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洋诗学与跨海叙事
作者:李志勇      更新:2026-11-11 17:53      字数:1930
    海洋作为人类情感与记忆的投射场域,始终与文学表达紧密交织。廖肇亨提出的“海洋诗学”理论体系,致力于系统阐释中国古典诗歌中航海经验与人文情感的深层互动。廖氏指出,从孔子“乘桴浮于海”的慨叹、徐福东渡的求仙实践,到达摩跨海传法的宗教叙事,思想史脉络始终与海洋意象相互交融。在其理论构建中,廖氏初期聚焦明清海洋诗歌中的世界秩序表征,区分出“治世、乱世、末世”三种政治语境下的诗歌类型学,揭示不同历史情境中海洋书写的修辞策略与审美特征。[2]在廖氏发展的海洋诗学框架中,海洋已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秩序的关键纽带。自明朝确立朝贡贸易体系以来,琉球作为首批入贡的藩属国,直至19世纪仍维持着持续的朝贡关系,而中国亦通过定期遣使册封维系着这一海洋礼仪秩序。使团成员留下的文献遗产包括使行记录、奏折文书与诗文创作,构成了研究明清海洋诗学不可或缺的文本基础。通过分析“治世使臣泛海,乱世将领靖海,末世忠臣渡海”三种模式中海洋诗歌与政治秩序的互动机制,作者认为此举可以窥见诗人如何通过海洋意象编码其情感结构与价值立场。从创作主体观之,使臣、武将、间谍、文士、遗民、耆老等不同身份的涉海者,皆通过海洋书写实践着多元的价值理念。因此,在文化语境的整体性中重审古典海洋诗歌所蕴含的宇宙观与价值观,可为理解明清时期的社会心态与精神世界提供重要的阐释窗口。

    布琮任于2018年出版、于2024年推出中译本的《蓝色边疆:东亚海域中的清朝方略》(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则为重新审视中国的海洋传统提供了关键转折。尽管清朝常被简化为大陆型帝国,但其至18世纪末仍保持着显著的跨海影响力。作者论证,清代的陆地与海洋政策实为相互建构的有机整体。在所谓的“漫长的十八世纪”中,中国通过政治视野的拓展、军事部署的优化与行政实践的完善,持续开展对海洋的系统性经略。他特别指出,近代早期中国沿海贸易的蓬勃发展,海军力量实为不可忽视的制度性支撑。

    除宏观政策分析外,该书中“纸上波涛”(Writing the Waves)一章聚焦三部海洋著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王大海《海岛逸志》与谢清高《海录》。与将海洋视为诗意隐喻或神秘幻境的文学创作不同,这些盛清时期的海洋书写体现了对帝国海疆自然人文地理的实证认知,及其对海防政策与沿海社会的实际影响。三位作者开创了审视海疆政治经济状况的新范式,尤其关注海洋空间在航运网络与军事战略中的关键作用。[3]陈伦炯基于海洋本位的空间分类体系,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天下观框架,未将清朝置于文明等级的顶端,其海洋地理观使物理距离不再成为文明优劣的评判标准。另一方面,王大海的著作深刻揭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网络的支配机制。

    布氏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这些文本中隐含的“中国—南洋”联结,说明南洋作为环东南亚海域的地理文化单元,体现着中国沿海与东南亚地区悠久的历史纽带。正是这种深层联系,促使海洋作家持续关注南洋地区的历史演变与经济文化图景。对陈伦炯、王大海与谢清高而言,海洋不仅是需要防卫的边疆地带,更是连接中国与未知世界的文化接触带。这三位海洋书写者既建构起清帝国与国内海域的认知桥梁,也在熟悉与陌生的文明体系间扮演着知识中介的角色。尽管他们的异域描绘仍带有选择性关注与程式化表达,但已超越将海洋神秘化的传统认知,转而将其视为探索异质文明的空间媒介。这一研究脉络与高嘉谦2024年著作《海国诗路:东亚航道与南洋风土》形成深刻对话。高氏以东亚航路与南海网络为空间框架,考察使节、文人的跨域流动与风土重构中的文化生产机制。其中对王大海《海岛逸志》的再解读,以及书中将视野延伸至新加坡与马来亚地区的竹枝词与粤讴传统,丰富了海洋书写的文学地理维度。

    在2021年出版的《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The Placid Ocean: Qing China and the Asian Sea)中,布琮任进一步拓展其研究视域,于该书第二部分专章讨论《海错图》与海洋诗文。在“海错图:清代学人对海洋物种的想象书写”与“泛泛安平渡,端居渺沧海:盛清时代的海洋诗文”两节中,他细致分析了人与海洋生物、海洋环境的多元互动,构建出丰富的人海关系图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以福建沿岸为起点、台湾西岸为终点的“渡海”诗文分析,布氏归纳出十八世纪渡海书写中三种典型的风候叙事:“逆风”、“飓风”与“无风”,[4]这些气象描写不仅反映航海实践的自然条件,更成为文人情感与命运隐喻的象征资源。从《蓝色边疆》中提出清帝国在鸦片战争前已在政治、经济与观念层面深度经略海疆,到2024年新著《青龙造:明清时期的海洋中国》(Shaping the Blue Dragon: Maritime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中强调明清海洋史的历史延续性,布琮任完成了其海洋史研究范式的重要推进。新著不仅纳入更多明代海事人物与叙事,也挑战了“海洋明朝”与“大陆清朝”的简单二分,更加理解两个朝代各自形成的海洋治理模式与互动策略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