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空间中的涉海人群构成复杂多元，他们既有仅为跨越海域的过客，亦有世代依海为生的群体。其中，2022年利大英（Gregory Barry Lee）出版的双语半虚构传记《第八位中国商人同消失咗嘅海员》（The Eighth Chinese Merchant and the Disappeared Seamen）值得关注。这部粤英双语作品由黄峪执笔粤语翻译，以1945年英国内政部外侨部门编制的秘密文件《强制遣返不受欢迎的华人海员》（Compulsory repatriation of undesirable Chinese sea men，档案代号 HO/213/926）为叙事底本。该文件曾被列为英国国会禁议内容，严禁向媒体与公众披露。1945至1947年间，利物浦警方与移民稽查部门联合航运公司，系统性围捕已在英国建立家庭的华人海员，强制将其遣返中国或东南亚，导致众多家庭永久离散。利大英通过对其公公陈泉利（ChanChinLee）所在的利物浦唐人街社群历史的追溯，[5]将这段遭遮蔽的殖民记忆重构为文学叙事，揭示战后英国华人离散族群的生存困境与创伤，彰显那个时代部分海员的生命经验。

    然而，真正在海洋领域建立支配性地位、并与陆地政权持续处于紧张关系的，当属海盗群体。自穆黛安（Dian H. Murray）于1987年出版，1997年推出中译本的《华南海盗1790-1810》（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面世以来，海盗社会的丰富性逐渐为学界所识。除历史记载外，文学亦是呈现海盗题材的重要载体。廖肇亨在《古典诗歌中的海洋世界：从中国的“海盗之歌”说起》讲座中，论及明代采九德《倭变事略》收录一首题于庙壁的海盗诗：“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廖氏指出，此诗或为现存汉文文献中最早且唯一由海盗亲笔题写之作。[6]尽管其身份与事件真实性尚存争议，该诗仍可作为海盗活动的文学表征，揭示这一群体鲜为人知的生活情态。

    近年来，海外汉学关于海盗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渐趋丰富。其中王苑菲2021年出版的《书写海盗：晚明的白话小说与海洋》（Writing Pirates: Vernacular Fiction and Oceans in Late Ming China）具有开拓意义。她指出，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动荡海洋为中国文化与文学中关于帝国与族群的思考带来了革命性视角。当时倭寇肆虐江南，丰臣秀吉发动朝鲜战争（1592-1598），闽台海盗亦横行海域。如是观之，“倭寇”一词具多重意涵，指向七类涉海人群：日本西缘居民、无照私商、多族裔航海集团、中国走私首领、日本西部沿海住民、全体日本人，以及海民与水妖。在此动荡背景下，蓬勃的出版业催生了大量涉及海盗、海洋与异域的白话小说，同时涌现诸多海战与海外文化的野史笔记与地理著述。这本著作考察中国海洋文学及其与近代早期亚洲海洋历史、语言、文学的互动，藉分析海盗叙事与海上亚洲国家（如日本、暹罗、爪哇）的书写，梳理出中国特有的海洋话语体系。

    举例来说，王氏将《水浒传》置于十六世纪连接中国、东海与印度洋的海洋贸易网络中予以历史化解读。她注意到小说中嵌有汉语借词“爪哇”的方言用法：当西门庆被潘金莲失手坠落的帘杆击中，本欲发怒，却在见到美人后转怒为喜。叙述者写道“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此俗语反映了时人对印度洋爪哇岛的地理认知。细读可见，商人被人格化的情感被想象为漂洋过海至异域爪哇，此类“怒气”与醉酒、色欲、贪婪共同构成晚明“情欲”观念的具体表现。在通用译音“爪哇”中，“哇”从口部，而作者借谐音替换为从水部的“洼”，形成意指水洼的双关，戏谑地将爪哇同时建构为异域与寻常积水之地。这种模糊意象引发了关于“他者”表征如何重塑自我语言的重要命题。[7]此外，作者亦论及陈忱《水浒后传》将暹罗描绘为兼具海防与贸易功能的王国，既是流亡者的避难所，亦是自由的乌托邦。面对奸臣当道的明廷，中国海盗、商人等离散群体将暹罗想象为具有另类政治可能性的空间。

    王苑菲进一步通过三部野史与一部白话小说，即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何乔远《王享记》、罗曰褧《咸宾录》以及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考察晚明对爪哇的叙事及元明和爪哇的外交史。这些文本通过倭寇话语与外交论述，剖析晚明帝国自我形象的建构。在欲望话语的框架下，四位作者将个人焦虑与民族情绪注入叙事。这些历史记述倾向于道德化地理化朝贡秩序，而白话小说则藉引入“他者”的异质声音，呈现更为真实的晚明国家图景。这些叙事共同构建了明代帝国的多元镜像，既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身份认同的深层忧虑与政治批判，亦展现其在海疆贸易、朝贡体制与异族认知问题上的矛盾态度。

    此外，王氏也关注冯梦龙的《杨八老越国奇逢》。该故事揭示日本种族差异及海洋世界中俘虏、奴隶、海盗、商人与移民身份的流动边界。《杨八老越国奇逢》更通过中国俘虏转为“假倭”之现象，为“倭奴”一词赋予新涵，并依托忠义观念强化中日种族差异。读者对被迫“倭化”的杨八老产生之同情，与家国认同紧密相连，而海盗亦利用此心理争取法律宽宥。这本书亦聚焦嘉靖年间横行浙海的两位海盗首领，分别是王直与徐海。徽州人王直以五岛列岛为基地，结交日本大名，招募倭寇，建造楼船；其盟友徐海原为杭州虎跑寺僧，二人共控中日东南亚航运网络，与战国大名合作。胡宗宪擒获二人的经过，亦成为历史与文学反复书写的题材。在书中结论一章，王苑菲也提出若干前瞻性议题：中国戏曲如何于海外华人社群中传播与改编？东南亚中国戏剧与当地同类剧目有何交融与差异？中国边疆族群的仪式实践与叙事传统有何内在关联？这些仪式与故事又如何传播至全球？这些问题为后续研究开辟了重要路径。

    柏云飞2024年出版的《重写东方：亚洲作品与世界文学的建构》（Rewriting the Orient: Asian Works in the Makingof World Literature）则从世界文学流传角度，探讨亚洲文学如何参与全球文学建构。其第四章“世界文学中的粤籍海盗”（Can-tonesePirates in World Literature）追踪袁永纶《靖海氛记》如何经反复翻译与改写，最终成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女海盗金寡妇》（La viuda Ching, pi-rata）。原书1830年刊于广州，1831年由德裔汉学家诺曼（Charles Neumann）译成英文，再经英国作家戈斯（Philip Gosse）改编收入《海盗史》（History of Piracy），博尔赫斯据此完成西语创作。柏云飞揭示博尔赫斯如何通过跨语种改编，将边缘文本升华为世界文学经典，同时规避文化挪用的陷阱。

    该章通过对比中文原作、诺曼英译、戈斯改写与博尔赫斯重构的四层文本链，论证跨文化传播中“创造性转化”的学术价值。作者指出，博尔赫斯藉黑色幽默与巴洛克式戏仿，既解构了中国官修史书的道德教化倾向，亦突破传统东方主义窠臼，形成自我指涉的多元叙事风格。此一将文本失真转化为艺术策略的手法，体现后现代写作对权威叙事的颠覆。虽然袁永纶在《靖海氛记》自称“不敢妄加粉饰”，他的书写模式依然深植士大夫立场，比如海盗角色被赋予不合常理的文雅辞令，招安情节亦套用文学母题。柏氏对比穆黛安等研究后发现，清代官方海盗史料多有歪曲，反不如被俘英籍船员的记载客观。

    本章理论创见在于对博尔赫斯“巴洛克东方主义”的阐释。[8]通过分析《女海盗金寡妇》中伪造嘉庆敕令、篡改海盗旗为“蛇旗”、扭曲军纪为“甲板性行为禁令”等策略，作者论证其表面荒诞实为深层元叙事批判。博尔赫斯以“不通中文的西方读者”自我定位，开创自我解构的叙事范式，其作品既承载东方幻象，亦通过戏仿揭示其建构性。其“简洁”（brevity）美学尤具革命性，将数万字史料提炼为千字短篇，藉“毒毛虫弑主”，“纸龙劝降”等意象实现史诗的微观重构。博尔赫斯对《靖海氛记》的改写，与其《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假语存”的叙事哲学形成互文，共同构建一种承认认知局限的现代书写伦理。这与当代拉美作家的中国题材作品形成历史呼应，构成“中国—拉美文学想象共同体”。该脉络不仅填补“西语中国叙事”的空白，更揭示边缘互鉴相较于中心辐射可能更具艺术创新性的文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