有几分可爱。

    “我姓王，王春霞。行李都收拾好了吗？你们现在的住宿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

    刘云凑近她，轻声说，“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家就是九州市的，没什么行李。”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自豪。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共同分享的种种温暖，很快取代了离开繁华省城的遗憾。对刘云而言，有些选择根本不用费神，有些路是早就铺好的，认认真真往前走就行了。就像九州市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大陵山，自古以来就在那，对它的存在，只需要尊重，谁会无聊到去质疑呢。

    “王老师，哪个是鲍明？那个人——”她的笑容定了一下，似乎对自己的做法有些不好意思，“——咋样？我和她一个公寓。”

    王春霞突然愣了一刻，然后把头缓缓地侧向她，仿佛在拿捏语气的轻重，一只手遮住嘴角，刚要说话，刘云的左边突然有人插话，“谁——？跟谁住——？”左边的人突然朝她侧过来，上半身快压到她大腿上了。

    王春霞干脆把嘴巴递给刘云大腿上的那只耳朵，“鲍明——”

    两个倾斜的身体，在大腿上方交换了心领神会的目光。左边的低声说：“她又谈了一个，退休老师的儿子”，右边：“好像没上大学，一个混混”，左边：“都住一起了”，右边，“啊，真的——”，这时，两人似乎意识到大腿主人的存在，直起上身，贴在刘云左右耳朵两边，一阵压抑而兴奋的惊叫，几乎同时从她耳边呼啸而过“就住学校家属院里——”

    刘云被这一幕搞懵了。人们总是不会吝惜对一个新来的小辈提供义务指导和建议。似乎出于安慰，王春霞捂着嘴巴又侧过来，“这个人——其实不坏，就是有些做法，你知道吧，和别人不太一样，主要是家庭环境的问题。”然后她戛然而止，恢复坐姿。好像觉得，说话留点念想，反而恰到好处。

    此刻，刘云的心情，就像一朵幸福的从天而降的烟花，直接落到了泥沼地里。顷刻间，一大堆问题摆在她面前，让人伤脑筋。

    “每个人都不一样”——这话也就是用英语说说，敷衍老外。谁不喜欢和自己一样的人相处呢？本来自己运气一直不错，上学时住过的每间宿舍，都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大家都一样，都相似，越看越喜欢。真的纵容每个人都不一样，世界不是乱套了吗？想象中，温暖贴心的女生公寓，被身边这几个女人的话，搞得一团乌烟瘴气。

    脖子扭到很不舒服的方位，按照王春霞的暗示，朝会议室最后一排的角落扫了一眼。隐约瞥见一个纤瘦的身影，低头若有所思的样子，有一种少见的专注。

    让人纳闷的是，一艘庞大的、支离破碎的沉船，如何不动声色地潜伏在那样纤柔的外表之下。刘云转过身，很快打消了好奇心，抿着嘴角果断地想，没什么，只要没课就不在公寓里呆，回家吃老妈做的饭菜，不然老爸会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把她拖回家。

    二

    打开塑料袋，拿出青菜，洗好切菜板，哼着小曲，一切有条不紊。刘云满心高兴地想，女人真是没有理由不喜欢厨房。小女孩时都曾煞有其事地玩过家家游戏，现在变成现实了。

    公寓大门突然打开了，鲍明出现在门口，两只手上拎着沉甸甸的塑料袋。

    刘云抬头“哦！”了一声，好像被猫逮住的老鼠。

    这几天，一场单方面的猫鼠游戏，在112公寓悄悄进行。刘云像小老鼠一样呆在自己房间里，听着厨房或者卫生间的动静。公寓是旧筒子楼改造的，每套有两个单间，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避开猫，也不是不可能。等到一切风平浪静，小老鼠才蹑手蹑脚地出去。情况一直很顺利，直到此时，惨案发生。

    “做饭呢？你来好几天了都没碰着。”她纤瘦的身影在厨房门口停下来。

    “啊，就是。”刘云低头忙着手里活，干笑着敷衍了一句。

    “我回来路上多买了点西红柿，你要用随便拿点。”她直接得让刘云有些意外，倒像是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哦，不用不用，谢谢。你今晚在宿舍吃晚饭啊？”刘云抬头瞄了一眼问道，又感觉自己说漏了嘴，继续低头洗菜。

    “是啊，菜都买回来了。”她把塑料袋高高地拎起来。放下袋子，盯着地上的一棵菜心。她顿了一下，问“有人跟你说什么了吧? 我的事肯定传疯了。”她懒散的语气里不无讥讽，好像在说别人，“说就说吧，她们闲着也是闲着。我不去他家了，分手了。”

    刘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把青菜齐齐地码到切菜板上。果然啊。

    “昨天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他——不在九州吗？”刘云试探着，轻声问，拿着菜刀的手停了下来。

    “他去广东打工好几个月了。说是可怜我这个外地人，一个人在这没人照顾，其实他精得很，是让我去他家照顾他老娘的。”她捡起地上的菜心递给刘云。

    这下乱套了。没想到故事还有这么一个版本。刘云接过菜心，捋了捋额头上水珠，似乎顺带着把脑海里那些乌烟瘴气的东西甩掉，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那你——，”她边洗菜心边拖着声音说，“还好吧？”

    “没啥，”她幽幽地嘀咕道，带着一丝自嘲笑了笑，“我喜欢他老妈，才跟他谈朋友的。”

    刘云有心理准备，对这个无厘头的回答没有反应。她一点也不习惯下课后回到冰冷的宿舍，做贼的感觉让人太闹心。此刻鲍明就站在自己面前——还长了一副招人怜的模样——一个活生生的人，举止看起来和一般人没什么大不同。冷清的公寓里多了一份温度，小厨房里的磕磕碰碰增添了过日子的烟火气。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谁又能全部了解谁呢？——虽然其他的事情还不清楚。

    猫鼠游戏结束了。两个人在小厨房里寒暄唠嗑，自然而然又礼貌客套，小心地、默契地维持一条看不见的防线。

    三

    全城的人，不，全国的人，都拖家带口地出动了。挤上高铁火车，登上轮船飞机，宛如十个非洲平原上狂奔的迁徙大军。不同的是，动物们迁徙，是为了丰盛的食物，舒适的气候，人类浩浩荡荡地大规模迁移，是为了在某个收门票的地方，撞见另一群黑压压的同类。

    刘云庆幸自己不用加入那些乱军。呆在家里就是呆在天堂。每天睡到大中午，一起床就能享用一桌子美食，天天不重样。国庆节过了一半，她担忧地打开手机上的减肥软件。要说居安思危，女孩子们这方面的态度，值得国家领袖们学习，防微杜渐，绝不忽悠。然后，她发现，手机充电器忘在了公寓里。

    往日喧嚣的校园和家属院，突然变得如此安宁祥和。林荫道上的花朵，似乎因为没有噪声和喧哗的污染，开得格外舒展、迷人。公寓大楼里，几乎人去楼空，只听见刘云的脚步声，有节奏地敲打着地面。

    打开公寓大门，安静的房间里传来清晰的低低的英语画外音。她轻轻探头朝隔壁房间看进去。鲍明衣衫整齐地躺床上睡着了。房间不大，一切一目了然。桌上的电脑正在播放一部英文片。屋里的东西堆放得比废品收购站稍微讲究点，床上一堆衣服，桌子上一堆书，单人沙发上是一堆衣服和一堆书。站在门口，刚要蹑手蹑脚地转身，鲍明突然醒了过来。

    “你回来了？”她懵懵懂懂地坐起来，揉着眼睛。“进来坐坐吧。”

    “不好意思，吵醒你了。我回来取充电器，马上就走的。”刘云指了指她桌子上的一堆书，奇怪地问，“这么深奥的书啊。”她的语气里没有讥讽，只是毫不掩饰她的怀疑——这些书是不是一种装饰品。

    全是奇奇怪怪的各种译著：《哲学简史》，《西方的智慧》，《西方文化中的数学》，《白牙》，《砖巷》，《疾病解说者》…… ……刘云几乎闻所未闻，感觉一时没缓过神来。传说中生活作风放荡不羁的女人，其实是文艺青年？

    鲍明瞄了瞄那些书，好像自己的内衣被人窥见，又像一个被人识破真面目的卧底。

    “偶尔看看。”她含含糊糊地说。

    刘云又扫了一眼桌子上的电脑屏幕，一个人正在模仿富兰克林的实验，在雷雨中放风筝，证明闪电与电的性质相同。

    她把眼睛从屏幕上挪开，懒懒地叹了口气，说，“唉，我一看这种记录片就晕。”

    鲍明领会地笑了笑。看着她在那些书堆里独坐的模样，有那么一瞬间，刘云有些犹豫，想开口礼貌性地请她去家里吃顿饭。但是她又猛然想起王春霞那句“家庭环境”的暗示，果断放弃了这个念头。她匆匆地和鲍明道别，回房取充电器。

    莫名其妙地，那些奇奇怪怪的书，对刘云造成了一种挑衅，一种敌意的对抗。毫无疑问，刘云一直是好学生，正常的嫉妒心、正常的紧迫感、正常的荣誉感。从小到大，她都迫切地需要各个阶段明确、具体的人生指标，让她不必为所谓“自由”浪费一丝一毫的精力。她的荣誉感直达的顶点，和大多数高校教师一样：将来有一天，拿下教授的高级职称，著书立作，出国游学，在某个范围里小有名气。这一切意味着巨量、繁琐的劳作，微妙而有价值的人际关系网。成功是艰难的，也是可行的，因为至始至终，创造力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谢天谢地！创造力在今天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它基本上等于使用搜索引擎的能力。

    回到家，她一口气在淘宝买了几本最新版的日语书，着手职称外语考试。同时在网上搜罗论文的方向。

    作息时间突然改变，一连几天晚睡早起。刘云妈妈忍不住心疼地数落女儿，多睡一会儿，不要太着急。父亲在一旁自豪地说，“我们刘家的孩子都是最出色的！说干就干，跟我在部队上的时候一个样儿，老爸全力支持你！”

    可不是嘛，离队的鸟儿找到了归巢的方向，脊梁骨硬朗了起来，一身清爽。有目标的人没有理由不自信。此时，隔壁那只迷途的羔羊不再是威胁，反倒让人暗暗怜悯。

    四

    长城攻破了，国门打开了，真洋鬼子进来了，假洋鬼子出去了。真假相融，东西交错，这个时代，似乎不存在东西两个平行世界了。

    事实上，这可不是九州师范学院外教们的想法。无论中国的版土有多大，老外们在这里有多自由，东西方之间那些微妙的、无处不在的相互排斥，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牢不可破。就像两个恋人，无论多么努力地想要拥抱彼此，无论从什么角度下手、用多大力气，永远无法抱得够紧、贴得够近。溪水还是从石头缝里钻走，沙子依然从指间溜掉。水是水，石头是石头，沙子是沙子。

    每年，英语系有一两次教师聚餐。在聚会上，外教像一个珍稀动物一样出现，在酒桌上被展示。其他时间里，他们基本上是隐居人，或者根本不存在。汉语不灵光的老外们，基本上同意一个看法：中国人总是一开始对你很热情，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就变了。

    他们不了解的是，中国人心照不宣地把老外归类于另一个世界，的确源于一些障碍。跨越到那个世界的种种障碍，比刘翔跨栏要真实得多。也可能是尴尬的、破碎的、无力的语法结构，或者是憋红了脸都想不起来的某个英语单词；有时，就是笼统地归纳为文化差异的东西，尽管，文化差异不影响人们如痴如醉地追看英剧美剧好莱坞，不影响人们把留学、移民看作自己和下一代至高无上的梦想，不影响人们吃肯德基过圣诞节玩苹果手机——文化差异简直就是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

    自从九州师范学院引进外教以来，每年签约一个外教，先后一共换了四个人。第一个是英国人麦克，一个内敛、虔诚的基督徒，喜爱东方人的随性、毫无距离感的亲密关系，把这里落后的一面，归咎于宗教的缺失；第二个是凯瑟琳，一个刚从伯明翰大学毕业的学生，用文学的人道的诗意，看待东方的一切，把看不惯的东方特色，视为对自己包容力、理解力的考验和挑战；第三个美国人大卫混得最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年后跳槽到电视台，娶了中国老婆，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一到周末，九州电视台就会出现一张英俊的洋面孔，堆着温良谦恭的、央视主持式的“标准笑”，用综艺娱乐的方式，讲解英语句型、俚语用法；第四个外教就是美国人南希。

    南希是来找茬的。南希有一大堆牢骚，而且绝不迁就。一个六十多岁的美国单身老太太，整张脸皮已经灾难性地垮塌，手里叼根烟头，嘴唇涂得比猴子屁股还红。嗓门大脸子黑，走路快如疾风，行动犹如男人。有人请她包饺子，“饺子吃起来还行，不过我再也不会去包饺子。我不想让你们围着我，笑话我包的饺子！”有学生送给她一盒月饼，她拎在手里上下打量着，“我要转送给谁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也不吃月饼，只是到处送人。太难吃了！对吧？”总之，南希里里外外都不招人喜欢。

    鲍明第一次和南希搭上话，是在家乐福的收银台。那会儿，一句汉语都不会的她，正在心急火燎地比划着什么，嘴里念叨个不停，售货员还是一头雾水。鲍明上去解了围。从此，南希的备忘录上，时不时地多出一个项目：和海伦一起去家乐福。或者，和海伦一起去“东北人家”吃饭。

    这会儿，南希放下购物袋，在餐桌旁坐下，掏出一直烟。她抿了一下嘴唇，感觉嘴唇湿湿的，黏黏的，说明口红安然无恙。她点着烟，另一只手抚了一下扎在马尾巴上的小丝巾。

    坐在对面的鲍明，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幽幽地调侃道，“口红换了，还画了眼线，围了条丝巾，怎么回事？是不是还要见谁啊？”

    南希不置可否地转了转眼睛，看着别处，耸耸肩膀，“没有。”是啊，万一，那个人不来呢？再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对面是一个年轻秀气的姑娘。这是个重大失误，事先没有考虑到。

    然后，忽然间，破天荒地，南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眼角的细微舒展开来。她轻松地吐了口烟圈，承认道，“是啊——，我在等一个朋友，师院的图书管理员。”

    鲍明意外地睁大眼睛，接着，她的嘴巴也张开了，张得很大——她看见，饭店门口，一个神采奕奕的小伙子，正朝她们的方向走过来。

    南希看着鲍明的表情，笑着把两只手一摊，“怎么了？态度！”然后朝鲍明凑过来，举起手里的烟头，在空中迅速划了一道直线，压低声音说：“人生态度！”话音刚落，小伙子已经来到她们面前。

    在鲍明的印象里，高校青年男教工们看起来，就像肯德基的一只白羽鸡和另一只白羽鸡，没什么不同，基本上都是这套标配：牛仔裤或者西裤、学院风夹克、单肩挎包，神态谦恭随和，随时点头，随时应承，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在学校对面的小吃街和校内各个食堂之间，做选择题。眼前这位，一身大黄大绿的运动装，板寸的浓发，剑眉方颌，肌肉结实饱满，一副运动员的身材。四十岁的袁冲伟，看着足足比实际年龄小了十岁。

    “嗨，你们好！见到你们很高兴。”他用英语喊道，带着滑稽的口音。

    “介绍一下，”南希看了一眼鲍明，然后示意来者在自己身边坐下，“我爬大陵山的时候认识的绅士，”她不无得意地说，“摄影师，一级登山运动员，菲利普，”然后她侧过头，面无表情地对男士说，“英语教师海伦。”好像多说一个字，就会累死过去。

    鲍明一只胳膊撑着下巴，摆出一副“我啥都理解”的笑容，心猿意马、恍恍惚惚地对一老一少点点头。从两人不对称的表情和神态上来看，她感觉，某个浓妆艳抹的人可能在闹单相思。好吧，人生态度。

    袁冲伟把PAD放在餐桌上，打开电源，点击一段自己拍摄、编辑的视频。晶莹剔透的雪山，宽广无垠的大草原上，身姿矫健的牧马人，雨中古朴厚实的古桥，伴着撩动人心的音乐，简洁、凝练的文字介绍，声、光、文字，像一道撕开乌云的闪电，直袭人心。

    最后的画面，是他和南希爬大陵山的合影。南希一身白色的运动装，高高地扎起马尾巴，一扫往日的苍老，高挺的鼻梁和鹅形的面部轮廓，能看出年轻时不俗的模样。

    鲍明开始还心不在焉。别说美图、美景，在数码时代，就是突发事件的新闻，都很难让人震颤不已、激动不已。人们的审美感官至少已经被麻醉了，如果还没被手术刀切掉的话。

    等小袁关闭视频，鲍明感觉浑身发热，对面男人每一个细小的举手投足，仿佛都源源不断地辐射过来一阵阵强劲的光波，让人心慌意乱。

    “这条公路，我每年都回去拍一次，拍了十年了。”袁冲伟指着一组公路的图片，“我父母就是在这条公路打工出事的，上面的山塌方了。”

    两位女士诧异地抬起头，表情凝重地看着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南希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安抚了一下，“我父母也不在了，”切，好像别人想不到似的，鲍明鄙夷地想。“他俩都是癌症患者。”

    “有父母又怎么样呢，我生下来就被扔来扔去的，”鲍明漫不经心地说，“差不多是半个孤儿，还不是一样长大了。”说完，她心里暗自惊诧，不相信自己刚刚脱口而出的话。这话从没对任何人说过。

    “没什么，我当时上初三，都二十多年了。”他安慰似地对鲍明笑了笑，“我还有姐姐，比我大十岁。我姐就是我妈。我小时候特别淘气，被他们宠坏了。”袁冲伟笑呵呵地说起小时候的趣事。

    在袁冲伟的眼里，世界还是那个大游乐场，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不同。当年，四岁的袁冲伟，第一次被大人拉着上九州县城的幼儿园。他挣开大人的手，一屁股坐到地上嚎啕大哭起来，路过的行人看着这伤心欲绝的孩子，还以为他被痛揍了。他只是感觉，自己将要丢失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再也不能随时随地疯跑了，要和大人们一样，每到某个时间，就呆在某个地方，而且只能呆在那个地方。最可恨的是，午饭后，得睁着眼睛躺在幼儿园的小床上。那时候，知了正在树上招唤他，牵牛花张大嘴巴从叶子的阴影下爬出来，村头卖糖人的老头儿，用糖稀画一条弯弯曲曲、长着翅膀的龙，在太阳下闪着甜甜的光亮，他几乎能听见，围观的小孩子们口水“噼啪噼啪”掉到地上的声音。一想到这些，哭声就更大更响亮。

    幸运的是，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后来上了小学，他能在任何地方发现游乐场的影子。老师们拖在墙上长长的影子，一片从教室窗外飘进来的形状奇怪的叶子，书边角的空白处——那是珍贵的狭窄的微创作空间，想怎么涂就怎么涂。

    成绩单令人沮丧。父亲假装把拳头举得越来越高，最后都落到了别的什么地方。有一次，父亲抓起一只旧塑料鞋，朝不争气的儿子扔过去，不料正打中他的鼻梁，鲜血旋即染红了半张脸。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鲜血，小冲伟惊恐万状，决定做一番举动，在惊世骇俗的程度上，必须与此相当。他冲进厨房，抓起菜刀冲出来，追得父亲满院子疯跑，一直跑进猪圈才罢休。从此，这个野孩子与世界的妥协再无可能，征服游乐场的欲望和胆量，却百倍地膨胀。

    有些人，注定一生在内心的沟沟坎坎里探索自我，有些人，却只能在崇山峻岭的神奇里，体会深深的谦卑。每当征服一座雪山，完成一段异常艰苦的旅程，登临山顶，俯瞰地面，他喜欢像一头驯服的野马一样静默，让内心如羽毛般轻灵沉静，在群山空谷发出的巨大回响里，变成一粒渺小卑微的尘土。

    袁冲伟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高度提炼的词汇，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让两个女士听得如痴如醉，南希更是一脸陶醉。最后，他突然想起什么，从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花里胡哨的书，“在图书馆找到的，最佳徒步旅行路线。”他把书朝鲍明的方向推了一下。

    南希把书一把抓了过来，略带不满地说，“这是我找你要的书！”然后把书举在手里摇晃，脸上所有的褶子一起激动地抖动，对鲍明说，“我们正打算一起徒步旅行！”

    九寨沟的天气，华山的具体位置和高度，三亚的潜水装备…… ……两个人争着把书抢到手里，书页被翻得哗啦哗啦响，就各种方案的优劣争论着。鲍明被晾了好一会儿。她突然打断两个人，用汉语插了一句，“你们图书馆还有什么好书啊？介绍下吧。”

    袁冲伟抱歉地看着她，用英语表示不太了解，因为他刚从一名经管学院的讲师，变成图书管理员。

    “为什么？”南希合上书，抖了抖手里的烟头。

    “惩罚。”袁冲伟直截了当地说，不屑地扬起一边的嘴角，带着讥讽的口吻，用精炼的中式英语对南希解释，“网上流行的说法：如果你是一个讲师，你每年要下蛋，一个或两个，下在某个篮子里，你不下，走人。所以我走人。”

    “跟他们说，我是公鸡，我不会下蛋！”南希尖叫着，高高地扬起烟头，在头顶挥舞。

    “母鸡也不会下啊。我就打算一辈子作讲师。万年‘僵尸’。”鲍明看着小袁，不住地点着头，好像确认此事“情况属实”。

    袁冲伟看着她，笑眯眯地露出一排白牙，伸出手，用汉语说，“战友啊，握握手来。”然后他顿了一下， “想看新书的话，就来图书馆找我吧。”

    那天，两个女人在楼道口分手的时候，天色已经漆黑。“我就知道！”南希恶狠狠地说。“叫上一个比我年轻漂亮的女孩会出乱子，我根本不该叫上你！”

    “是我的错吗？”鲍明抿着扬起的嘴唇，忍着满心的得意，“可能他不太喜欢你口红的颜色。”

    “得了吧！你欠我一个人情，永远！”南希用烟头指点着她，那副样子，让鲍明一时不清楚是假装生气，还是真跟自己较上劲了。

    五

    鲍明挤上公交车，找到一个位子坐下，舒服地靠在靠背上，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沙子渗进石缝里一样消失不见了。但是另一种熟悉的感觉也如约而至，一头小鹿准时醒了过来，在她心里“咚咚”敲打边鼓：去哪里，去哪里。

    车上形形色色的人们，几乎被一件东西统一了姿势。人类肯定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热爱、崇拜过自己的食指。在屏幕上轻轻一划，高山和大海飘过，再轻轻一划，宇宙和群星飘过，只消轻轻一点，“叮——”，点石成金，梦幻成真，快递就在家门口。公交车也有WIFI，点击WIFI，像发情的猫一样，手机发射出赤裸裸的求偶信号，接着羞答答的反馈信号出现了，输入密码，勾搭配对成功…… ……神奇的食指从不辜负你，可以无止境重复操作，堪称无敌耐用品。

    只要有空，鲍明就挤进公交车，体会这种感觉：像一个潜伏的失忆的卧底，想不起来要执行什么任务，或者联系上级的方式，不得不用力思忖，一会儿该在哪个超市、服装街还是哪家餐厅下车。

    她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在童年的梦境里，无数次，登上火车、木船、布满荆棘的小路，小小的、单薄的她在路上，在走向某张床的路上。

    一张床，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就是她能够拥有的整个世界。可能是姥姥家那张旧木床，床上发黄、板结的棉褥，无法辨别年头，姥爷入殓之前就躺在上面；也可能是奶奶家那张咯吱乱叫的老竹床，爷爷入殓前躺在上面。无论去谁家，她知道会有一张睡觉的床，两张床头对面的墙上，分别挂着遗像，她小小的脑袋落在枕上，刚好和两张黑黢黢的遗像互相凝视。半夜，小老鼠在她脚头冲锋陷阵，风把窗子上的玻璃刮得咵哒咵哒响。她从来不懂得害怕，因为她终于躺在属于自己的床上。

    小小的单薄的她，永远一个人走在路上，心里总是不太清楚要去哪张床。因为大人们对这件事也不清不楚，总到最后一分钟才含糊地告诉她这个学期去谁家睡。

    后来她渐渐意识到，其他孩子放学后根本不用去找一张床，而是回到一个固定不变的房子里。她曾经想象房子里的欢声笑语，但她很快把这个念头掐灭。她必须继续自己的独行。

    走累了，她就站在家乡小城的街道旁东张西望。那条街是黑白色的，空空荡荡，她常常算计着，还要多久就会过来一辆驴子拉的架子车，车夫高高地扬起鞭子“啪——！”一鞭子抽下去，帅得惊天动地。

    几间低矮的瓦房围拢成的街道，偶尔走过的寥寥的身影，像一幅永远上映的黑白默片。街上每一辆架子车、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因此每件事都是有原因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为什么我是我，你是你，谁也不知道谁的想法？

    小小的鲍明尚不知道，这些直达苍穹的提问，开启了无休无止的灵魂的攀爬，旅途虽然孤独寂寥，却不乏淡淡的暖意。那些思绪、那些深藏在心底的燃亮的火光温暖了她小小的身躯；在地面，在人间，即便是一丝丝温暖，能驱走包裹她全身的孤寒，又从哪里寻得到呢？有几次，她在梦里揪着两个面容模糊的年轻男女的衣角，哭醒了。醒来之后，她为自己的梦羞愧不已，仿佛那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当她清醒的时候，她自豪地觉得，自己从来不需要那些黏黏乎乎的东西。每次放学，她一个人走到学校门口，看到同龄的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奔向父母的怀抱，就感觉别扭。为什么每次都像第一次见面呢？让人全身起鸡皮疙瘩。

    看着车窗外，回忆在街头发呆的童年，鲍明不禁想起一位异域的古人。据说他也会长时间在古希腊的某个广场发呆，甚至有间歇发癫的症状。他痴迷的问题也类似于“我是谁”。他密集的高强度的提问，催生脑力的激荡，在那些无休无止的问题里，藏着一根单程的、硬邦邦的、带箭头的线条。他用箭头狠狠地砸进人们的脑干，唤醒人们头脑里休眠的智慧。问题是，苏格拉底的父母、家人哪里去了呢？他也被他们抛弃了吗？不然他为什么会站在那里不回家呢？还有那个变态的、宣称“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欧几里得，那个同样变态的、宣称“上帝是数学家”的柏拉图，这些对数学规则痴迷不已、不可思议的古希腊人，他们的爹娘、亲戚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什么让他们舍弃血缘的温暖，投身于点、线、字符、方程式的演绎推理？他们得到了什么？温暖？尊严？好奇心的满足？安宁？

    “两点之间有且只有一条直线”——这是多么丧心病狂的热情揭示的多么冰冷彻骨的发现！它穿越死亡，宛若几千年前一样刚刚绽放，鲜艳，安宁，冰冷，永恒。

    小小的鲍明站在孤独的街头，常常被自己无数个荒诞离奇的念头吓得一言不发。比如，那时她刚学了无理数，她不明白，尺子上的刻度1到刻度2之间，不是有无穷无尽的数字吗？那么刻度1永远也达不到刻度2，可是在尺子上，就这么一下跳过去了！

    她控制不了自己奇奇怪怪的思绪，惶惑着，同时又被它们感动着、温暖着。比如“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接下来一个演绎推理在头脑中迅速闪过，她认真地想，“我的存在是有理由的”。

    多年以后，鲍明才明白，别人家的孩子，根本不用费此周折，只消妈妈一个拥抱，爸爸一个微笑，就得到了她在苦苦寻找的一切。

    有一次，她从街头的杂志上摊上，翻到这样一篇文章《为你的出生而庆祝》。大意说，每个人的出生，都经过无数次的细胞进化和基因选择，你身上的细胞，也许在很多年前，是某个历史人物的身体细胞的延续，所以，每个人的出生都无比珍贵，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鲍明还记得，一霎那，天空的颜色格外明亮，街道上的每个景色都看得清清楚楚，温和的阳光似乎专注地朝她投射过来，暖暖地抚爱她的脸庞。“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她无比激动地确认道，一次次在心里重复这句话。

    这种纯粹抽象的思维活动里，有一种力量震撼着她，一种刻骨铭心的确定性和永恒性，一种彻底的无可置疑的依赖和信念——彻底的依赖和信念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同龄的孩子们坚信，一定会在校门口看见伸开的双臂，一定会有响在耳畔甜蜜的话语。不同的是，她头脑中的思维和信念永远不会离开她，那些思维和信念已经成为她的一部分，是她最永恒、最坚固的依靠。伸开的双臂和甜蜜的话语，终究会像花儿一样凋谢。所有可以触碰的东西都会凋谢，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鲜活诱人。

    二十多年以后，某个出版社、某位崇洋媚外的主编，一时疏忽，出版了一系列数学和西方文明的书籍，鲍明才知道，自己小时候无数个荒诞离奇的念头里，关于尺子刻度的那个念头，叫做“芝诺悖论”。芝诺，是和自己有相同疑惑的一个古希腊人。

    鲍明还记得，第一次读到那些清晰、确切的文字的时候，她用手紧紧地攥着那些书籍，像攥着遗失多年的、证明她身份和尊严的信物。我不是疯子，不是怪胎。她颤抖着在心里喃喃自语。那些文字好像从她自己的脑海里、从她自己的血管里醒过来，活起来，流动起来，伴着脑海里狂放的胜利的交响乐，被嵌进书页。

    “数学和来源于人类理性的卓越光辉的真正激情，第一次被古希腊人激发了。”

    “指向严格的逻辑推理、数据和实验证据的数学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和驱使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亦正是这种精神，试图决定性地影响人类的物质、道德和社会生活，试图回答有关人类自身存在提出的问题。”

    “数学精神作为理性精神的化身，已经渗透到以前由权威、习惯、风俗所统治的领域，成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不知过了多久，鲍明脑海里狂放的交响乐突然被打断，一个清晰的女声提示“水牛岭公园”到了。她这才想起自己的目的地。她看见公交车的窗外，袁冲伟正在站牌下朝她挥手，脖子上挂着一只单反相机。

    六

    时不时地，周四例会改为专家讲座。因为事关学校荣誉，监督力度也随之升级。会议室的最后方，一左一右，分别坐着系书记和系主任。两人如同赶牲口的牧羊犬，各自负责左右两个半场，各司其职，随时用具有杀伤力的眼神、手势和最高级别的口头警告，防止说小话、玩手机、接电话的事故扰乱秩序。

    九州市是中部地区的文化古城。师范学院以游览名胜古迹为诱饵，邀请过一些国内顶尖大学的顶尖学者。单是各种名头已经令人咂舌，待斯人亮相，更是一派超现实的魔幻剧。他们宛若巨星登临新片发布会，造型考究，连鱼尾纹都分布得很别致，黑白夹杂的头发如钢针直立，全身闪烁着黑金属般耀眼而低调的光芒。讲座以中文进行——顶尖学者当然以弘扬传统文化为重，而不是秀英语水平——如果他们敢秀的话。讲座的内容，往往是最前沿的时尚大拼盘，集数码、电影、网络、名人野史于一体，从形式到内容，如同光怪陆离的一阵旋风，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待你定睛回神，斯人已去，唯留古龙水香。

    还有些学者擅长悬疑剧。来听讲座的人，被那些五彩斑斓的题目吸引，带着虔诚的好奇，琢磨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演讲人说，这只价值连城的葫芦，正宗古希腊进口，一路上引发了一系列海盗传奇故事；葫芦上的花纹涉及不为人知的以色列皇族秘史；葫芦盖更牵扯一段神秘的大清后宫野史。至于葫芦里的东西，会出现在他的下一部著作里（附带介绍出版社、书价、订购电话），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其实葫芦是空的。

    名气小些的学者，花哨和名头少些。他们的讲座大体像坐公交车，还在上一站，就知道下一站的模样，终点一定有一堵墙——一个不左不右、既东方又西方、万能的、牢不可破的结论——毫无羞耻地、牢固地捍卫讲座至高无上的主题和意义。不论纸糊的还是沙堆的，这堵砌在终点站的墙一定要有。他们爱死了这堵墙，它意味着他们来过了，伟大的重要的意义被他们发现和展示了；更重要的，在这堵墙的后面，时间凝固、历史静止、思维不存在，没有其他不可预测的境地和可能、没有质疑、没有枝节横生，坚决没有。

    在牧羊犬的监视下，绵羊们温顺多了。可恶的是，那些爱讲小话的落后分子，总能发现讲小话的时机，就像蚂蚁从来不愁找不到缝隙。讲座进行一段时间之后，轻声细语像猫一样垫着脚尖，从四面八方悄悄露出头来。

    “你同屋找了一个图书馆的？见过吗？咋样？”王春霞凑过来小声问。

    “见过，外表看着还行。”

    刘云的语气懒懒的，带着一股评委的优越感。其实，她这几天心里着实烦得很。往日祥和的公寓，突然成了让人肉麻的小爱巢。那两个人把小厨房挤得满满当当，炒菜、做饭、洗碗都变成了热辣辣的色情的爱情交响曲。吃完饭也不消停，有时候能听见由某个摄影作品引发的打情骂俏，有时候男的带来一把小提琴，装模作样地秀一下；或者捣鼓一个木质手工艺品、一个改装的二手小电器。只要那个男的在，她一回去，就得把自己的房门关死。

    “这回可算门当户对了，”王春霞一字一句地强调，“都是那种都不管不顾的人。男的四十了吧？”

    “是啊。”刘云不屑地瞥了一眼地面，慢悠悠地说，“人家心理年龄才8岁。”

    “听说了吗，”王春霞突然几乎贴到她脸上来，“她父亲又给系领导写信了，就昨天，”她压低的声音像小锤子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在她耳根上，“这次闹大了，她父亲要起诉她。”

    关于鲍明家里的事，从第一天起王春霞给她的暗示，到后来各种零碎的传言，已经在脑海里大致勾勒出一幅画面。

    “啊，不是去年写的那个？”

    “那是第一封，那个还只是骂她不孝不敬、不关心老人，当时领导都劝她低头认错，她不干；现在闹大了。她父亲要起诉她。”

    刘云浑身的懒散和不适瞬间消失了，她直起身子，不禁关切地感叹：“怎么会这样？”

    两个人像惊弓之鸟一样，对望了一眼，吓得不再作声。就像一年前，那封信引起的反应一样，八卦这件事的人们，陷入深深的惊恐和沉默。无需更多的语言，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事情足以让一头狮子土崩瓦解。这种惊恐和沉默，在面对当事人时，一丝一毫都没有减弱。哪怕前一天还和鲍明有说有笑地打过招呼，此时面对她，无论在电梯、走廊、还是会议室，咫尺之间，人们毫不掩饰地突然板起铁青的居高临下的面孔，仿佛面对着一堵墙，一桩木头，对面的人根本不存在。直到很久之后，预想中更刺激、更大规模的灾难并没有出现，当事人似乎一切如故——鬼知道她每天是怎么鼓起勇气出门的！——人们脸上的霜冻才渐渐融化、消逝，此刻，他们终于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

    七

    鲍明坐在床边，感觉床好像在摇晃，自己、床、地板一起止不住地下沉、沦陷，顷刻间，轰然坍塌的废墟把她埋葬在黑暗里…… ……时隔一年，这种感觉依然如故。

    她手里是一封拆开的、皱巴巴、被许多只手揉捏过的信。信封上是她熟悉的字体。她扫了一眼，立刻扭头朝向窗外，好像怕被这字迹灼伤眼睛。眼睛盯着别处，两只手好像被烫伤了，笨拙地、颤抖地摸索着，把一张薄薄的纸从信封里抽出来。它像一团火球，在她手里熊熊燃烧。

    “中央刚刚宣布，老虎、苍蝇一起打，我要让全校的人都知道这个冷酷无情的畜生，这个对父母不孝不敬的畜生，彻底清除她带来的精神污染！”

    “…… ……所以，我要向法院控诉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她凭什么为人师表！党的法院为人民！党的法院万寿无疆！”

    身败名裂…… ……畜生…… ……禽兽不如…… ……

    她敷衍地扫了一眼，飞快地把它折起来，放在手心犹豫了一刻，颤抖着塞进信封，甩到地上，好像扔掉一只炸雷。她像一片孱弱的叶子，微微发抖，仔细听着门外的动静，等待着熟悉的脚步声。

    为了避免打照面，这几天刘云一推开公寓大门，总是飞快地打开自己房门闪进屋。此刻，她想了想，把自己的房门虚掩着，关了一半。

    这时，一男一女的声音清晰地从对面传过来。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去接过你的。”袁冲伟的声音里，显得罕有的耐心。

    “总共也没有几次，我那么小怎么记得！”鲍明的声音疾速，带着抑制不住的愤怒，“每次他都先打我一顿，打完还问我想不想回家，我能说想回家吗？他就走了，还对别人说我喜欢住在外面。”

    一阵让人憋闷的沉默。男人缓慢、沉重地说，“这么多年了，再大的仇，也过去了。毕竟是你父亲。”

    “我没有父亲。他要的是钱。”女人冷冷地说。

    又一阵沉默。男人似乎改变了策略，语气里有几分调侃，“你傻不傻，他也没说要钱，就是让你道个歉、让你经常联系他，你只道个歉就行了，一句话的事情，是不是？”

    “天大的笑话！我向谁道歉？对不起谁？乡下孩子都没得过的各种病，我都得过，他们知道吗？”鲍明的声音哽咽着，停了一刻，伴着茶杯、纸张挪动的悉悉索索的声音，“我是不是一个人？我有没有尊严？”

    男人耐心地说，“你知道打官司有多讨厌、多麻烦吗？现在的新政策对他有利，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吧？怎么听着跟领导的话一样啊？”女人讥讽地说，“我是一个人，我属于我自己，我不属于他，我有我的尊严！”一股愤怒的力量让鲍明的声音提高了好几度，刘云惊得打了个寒战。

    “你跟他谈什么尊严、平等，不是很可笑吗？一个文革受害者加上老封建。”男人听起来思路清晰，语气有条不紊，“他们那一代人，就是你死我活。不把你置于死地就不算胜利。不是你跟他道歉，就是他跟你道歉。他绝不可能跟你道歉，所以只能你跟他道歉。”这一堆绕口令，让刘云有点晕。

    女人慢悠悠地挖苦他，“你都没见过他，就这么理解他啊。你知道上次怎么解决的吗？我寄钱了。”

    男人稍稍提高了嗓门，压抑着冲动的情绪，“给他钱能彻底解决问题吗？放下一点尊严，又怎么样呢？他是你爸！”

    “你小时候还拿菜刀追过你爸呢！什么叫一点尊严？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就是全部。”似乎因为疲惫，鲍明的声音弱下来，“我没有父亲。”

    一阵沉默之后，男人长叹了一口气，“如果他们哪天突然不在了呢？你看看我，我的父母，你不后悔吗？有件事我得跟你说，”男人犹豫了片刻，好像思忖着什么，“你别生气，我给他打了电话。我代表你跟他道了歉。这事总得解决。”

    接下来，是时空凝滞、呼吸停止一般的静默，刘云感觉心口提到了嗓子眼里。

    “谁让你帮我解决了，谁稀罕你了！滚，快滚！赶紧滚！”鲍明的声音由低变高，声带嘶哑，接二连三地吼道。接着是一阵急促而细碎的声响，最后“哐当”一声，大门被甩上了。

    从那以后，刘云再也没在公寓见过袁冲伟的影子。

    八

    范之劲踏进宽敞的酒店餐厅，站在一盏璀璨的巨型莲花吊灯下，看着灯红酒绿中穿行的身影，感叹到：什么叫大变活人？这才是！

    过去的大半年里，大四的学生们各奔东西，实习、找工作，从象牙塔里的小宠物，变身为兵荒马乱的战火里的走卒，此刻，在毕业酒会上相聚，看着彼此的神情、妆容，一边辨认一边禁不住暗自惊叹，仿佛对面的人刚从时空隧道穿越而来。

    离他最近的餐桌，围坐着几个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面容。他们也看见了他，挥手示意他过来。范之劲挑了一个空位子坐下，挨着一位抹着浓妆的时髦女郎。她正在大谈公司老板如何抠门。他仔细打量她，想要从那夺目的口红、标准的普通话、笔直的坐姿里，找到那个在家挽起裤管插秧的女孩的影子，他记得，她曾经为数个兼职奔波，皮肤晒暴、眼睛熬红，一副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模样。

    “台湾的老板，我告诉你，一个比一个抠。”她蹙着眉头，用食指指着空中，指甲盖闪着彩色的荧光。

    范之劲的目光移向正在听的那位。她身着性感妩媚的碎花旗袍，大波浪的披肩长发，手里握着一杯颜色如烈焰红唇般的饮料，乍一看，他有些心惊肉跳，揣摩着，这大半年，她经历过怎样深不可测的江湖；因为他辨认出，她是李小瑶，那位曾经胆小如兔、戴着hello kitty发卡、拎着卡哇伊挎包、拿着粉色外壳手机、喜欢为偶像剧消耗纸巾的乖乖女。

    远远地，和范之劲正对面的，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正在毫无羞涩地向身边的女孩子们推销化妆品，鼓动她们参加各类奇奇怪怪的讲座；范之劲很快认出，那是喜欢早饭中饭一起吃，在打铃前一秒冲进教室，浑身永远散发着运动后汗臭味的某个小子；仿佛一夜之间，他磨出长长的獠牙，成为一只油头粉面、风度翩翩的狼，目光闪烁，竖耳聆听，随时以抓捕的姿势等待每一个机会、每一个电话、每一只伸过来接住传单的手。

    “你去柜台，就说我的名字，打八折。绝对的。”他拍着胸口，对身边穿着雅致的女郎说。

    “真的假的？”女郎漫不经心地质疑着，一边从容淡定地吃着水果色拉。凝视着她长长的假睫毛下的眼睛，范之劲确认，正是这位，刚刚破釜沉舟地战胜了一场豪赌——公务员考试，从一个腼腆、无人关注的小女生、图书馆抢占座位的高手，如愿以偿地考入某某局，将要成为笼子里一只高贵的白羽鸡，开启按部就班的人生。他想象着，每天清晨，她坐在按点出发的通勤车上，前往办公地点，木乃伊般地安宁，对旅程没有好奇，对窗外了无兴趣，只有各类优惠券、节日的福利、领导的脸色、车屁股上的一条划痕，才会令她满面愁容或者欢呼雀跃。

    餐桌上女孩子们目光的中心，聚焦在另一位潇洒的公子哥身上。他手里拿的不是手机，而是一串钥匙，宝马车钥匙。他脸上丝毫没有无处不在的伤感情绪，不理会时不时从其他餐桌上传来的空洞的、带着酒精味的呐喊，他独自捏着高脚酒杯把玩着，心不在焉地左右张望，偶尔跟女同学眉来眼去，却绝少搭腔。

    范之劲正在左右打量，一个柔弱的声音穿过来，“拿到通知书了吗？”

    他抬头看去，鲍老师瘦弱的身影，站在自己面前。他想，终于等到这个期待的身影了。

    四年前，他第一眼看见鲍明的时候，正在教室最后一排，有节奏地晃动脑袋，考虑中午去吃东区食堂的麻辣面，还是西区的灌汤包？最后他决定吃烤烧饼，因为它最有可能是清白的，含地沟油、添加剂的概率最小。那时候，每次被鲍老师点名，他就恍恍惚惚地站起来，挠着头皮，抱歉地向地板致敬，用汉语嘀嘀咕咕地解释，我是调剂的，本来没选英语专业。

    其实他一点也不讨厌这个娇小柔和的老师。她平日看起来弱不禁风，一上讲台就像换了个人，小身板挺得笔直，声音清亮。她的发音好听，字正腔圆，语气里透着的一股自得，像一只独自徜徉在自己世界里的小梅花鹿，高高地扬起两只犄角。

    鲍老师有许多奇妙的想法，范之劲最喜欢的是关于“侦探抓小偷”的说法。她说，背单词有用吗？每个单词你都懂，可还是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英语的世界充满智力互动的游戏，到处都是言外之意。你可以像一个侦探一样，一个句子没看懂，就研究它的前一句、后一句。你一定能找到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这个“罪犯”一定存在。循着蛛丝马迹，一层层地推理下去，直到把逻辑关系揪出来。她还把一个英语主句，比成“一个压缩的大信息包”，这也是他爱听的段子。从句是大信息包，下面坠着的小信息包，大小信息包之间的逻辑结构，可以无限延伸，确立思维的缜密和逻辑性，这是松散简单的汉语不具备的。她说，你们应该庆幸自己学了英语，因为语言的优势，就是智力的优势、思想的优势，你们最有可能成为善于思考的中国人。

    范之劲第一次看着那些豆芽一样歪歪扭扭的字符，尝试着研究一个“信息包”，结果被单词卡住了。单词像一队牛鬼蛇神组成的强大方阵，横在他面前。

    三年前，几乎每个清晨，人们能在田径场空荡荡的阶梯上，看见一个大声嚎叫英语单词的傻瓜；晚上，这个傻瓜则带着课本，去图书馆寻找“逻辑”这个罪犯的蛛丝马迹。

    后来他终于能够从字里行间，看见一个个有意义的“信息包”。他搓着两只手掌一声大吼，感觉自己是一个巨人，站在一片七零八碎的语法、词汇的废墟上，扬眉吐气。

    “逻辑鲍”在讲台上高高地扬起头，走来走去，一副故意刁难的样子，用英语说，“‘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是，一个家产万贯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一位太太。’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傲慢与偏见》的开场，是一句经典的小说开头？”她摊开两手，抿起嘴角，望着台下。

    某个角落里传来一个细微的女声，“它说明金钱在婚姻中的重要性。”

    “逻辑鲍”摇摇头，一脸遗憾的表情，“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句话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子。”

    “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一个前排的女生大声说。教室里掀起一阵笑声。

    鲍明继续摊开双手，沿着座位中间的过道走下去，“是这样吗？请看这句话的下文。下文马上转到班内特太太和老公的对话，催促他撮合自己的女儿和新来的高富帅相亲，对吗？按照刚才这位同学的理解，上下文的逻辑并不一致。”

    又等了一会儿，她走回讲台后面，“好吧，这句话是一个俏皮的反讽。其实是说，高富帅急需老婆这事，根本就是女人的意淫。它的意思是，每一个单身女人，发现高富帅男人后，都会拼了命去把他抢过来做老公。看看，这么理解，上下文的逻辑是不是通了？这句话，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整个小说俏皮反讽的风格。范之劲，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范之劲把高高举起的手放下，缓缓站起来，挠着头皮，用破碎的英语句子说，“我是想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女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臭显摆。”“吹牛皮！”

    范之劲在教学楼走廊拦住鲍老师，憋红了脸。他语无伦次地宣布一个重大发现：他把《天路历程》放进宗教的框架，就发现了它清晰完美的逻辑路线：每一个前进路上的妖怪，都是十戒里的一宗罪过的化身；朝圣者一路上降服妖怪，就是征服自己、和人性的原罪做自我斗争，最后达到朝圣地，则代表自我的成长和完善。相比之下，《西游记》就缺乏完整连贯的情节逻辑、性格逻辑，变成打打杀杀的降妖故事…… ……

    鲍明故意不动声色地听完，忍着心里的赞叹，细声细气地呵斥他，“我上课不是这么讲的吗？你才发现啊？你在干什么呢？”

    “嘿嘿，邱老师，我准备考研。我真的喜欢上英语文学了。”范之劲露出那排惹人喜欢的小牙和两个米粒酒窝。这微笑能把女生们电得花枝乱颤。

    鲍明突然感到，面对这样一个本应自豪的“教学成果”，自己有多么惊喜，也就有多么茫然。看着他热切的眼神，鼓励的话就在嘴边，却无法说出口。

    不是她怀疑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伊迪丝华顿、简奥斯汀、班扬……的魅力。绝不。任何一个潜心进入英语文学世界的人（而非翻译后的中文版），只要领会了英文的坦率、真诚、美妙，都深深地明白，那些人是上帝，创造了另一个伊甸园。在那里，救赎、解脱、永生都轻而易举地通过阅读被馈赠、被给予。在她心里，这个信念有多么坚定？胜过相信万有引力。

    只是，每学期，每个班级，只有寥寥数人，能够怀着好奇和耐心，至始至终地和她一起跋涉英语文学之旅。

    眼前这个花样少年，体会过一个人站在山顶，因为空气寒冷、稀薄，几乎窒息的感觉吗？虽然他这会儿像爱灌汤包一样爱着英语的文学世界，也许他将会发现，香气扑鼻、能消灭饥饿的灌汤包，有更多更实际的好处，然后一切被抛之脑后，就像忘记去火星喝一杯咖啡的想法。如果那时悔不当初，谁该为此负责呢？

    或者，如果在他心底已经扎下深深的根茎，不用自己对他说什么，他会任由它们悄然生长，直到长成参天大树，变成他身体里不可分割的部分。

    范之劲等待着鲍老师的鼓励，激动的眼神里，有一股从未有过的新鲜劲儿，一种热切的使命感，仿佛深埋的岩溶在地心翻滚。

    “哦，挺好，好啊。”她最后喃喃地说，脸上浮出令人费解的笑容，为自己软弱无力的回答，在心里嫌恶着自己。

    “通知书拿到了，明天就走。鲍老师，我敬你一杯。”在一片喧嚣和刺目的灯光中，范之劲站起来。这个高高大大、皮肤黝黑的大男孩，比四年前多了一份沉稳。鲍明接过高脚酒杯，在他旁边坐下。

    “以后，再也上不了你的课了。”他眼里纠结着各种复杂的情绪。似乎为了缓解凝重的气氛，咧嘴笑了笑，“嘿嘿，没想到啊，我这样的也能读研，不是因为扩招吧？”

    “种瓜得瓜嘛。祝贺你，”鲍明在他胳膊上拍了一巴掌，然后，她用轻松的、开玩笑的口气说，“记住，将来如果不好找工作，可以当老师，和我做同行。”她安慰似地说。

    “鲍老师，我敬你一杯！”一阵欢快的声音飘过来，一只纤细的胳膊，从桌子对面伸过来。

    鲍明恍惚了片刻，认出这个大波浪的旗袍美女是李小瑶。“鲍老师，最喜欢听你讲逻辑分析啊言外之意啊什么的，真的喜欢你的发音，喜欢你的英语课，”她一只手激动地握着酒杯，眼里泛着泪光。女生们眼里几乎都泛着泪光。

    “哦。谢谢。你，读研了——？”

    “新闻主持。转专业了。”她说。鲍明一口水差点没呛出来。小瑶眨巴眨巴眼睛，热切地看着她，等待她的肯定。

    她一边咳嗽，一边举起杯子和李小瑶碰杯。“挺好挺好，前途无量。祝贺。”讽刺的是，她感觉自己这番话，比对范之劲的祝贺，更发自内心。

    这时，宝马公子王力，忽然站起来，向鲍明举起酒杯，

    “该我了。鲍老师，您给我的印象挺深的，特别喜欢听您的发音。”

    “算了吧，你一共也没上过几次我的课，来了就打瞌睡。”鲍明起身，轻轻碰了杯子，挖苦地说。

    女孩子们在一旁起哄，笑着揶揄他。

    “嘿嘿，我喜欢听，就是听不懂。”王力依然开心地笑着。

    “你啊，大学都学啥了？”鲍明坐下，继续挖苦他。

    “泡妞！”小瑶高高地举起一只胳膊，大声说。

    “不少人坐在你那宝马上哭过吧？”鲍明说，餐桌上爆发出一阵笑声。

    “哈哈您真冤枉我了。是我爸的车，我还不行。”王力悠然自得地笑着，毫无局促。他放下杯子，慢悠悠地说，“我大学学会不少技能呢，像晚上起夜不用开灯，用冷水洗澡，再闹腾也能睡成死猪，厉害吧？”他死皮赖脸地笑着，环视大家，接着，他稍微收敛了笑意，“我觉得，您是一个好老师，就是有时候太理想化了。”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份油滑的老道，“说白了，大学，就是岗前技能培训中心，那什么狄更斯啊、奥斯汀啊，他们能帮你搞定薪水、房租、一日三餐、上下班交通这些事吗？”他口气里流露一丝不屑，顿了顿，“有些事情，不能太当真。当真了就孤独、痛苦。”

    女孩子们放下筷子，杯子，互相对视着，一桌子人，无人言语，仿佛王力这番胆大直接的话，得到了集体默许。

    鲍明低头看着酒杯，脸上好像被人煽了一耳光。她能感觉到，王力对自己的尊敬，是出于礼仪和教养；在他心里，把自己在课堂上宣称的一切，视为谎言一般深深地鄙视，并且因为看透一切而洋洋自得。她心底燃起一股无名火。这股怒火，从看见范之劲那一刻起，就在慢慢积蓄。那些看不见的、凶险的暗黑力量无处不在，它们和自己死死地较劲，撕扯，最后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从她手里俘获了她的学生，俘获了李小瑶、王力，榨干了她本该传输给范之劲的能量。站在那些无形的力量的对面，听着它们狰狞大笑，自己无能为力。

    “你当然痛苦了，”这时，范之劲开腔了，冷冷地、直接地对王力说，“因为你根本看不懂英文，更别提英文小说了，对吧？”

    “我看过中文的，跟翻译过来的有什么区别呢？大硕士？”

    “区别挺大的，英语系帅哥！”范之劲重重地、讥讽地强调“英语系”三个字。“不过，我要是你，”他慢悠悠地说，“连岗前技能培训都不用，干脆去环游世界，吃喝玩乐，爽死了。”

    “嘿嘿，周游世界啊，发现世界啊这些事，将来肯定要做的。”王力轻松地挥了挥一只手，好像全世界就在他的面前，列队等候。

    “周游世界还行，发现世界就算了吧。”范之劲鄙夷地摆摆手，“去纽约购物、巴黎吃饭什么的，韩国整容、迪斯尼自拍什么的，那也叫发现世界？”

    “你就是去非洲森林研究大猩猩，也得有钱去啊。”王力不以为然地辩驳着，“哥们，一动就要花钱啊。我这是实话。”

    “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儿讨论这么严肃的话题！我要跟老师拍照。”小瑶责备地看着他们俩，然后起身，跑到鲍明身边，揽着她的肩头，摆出各种可爱的表情，几个女孩子也纷纷挤了过来。

    大家离开座位，各种合照、祝福、道别、拥抱，各种颜色的饮料和酒精，纷纷落入肠胃。范之劲一扭头，看见鲍老师忽然“嗖”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又晕晕乎乎地一屁股坐了下去。

    “鲍老师，醉了？”他走过来扶着鲍明的胳膊。

    “没有，没事，我才想起来，晚上还要给演讲比赛作评委。”鲍明撑着一边脑袋说。

    范之劲和鲍老师走出酒店大厅。夜色柔和，空气湿润，鲍明清醒了很多。王力从后面跟了上来，

    “慢点，鲍老师，我开车送您。”

    “我没醉，”鲍明被自己的话逗乐了，“我就是缺氧。”

    一辆锃亮的黑色宝马车停在门口。“您上车。”王力优雅、娴熟地给她打开车门，绅士派头十足。车子前方各种精致复杂的仪器、显示屏，让人怀疑这车能像子弹一样弹射出去，然后展开翅膀，腾空而起。

    鲍明站住了，回头看着两个男生，“我想自己走走，别送了。”她扭头看着王力，“老师祝你早日进入富豪榜。”不过，别像某个富豪公子那样，折腾一条狗——她把这句吞进了肚子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鲍老师远去的身影，在昏黄的路灯下，小小的，单薄的，目送着她的背影，范之劲这才感觉，其实，她不过是一个小女人。

    九

    “你在哪？我们已经开始了。”

    南希把短信发出去，关闭手机电源，朝右边的选手席张望着。

    这是她第四次坐在演讲比赛的评委席里。像前几次一样，紧挨着她座位的教授们，除了对她说了句hello，就一直和身边的另一位教授用汉语聊天，全程不再搭理她。起初，南希为这样无礼的举止恼火，后来她渐渐明白，这些教授们的口语水平，实在无法聊些什么。她曾经去某位教授的课堂听课，想弄明白，以这样的英语水平，如何应付英语教学任务。她恍然大悟。多媒体的教室里，大屏幕上是现成的单词造句、语法知识，一页接着一页，这位教授认认真真地一条条读完，刚好下课。

    她瞄了一眼选手席。选手席里，一张张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面庞，扬起颈脖，专注地凝视着台上对手的表现。他们双拳紧握，或者十指相扣，默默地比较自己和对手的优劣。南希看着他们紧张的眼神，讥讽地想，对手算什么，评委席里可是杀手。

    几乎可以确定，那几个太胖、太瘦、太矮、一口龅牙、满脸痦子的选手们，正为自己独一无二的想法激动不已、浑身颤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成绩已经被父母葬送：除非他们的想法比别人好十倍、在评委提问环节的表现比别人好十倍，就凭那样的外型，他们的角色，在这场耗时、耗力的竞赛里，只能是义务助跑员和啦啦队队员，年复一年，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在比赛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厮杀异常激烈，评委们的脑子里，有无数只手在钢琴上翻飞，或者是一个飞速翻转的数字滚轴；手指停在哪个琴键上、滚轴停在哪个数字上，无可预知。最后的结局，却毫无意外地一致：胜出者，几乎总是外型遗传基因有优势的人，长相标致、身姿挺拔、肢体语言漂亮，一切如此赏心悦目，以至于让人忽略，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她已经渐渐明白东方人所理解的“美”的概念。像垫高一公分鼻梁、抹去几条眼尾纹一类的事情，东方人对其魔力效果的迷恋，远远胜过挖掘沉睡在头脑里的美的资源——思想。好像，当思想自然而然地从眼神、手势、话语里涌现，整个人身上散发的生动而灵性的美，竟然无法和垫高一公分鼻梁、开一毫米眼角的纸片人媲美。“可真荒唐”，南希暗自感叹着，无奈地摇摇头。

    第一个选手离开舞台的空档，南希看见，报告厅门口，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鲍明低头弯腰，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灯光昏暗的过道里摸索。路过几位评委，有的冷冷地视若无睹，有的勉强地对她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找到南希身边的空位子，就坐。第二位参赛选手正在舞台上发言。鲍明感觉脑袋仍然有些发沉，礼堂两端电子屏幕上的字迹，显得模模糊糊，选手的名字和序号根本看不清，慌得她在评委桌上的打印文件里一通乱翻。

    尽管手忙脚乱，昏昏沉沉，她还是庆幸自己有事情做，不必回到公寓，面对刘云那双躲闪的、冰冷的目光；或者呆坐在自己的房间，暗自神伤，一遍遍重温袁冲伟离开那一刻的案发现场。

    此时的她，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工作，需要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讲台赶到另一个讲台。每次走上讲台，不是去上一堂课，更像是全副武装的战士走向战场，汹涌的岩熔奔向火山口，受伤的猎物重返温暖的巢穴。她的每一个思想、汇聚体内所有能量的每一次发音、每一个手势，似乎都是她的武器，是她向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抗争的姿势。一只遍体鳞伤的鸟儿，抖落满身的灰霾，舔舐心底的伤痕，在别人眼里掷过来的刀光剑影中，固执地扬起挺拔的身姿。

    然而，课上得好，并不具备意义。“科研能力”，才是真正的能力。不要被“科研”两个字吓破胆。作为博士、论文数量领先世界的科研大国的公民 ，我们应该有底气明确这个词的定义：它不仅指克隆技术、发现另一个地球、发明药物这类令人生畏的能力，也包括，比如说，在建筑类期刊上发表《论蜘蛛网韧度与建筑物材料的辩证关系》，或者在社科类期刊上发表《论数码科技与刘姥姥的大观园之渊源探究》这样的科学发现。不要以为，如浩瀚繁星的科研论文，彗星一般一闪而过，消失在无边的银河尽头，于任何人无害无益；其实，它们留下了沉甸甸的大礼包：职称、头衔、工资、社会地位。

    鲍明的“科研能力”令人汗颜。除了写过一两篇和学生实践活动有关的文章，十多年来一片空白。起初，书记和主任有意栽培她，频频暗示。不曾想，对方是个不识抬举、又扶不上墙的料——也不奇怪，有那么一个奇葩的神经病父亲，时不时闹得满城风雨——一味地懒散放任，我行我素，不得不痛心而失望地确定：此人完全没有培养价值，负责学生活动、担任评委这类事情，倒是再合适不过。

    此时，南希手里捏着笔，看了一眼手忙脚乱的鲍明，把身子靠过来，低声说，“你把他弄哪里去了？”

    “谁？”

    “他——，菲利普。”

    “我不知道，我不想谈这事。”鲍明不耐烦地摇摇头，在评分细则上查看着。

    讲台上，选手已经演讲完毕，毕恭毕敬地深鞠一躬，等待评委们的提问。常常，有些教授们的问题，南希听起来很费劲，不过不用担心，学生们却能听明白，然后用类似的表达方式回答问题。南希似懂非懂地听着台上台下的一问一答，在心里感叹着：中国人能把一切变成中国的，包括英语。

    南希打完分，又把脑袋凑到鲍明这边，“他们说他去南方了？”

    “也可能是北方，我真不知道。”鲍明低头看着评分表。

    南希贴近她的耳朵，“你伤了他的心！贱人！”她用手里的水笔捅了捅她的胳膊。

    “别烦我，我没错，我不想说。”鲍明埋头打分，皱起眉头。

    “把他还给我！”南希在她耳边低声叫道。鲍明无动于衷地翻了一个白眼。

    终于，一匹黑马出现在舞台上。已经开始打蔫、萎靡的评委们，突然两眼放光，像刚灌饱了水的秧苗一样，挺直了脊背。一米八以上的个头，挺拔健壮，一双深情的大眼睛，笑起来像两弯清澈的月芽，牢牢地勾定女观众的目光。肢体语言潇洒稳健。在出类拔萃的外型衬托下，原本良好的发音听起来简直就是优秀，超级优秀。评委席上的女同事们发出低低的赞叹，“这样的学生，几年才出一个呢。”

    南希把脑袋又了凑过来，“我赌他是冠军。等着瞧吧。”

    “嗯，不奇怪。”鲍明懒懒地说，打了个呵欠，一只胳膊撑住发沉的脑袋。过了一阵儿，麦克风里传来南希严厉的声音，惊得她挺直脊背，放下胳膊坐正。

    “对不起，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 你最后一句说，成功也可以是一门科学吗？”南希晃动着水笔对黑马说。

    “是的，”黑马自信地点点头，“我是说，”他顿了顿，做了个有力的手势，“可以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成功。”

    几个一脸陶醉的评委对黑马的反应频频点头赞许。

    南希看了看几位陶醉的评委，突然放弃了想要说的话，按捺着火气，低低地骂道，“太荒唐，什么都是玩笑，这个我干不来。”她猛然扔下手里的水笔，站起身，桌上的打印文件纷纷落到地上。

    观众席里嘘声一片，不明就里的学生们一脸惊讶，看着南希大踏步，头也不回地独自从侧门离开，大厅里掀起低低的嘈杂。这个关口，鲍明当机立断，把麦克风拿过来，继续对黑马提问，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

    “10号选手，我的理解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基础，是科学实验、反复多次的证据和原理法则，如果成功是一门科学，你有什么证据呢？比如，能说一条成功法则吗？如果我遵守这条法则，我一定、绝对可以成功？”

    “谢谢您的提问。比如，这次演讲比赛，”黑马面不改色，甚至专门把身体侧过来，和鲍明面对面，打着央视主持式的漂亮手势，“如果你想成功，你必须精心准备，搜集资料，反复练习，只要各个方面都准备好，你就一定能成功。”

    “这个反应真不错，哪个年级的？”评委席上，有人低低地问。

    “如果我突然生病了呢？”鲍明不依不饶，故意也做了一个黑马式的手势，“还有，怎样才算成功？第二名算不算？第三名？”

    “这个——，”黑马显然卡了壳，手势停在半空，眼神开始有些涣散。

    “评委提问时间到！”负责计时的学生助理高高举起计时牌。

    黑马的眼神瞬间恢复了活力和自信，停在半空的胳膊，即刻变成优雅的单手抚胸，然后对观众深鞠一躬。评委们也长长地松了口气，掌声四起。

    你小子怎么不去抽六合彩呢。鲍明冷冷地翻了他一个白眼。

    十

    北京，北京。舷窗外，地面上的建筑群越来越近，几乎贴到鼻子下面，鲍明喃喃地念叨这个词，心里生出一堆感慨。

    “北京”这两个字，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心里的分量，绝对不像法国人对巴黎、美国人对华盛顿、日本人对东京那样简单。它绝不仅仅一个旅游城市，一个首都，一个繁华大都会。“北京”、“北京人”这两个光芒万丈的词，能在外地人心里引起化学变化，就像孙猴子对金箍棒念的咒语“变小！”，让外地人立刻为自己的渺小窘迫自卑，同时为他们至高无上的伟大颤抖不已。任何读过高中的人，如果没有能力在惨烈的厮杀中以一敌万，考入北京的大学；毕业时，再用超能力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拿到北京户口，今生今世，唯有心甘情愿地服输、服软，在心底默默珍藏对这个伟大的梦中情人和它伟大市民的崇敬。遇到节假日，这股不可遏制的崇敬之情化为行动，他们拖家带口，拼了命也要挤进北上的旅程，心里念叨那个光芒四射的名字，犹如虔诚的朝圣者。

    他们的旅行计划里，肯定包括那个出现在小学教科书上的伟大广场。在那里，第一次向国旗致敬——好像向国旗致敬这件事，只能、必须在那个伟大的广场才能完成，然后还会去那些烂熟于心的景点、街道、胡同，想象着北京的每寸空气里飘荡着尊贵的味道。不过后来发现，空气里还有雾霾的味道；而一些地方的街道，和省城或者自己的城市没有很大区别。人们同样神色凝重，步履匆匆。

    朝圣者们宁可忽略这些。多年前“公平竞争”的惨烈厮杀，烙下了深刻的失意，此时得到暂时、肤浅的补偿。他们由衷地赞叹伟大皇朝的伟大历史、各类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和品牌、光怪陆离的摩天大厦，等回家后骄傲地告诉别人，此行不虚。

    有一次，在一个餐厅里，鲍明遇到来九州旅游的一对北京夫妻，因为没有空位，和鲍明挤在一个餐桌就餐。妻子和鲍明挺有缘，一直很愉快地聊天。丈夫催妻子快点就餐，妻子说，我跟她说说话，我觉得她还不错。这话几乎是冲着鲍明的脸说的，却好像在评价一个物件，仿佛对面这个人，根本不在现场。

    你能责怪北京人——我说的是有户口的北京人，谁都知道“外来流动人口”不管看起来多光鲜，永远是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深藏不露或者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吗？你能责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粗暴蛮横的话语权吗？谁让他们是“京字号世袭上等人”呢？谁让他们祖祖辈辈生来就如此伟大，生来就是能以较低分数上北大清华、享受这个国家最顶级资源的优秀“人种“呢？

    飞机离开九州市地面的一刹那，鲍明在座椅靠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身上的全部负荷，包括五脏六腑都丢在了地面。在巨大的轰鸣中，飞机突然加速腾空，她觉得自己像子弹一样弹出地球，冲向无垠的太空。这力量最好猛烈些、再猛烈些。

    地面唯一的牵挂，是敬老院里的奶奶。奶奶的状况，像日落前最后一抹暗淡的暮光，口齿不清、目光浑浊，已经渐渐辨认不出眼前的孙女。此刻，这份细细的牵挂，被丢到无边无垠的太空的另一端。

    至于另一份牵挂，原本希望，从离开地面的那一刻起，被远远地甩掉，此刻，它像潜伏在尼斯湖里的水怪，在心底顽固地抬起头，似乎提醒她，她没有离开地球很远，也没有离开九州市很远。

    专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绝没有拖拖拉拉、瞻前顾后的习惯，一旦定了主意，立刻实施，绝不惦记其他选择。已经三个多月过去了，他的微信、QQ一直没有更新过。有人说，他从图书馆辞职了，也有人说他暂时请假回老家了。一个大活人，好像突然从她的世界里蒸发了。

    她不无自嘲地想，这样的家庭背景有一个好处，她和男人关系的牢固程度，有了一个免费的试金石。是不是金子，只要看看，在它上面刮出的那道血淋淋的伤痕。有些事情，有些做法，只能如此，必须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就这样吧，她黯然地想，该咋样咋样，该怎么收场怎么收场。

    如轻雾般缓缓摇曳，一个稚嫩、久远的童声在空中回荡，“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飞翔……”像蒲公英一样飞翔，没有重量、没有方向、没有时间、没有对错、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感觉…… ……

    “这个地方好，先去这儿！”

    讨厌的是，有人不停地骚扰她的美梦，骤然把漂浮的她拉回沉重的现实。

    两个大男孩紧挨着她的座位，把脑袋凑在一本厚厚的旅游指南上，争议着北京胡同、北京小吃和景点。他们是全省高校演讲比赛的冠亚军，其中的冠军，正是那匹黑马吴硕刚。果不其然，这小子用他勾魂的月芽眼，一路继续收获女观众、女评委们酥软的芳心和毫不遮掩的口水，从系冠军、学院冠军一直拿下省比赛冠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说起来，她现在不得不感谢这小子。正当满心的疲倦堆积得像压垮骆驼的稻草，因为他拿下省级冠军，自己才能及时地享受一次减压旅行，带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总决赛。

    快接近晚饭的时候，三个外地人抵达赛事承办方指定的酒店。鲍明安排好参赛学生的住宿，对两个男生简单交代了外出时要注意的安全事项，打开自己的房间，整理行李、洗漱用品。收拾完毕，呆坐在床上，下面的时间该怎么打发，一时没了主意。这时她想起一个电话号码。她从包里翻出那张名片，对着“国家……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主任”的名头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拨通了电话。

    对方的音色听起来依然熟悉，但是沉稳的语速和带着优越感的语气，几乎是另外一个人。

    是你啊，大名鼎鼎的鲍明啊，想死你啦！费东亮用不要脸的老男人们流行的问候喊道，一定要见见，一定要聚聚！田瑞记得吧？全明燕呢？洪健康？都是牛人了，我们经常聚，明天正好又是时候了，明天下午我去接你！

    然后对方说正在开会，匆匆挂了电话。鲍明放下手机思忖着。眼下，不如就近找一家餐馆，体会一下伟大北京的服务员对外地人的伟大热情吧！

    第二天的活动主要是注册登记、招待各省选手和带队教师的欢迎午宴。吃完午餐，鲍明开始有些心神不宁，时不时地朝餐厅门口瞄一眼。

    去，还是不去？去，就是自取其辱，不去，又有无法抑制的好奇。

    几年前，春风得意的费东亮犹如从天而降，从北京来九州旅游，临走时和鲍明在茶馆里坐了坐。他提起过那几个名字。他们基本上是十几年前高考的全校前几名，从省重点高中考入北京的著名大学，最后变成万里挑一的有户口本的北京人。和这几个人在一起，几乎跟自己被拉去游街、遭围观的效果差不多。

    正在好奇心和自尊心之间苦苦煎熬，看见从大厅里走过来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男子。鲍明横下心来，对两个学生做了简单交代，迎着费东亮走了过去。

    费东亮像喝了发酵粉一样，整个身体的横截面拓宽了。上半截的材质，局部出现松弛和细微折痕，下半截躲在考究的西装后，隐隐呈现一个凸出的弧面。一个青葱少年变成一个白嫩儒雅的胖子，说话的语速稳定而富于节奏，喜欢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像怕别人漏掉他的任何一个字。看着他依稀熟悉的五官和完全走样的身材，鲍明感觉踏实了些，可一坐上他的豪华越野车，她就开始后悔，他一张口说话，更让自己无地自容。

    “刚参加了一个市长牵头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会议…… ……”接下来她就像只被绑架的呆鹅，被一堆云里雾里的名词砸晕：城市发展密度，循环经济高端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 ……

    见鲍明半天不做声，老费说，“你怎么样啊，现在至少是副教授了吧？”

    鲍明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被扒开，一点点地滴血。

    “没有没有，我还不行，水平不够。”她像霜打的茄子似的，有气无力地说。

    “开玩笑，当年重点高中的风云人物，搞定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鲍明知道，这最狠的一脚迟早会来的。不过他的语气好像没有讥讽的意思，倒是一副不吝赞誉他人的慷慨气度。

    费东亮看着车子前方，慢慢回忆着，“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演讲比赛第一名，唱歌比赛第二名，还有知识大赛…… ……还是学校播音员，学校板报的设计师……你自学的画画是吧？”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别笑话我了行吗？”她强打起精神来，恨不得突然发生什么意外，让她像电影里一样从车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个高中时期，和老费最深刻的一次交流，是关于她的画。他曾经向她讨教画粉笔画的技巧。她当时正站在一只凳子上，在学校门口的黑板上，画一只老鹰的纤细的羽毛，没工夫搭理他。那时候她还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但是又瘦又矮的费东亮肯定不是。其实，她也实在说不出怎么学会画画的。那是孤独的小鲍明在一个个寂寞的夜晚，俯在姥姥或者奶奶家的床头，发现的另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终于在想象中和自己有回声、有交流的世界。

    见鲍明没兴致，费东亮换了话题，“他们几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田瑞在芝加哥，嫁了美籍华人；洪健康出了十几部心灵鸡汤，有三家心理诊所；全明燕刚从斯坦福回来，在一家英国旅游公司，还是美女编剧，有一部剧本马上要拍电影了。你还想了解点啥？”

    鲍明触了电一样地呆坐着，怀疑老费邀请自己的阴险动机。但是看着他的慈眉善目，又为自己的念头惭愧。她赶紧说，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地方，适合一个人随便走走看看。

    “想玩遍北京，没有一星期不行。”费东亮的京腔已经有模有样了。接着他不无自豪地向她推荐哪家餐馆不错，哪家咖啡最正宗，哪里有地道的民间手艺。

    鲍明深吸一口气，定了定神，决定调动全身元气，用意念深深地麻醉自己，以完成一场耻辱之旅——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

    车子来到一处繁华地段。从建筑风格而言，包括北京在内，神州大地的每条繁华街道，其实都是那条街道，每个大都会，都像一个大都会，能让一个亡命天涯的罪犯，一觉醒来吓出一身冷汗，即使奔命到千里之外，以为还是纹丝未动，插翅难逃。最繁华的街区，大抵都满足这样的需求：一个只带了银行卡的外地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到达某个场所，立刻解决工作、娱乐、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每个场所的装饰都让感人觉是宇宙中心：餐馆的菜单厚得像豪华版的世界名著，吃客扑在菜单上，就像高尔基扑在书上；服务生在客人背后静候，随时悄无声息地盛汤换碟，只差给客人揩去嘴角的油渍；足浴店的小妹像捧着新生婴儿一样捧着客人的臭脚；导购小姐把选购的衣服放进精美的包装盒，小心翼翼地好像放进一枚炸弹；餐厅的包间雕龙刻凤，镶金嵌玉，整个世界在比城墙还厚的红木门后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生死攸关的餐桌。各路来历的客人们穿着如同各国政要，个个器宇轩昂，谈吐不凡，好像正是这片人间仙境翘首盼望了一万年的主人。

    鲍明跟着费东亮，走进这样一个宇宙中心的分中心。

    餐桌边端坐着三个人，礼貌地对他们微笑着。每张面孔上都有一些鲍明熟悉的代码。十八岁时又粗又短的浓眉，十八岁时的短下巴，或者十八岁时的塌鼻梁。

    费东亮示意鲍明落座，一一介绍，浓眉的全明燕，短下巴的田瑞，塌鼻梁的洪健康。他们好奇而不乏优越感地打量着她。十几年的生疏，完全意外的装束和神情，除了零星熟悉的面部细节，他们和她完全是陌生人。

    没有想象中的冷场，只有意料中的客套和稍稍的不自然。鲍明不由自主地看着田瑞的方向。她完全想不出田瑞会有这么一副典雅、精致的装束，脖子上精心地用丝巾扎了一朵暗红色的蝴蝶结。她也看着她，对鲍明挤出来一个蜻蜓点水的笑。整个高中时期，她们之间的交流没有超过三句话。她永远一个发型、一件朴素的上衣，像沉稳的泰山一样俯在桌子上学习。鲍明那些哗众取宠的招摇和低级的风头，她根本不屑一顾，她只需要在每次考试的排名榜上，悄无声息地扔给他们一个炸雷。她永远总分第一，稳定得犹如水分子结构一样，令人绝望。

    鲍明拼了命也就考第二，在她后面，而且只有一次。那次她能考到第二，主要是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门课的成绩，史无前例地达到80分。通常，她这门课的成绩，在及格线下浮动。

    “辩证法”是她永远的痛，是无法昭雪的深仇大恨。从一开始，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门号称和思维有关的课程，像不可捉摸却又无处不在的恶魔，永远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里，发出毛骨悚然的狞笑，无情地嘲弄她的智商。她小心翼翼地循着声音，判断它的位置，推理它的距离，刚要朝它扑过去，那伏地魔一般的笑声却又从另一个角落传来，更加放肆和得意。它不战而胜、战无不胜、瞬息万变、无法无天，它是全能的天、最后的王，把鲍明折磨得奄奄一息。只要拿起辩证法教材，几乎就有胃部痉挛、呕吐的生理反应，非常真实具体的反应。偶尔她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比如永远第一的田瑞，想象她会怎样接受它，强行让自己接受它的每一字每一句，不想、不问、不质疑。那次出乎意料地考到八十分，她丝毫没有高兴。那个人根本不是她自己。

    辩证法课程的失败，还不是高中时期最令她绝望的事情。可以想见，根据多年的经验，永远总分第一的田瑞，几乎是为北大清华量身打造的最理想的种子学生。

    鲍明脑海里有无数个田瑞的身影，出现在北大清华的每个角落，内心突然像瞬间冰封的湖面。北大清华！在她心里，它们一直是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耸入云的圣殿，那里深藏着金光闪闪的的钥匙，具有开启终极幸福的魔力；在那里，所有羞于启齿的、隐蔽的疑问都将为她赢得光荣，所有不为人知的、根植在内心的种子，都将骄傲地发芽。

    伴着轰隆隆的震天巨响，一座高耸入云的庞然大物，在她面前突然坍塌了，扬起漫天灰尘，遮云蔽日。她突然意识到，并没有想象中遥远的圣殿、终极的幸福之地在等待她。那些羞于被人知道的思绪和疑问，她所有的秘密，仍将孤零零地深埋在坚硬的地壳之下。她独自站着，冷冷地、绝望地和面前这堆巨大的废墟对峙，有一种伤心欲绝的痛楚。这侵入骨髓的痛，难以对任何人言说，它像病毒一样掏空她的身体。

    此刻，田瑞漫不经心地端起茶杯，细声细气地问，“你在学校主要是教学还是做行政工作？”

    “教书，只会上课。”鲍明干笑着。

    “田瑞现在是美国公司的老板娘，北京芝加哥来回飞。”洪健康对鲍明说，一边调整端上来的菜盘，招呼大家下筷子。只要一抬眉头，他的前额瞬间堆起几层深深的纹路。这个内向寡言、坐在最后一排的瘦高个男生，带着上学时一样的黑边眼镜，变成了一个开朗豪放的陌生中年男人。鲍明细细盯着他，想在他身上发现一个心理学者独有的仙风道骨。还有什么比窥探心理医生的内心世界更刺激呢？

    真不简单？挺好？鲍明犹豫着该怎么回应老洪对田瑞的介绍，一时没接上话，挂着不变的微笑，一味点头。

    “别听他的，我就是家庭主妇，公司是老公管理。”田瑞嗔怪地瞥了老洪一眼，拿起筷子。

    “她的真实身份是女作家。”老费对鲍明笑着说。

    老费的话让鲍明吃了一惊。田瑞变身作家？她记得她上的是北大的经济金融一类专业。

    “没有，没有，”田瑞轻轻挥着手否认，“就是出版了一本怎么在美国做生意的书，《芝加哥生意经》，听说过吗？”她扭头问鲍明。

    见鲍明摇头，田瑞又说，“亚马逊上可以搜到。我微博上也有淘宝地址。”

    “你儿子的汉语水平怎么样？”全明燕夹了一只鸭翅膀，插话道。

    “还不错。我坚持让他学习汉语，不能忘了祖宗。我侄子也在我家住，我常跟他说，你就是中国人，别自卑。对了，他搞装潢设计的，最近设计了一款太阳镜，特别酷，我的微博上能搜到。”田瑞伸手接过老费递过来的饮料瓶，“我回国前，还带着儿子侄子在芝加哥看京剧呢。”她把饮料倒进玻璃杯里，“得让他们知道，这里才是他们的根。”田瑞的语气，自然而然又不费力气，仿佛是她心里早已背得烂熟的高中课本。

    这是多么熟悉的、无懈可击的说法。如果还有比“京字号世袭上等人”更“上等”的称谓，那就是田瑞这样可爱的海外侨胞了。鲍明暗想，书肯定是中文写的，主要写给大陆人看。这样的海外华侨怎能不爱国呢？怎能不爱我们这些潜在的庞大的消费群呢？这深沉的爱从他们口中说出来，就变成了对中国的爱，对京剧、汉语、孔子、庄子、筷子的爱，仿佛中国是一个由这些东西组成的符号，这些符号就是、也仅仅是他们需要关注的这个国家的全部；好像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世代传承的符号背后，是一群祖祖辈辈没有见过世面的人，这群被他们深爱的可怜的人，也应该有权利享受他们在异乡拥有的东西——干净的空气，健康的食物，有序的交通，良好的福利，说话的权利——这些东西才是他们真实生活中最坚实的基础。然而，他们该忘记的时候就会忘记；遇到该拿来向这些可怜的、没见过世面的人炫耀的时候，就会记起来，暗示自己已经逃离苦海，真是幸运至极。

    “以后打算让儿子子承父业吧？”老费边说边给大家倒上啤酒。

    “唉，别提了，六、七岁的孩子，一会儿要跟着我侄子学美术，一会儿要去亚马逊研究水怪，一会儿要去黄石公园保护动物。管不了啊，美国的孩子。”她说到最后，心情复杂。过于担忧有损于她的骄傲，过于骄傲又有损于她的内心。

    “这才是世界青年嘛，”全明燕像小女生一样，歪着脑袋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中国人的视野太狭隘，原始冲动只有一个：生存，挺可怜的。”她皱着眉头，挥了挥手里的筷子。

    鲍明感觉，全明燕的话，驱走了餐桌上令人怠倦的气氛。她的声音甜美，齐耳短发清爽又不失可爱，偶尔喜欢撅嘴，外貌上看起来最年轻、最接近鲍明的记忆。不过，她的神态和话语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像一个幼稚的哲人，或者富于深刻的哲学思考的孩子。哪一样风格她都喜欢，哪一样她都不想丢。

    “小全从美国回来后，变成意见领袖了。”老费打趣地说，“不过你的话我同意，我女儿想去少年合唱团，老师说耽误学习，我还是支持女儿。”

    “抗议——，”全明燕直直地竖起胳膊说，“别谈孩子了好吧，照顾下我们这些还单着的成吗？”

    “就是，同意。”鲍明和洪健康应声说，鲍明看着全明燕，“听老费说你以前在电视台？现在不在媒体干了？”

    “薪酬肯定不能和英国的公司比吧？”洪健康说，一边用筷子小心翼翼地夹住一只鹌鹑蛋。

    “还真不是薪酬的问题，你知道我回国后有多少个高薪offer吗？”全明燕挥着手里的鸡翅反驳道，“我妈都骂我，你怎么不跟别人一样？安稳又来钱的铁饭碗不去端，非要去跟洋鬼子卖命。”

    “其实，有些人不去拼命挣钱，有可能是内心害怕发财，”洪健康放下手里的筷子，心平气和地看着全明燕，“因为你害怕，你不具备控制财富的能力，或者财富会把你给毁了。”

    “有意思，有道理，”费东亮两只手交叉抵住下巴，神情认真，好像在座谈会上，听代表们发言。他看着全明燕的眼睛，语气抑扬顿挫，“我赞成大大方方地享受金钱带来的幸福感。有钱，才能在经济财务上自由，在人格上独立，最后才能精神上独立。”

    见全明燕一时没有接上话，鲍明接过话头，“老费，你这话有逻辑问题，这就好像说，小猫只有认了主人，才有睡猫窝的自由、吃猫粮的自由、撒欢的自由。”

    “说得好，来来喝豆汁，北京特色。”全明燕给鲍明端过来一碗豆汁，朝洪健康翻了一个白眼，“心理学家，别逮谁分析谁好吧，真受不了你。”然后，她神色认真起来，“我觉得我要搞清楚，我到底要什么，我到底是谁。刚回国的时候不适应，现在才好一点。”她大幅度晃动着筷子，扭头看着田瑞，“你不觉得吗？”

    “你太心急了，中国的历史这么悠久，这么复杂，要慢慢来嘛。”田瑞不以为然地笑着，又抛出一个无可挑剔的答案。

    全明燕转过来，看着鲍明，“我记得你上学时挺有个性的，”然后她环视着大家，“她那时候，还真有意见领袖的潜质呢。”

    这语气和神情，恰如餐馆里的那个北京女人，对老公说“我觉得她这个人还不错”，让鲍明刚刚绽放的心情，骤然萎缩成一团。

    鲍明想起来，有一次，在课间的时候，她和全明燕一起站在走廊上，看着天空落下的毛毛细雨。鲍明叹了一口气，犹豫着，轻声对全明燕说，“你不觉得，北大、清华什么的，其实，跟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吗？”

    一脸稚气的全明燕，似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呆呆地站着，惊讶得一言不发。片刻，她突然转身离开，从此再不怎么搭理她。

    此时，全明燕环视了一圈，“我正在写一个剧本，关于人性，讲一个海归，在物质诱惑和精神追求中间挣扎的故事。”房间里的其他人，被微醺的香水气、酒气和油腻的菜香舒服地包裹着，微微地对她点着头，一时无人打话。

    接着，她语速飞快地接了一个电话。几点去哪里接人，介绍国内旅游网站的英文稿，代言网站的外籍明星的宣传活动，合同细节，价格上讨价还价的余地。

    “这个价不行，我跟老板没法说，不行！我要倒贴了。你跟那边再沟通下！”

    她合上手机盖，严肃地、若有所思地接着刚才的话题，“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我自己，我自己的身份。”

    话音未落，手机铃声再次响起。这次她的语气平缓了许多，脸上浮出甜甜的笑容，声音也越发柔美。某个女名星组织的活动。“女性正能量”计划宣传，西餐厅聚会，时间，地点，活动经费，宣传酬劳。

    鲍明很少上微博，碰巧偶然浏览过这位女明星的微博。每条帖子的语气，都像一只粉色的宠物，对着猫咪、镜子、梳子、水果萨拉、或者粉色被窝喃喃自语，做出各种可爱、妩媚的神态；少男少女们，宁可把自己当成她的猫咪、镜子、梳子、被窝。粉丝如云。

    “好的——，谢谢，再见——。” 全明燕甜甜地拖着和粉色女郎一样的长音。

    处理完粉色女郎的电话，放下手机，小全的脸上又恢复了刚才严肃的表情，继续刚才深刻的自我解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像是一个沉溺在巧克力世界里的孩子，一脸严肃地发誓，以后再也不喜欢吃巧克力了，嘴角还留着一抹黑色的甜蜜痕迹。

    “你要是找不到自己没关系啊，”洪健康插进来，看着小全打趣地说，“实在找不到来我的诊所，北京上海广州三个诊所你随便挑，我帮你解决。”

    “对啊，他专门治疗精神分裂，”老费说。几个人笑了起来，全明燕有些尴尬，故作生气地撅起嘴巴，瞬间变成了撒娇的小女生。

    “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就是病人啊？那你的病人太多了吧。”鲍明对洪健康说，“再说了，打个比方，你如果在朝鲜那地方当心理医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就能把人分析得健康幸福了吗？”

    “我们不谈社会问题，只谈心理问题。”老洪狡黠地转了转眼珠子，对鲍明摆摆手。

    “你怎么知道，别人的问题是心理的，还是社会的呢？”鲍明说。

    没有人反驳，也没有人接话。大家宽容地、不以为然地看着鲍明，笑了笑。这宽容里，有一种地位悬殊形成的不言而喻的高度感和俯视感。

    “哎，说真的，”老费突然插进来，转移了话题，很认真地说，“你们谁想去朝鲜转转？他们说挺有意思的，真的。”

    屋里顿时一片安静。片刻，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no——。

    老费双手撑着下巴，看着大家继续说，“我前几天刚从国外开会回来，我建议你们以后出国选择飞机要仔细，你不是颈椎不好吗？他扭头对老洪说，维珍的商务舱有机上按摩服务。”

    “对对，我知道，我坐过。”老洪点点头。

    老费一直没怎么动筷子，把眼镜取下来擦了擦，“阿联酋也不错，有专车接送。不过现在最舒服的，还是在国内开会，机场都是新的，透气，效率还高。我上次去国外开会，酒店早餐很寒酸，晚上也没休息好，直接影响开会的状态。”老费摇摇头说。

    “港龙的不错，晚点有专车接。”全明燕说。

    “我喜欢阿联酋。”田瑞说。

    好像其他人在用另一种语言交流，鲍明呆呆地听着，一言不发，像一个被钉在墙上，剥得只剩下骨架的动物标本，注视着几个人头顶虚无的上空。好奇的火苗，渐渐在心底熄灭、冷却，留下一滩干冷、毫无生气的遗渍。似乎所有的酒桌上，都不会有意外的惊喜。

    一只手帮她把盘子转过来。“尝尝北京烤鸭，最正宗的。”总有人时不时提醒大家她这个客人的存在。这让她更加如坐针毡。

    这时，一个电话结束了鲍明的困境。老费接起电话，传来一个大呼小叫的女人的声音，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人都诧异地屛住呼吸。对方询问老费的位置，然后断断续续地诉说着什么，最后听见她喊道，“你快来，我浑身骨头痛！”

    紧接着，手机发出一阵呻吟似的震动提示，两张照片传了过来：一位女性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一群围观的黑压压的脑袋。鲍明侧头随意看了看，瞬间，整个人都僵硬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围观的人群里，竟然有一个人神似袁冲伟。

    老费立刻站起身，语气急促起来，招呼服务员买单。

    “没事吧？”老洪问道，其他人面面相觑，匆匆起身收拾衣物，随着老费走出了包间。

    “外地家长去教育局抗议孩子高考的事情，我老婆非要凑上去跟人理论，这下可好，两个人都受了伤。真是闲的了！”老费克制着，尽量保持语气的平稳，像是评论一场又臭又烂的足球赛。

    “这是国家规定的呀，又不是哪个个人制定的。”田瑞拎着皮包迈着小碎步，嘀嘀咕咕地说，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会是什么结果。

    “有些外地家长有侥幸心理，”老洪安慰似地对老费说，“想指望最后弄到京籍学生一样的待遇，怎么可能呢？”他不屑地抬高了声音。

    “北京的学生其实压力也不小，毕竟资源有限。”全明燕一只手搭在单肩包上，忧心忡忡地说。

    大家神情凝重，边走边表达对此事的看法，以显示对老同学的支持。几个人忽然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小团体，达到了高度的共鸣。

    是啊，不要打扰北京人安稳的生活。一切都挺好。一切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