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洋文学”概念具有一种超越性品格,这是对其作理论建构的基础。从这个概念产生的思维逻辑来看,它一开始就并不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这种情况与其他概念的产生是不同的,比如当代文学中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或者近年来出现的“新东北书写”“新南方写作”等概念,都是在总结创作实践上形成的。杨庆祥、曾攀等在探讨“新南方写作”时重新思考“海洋性”,以更开放的视野审视“海洋性”与“大陆性”的问题,以期出现一种对抗传统“大陆性”法则的艺术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实践。这是“新海洋文学”概念形成的最初缘起和底层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海洋文学概念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所谓“海洋性”的写作实践,具有了理论建构的属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上文提及的一个问题,即批评家们关于相关文本的阐释为何与新海洋文学概念之间存在间隙。因此,只有从理论建构的起点出发,才能真正建构新海洋文学的话语谱系,并有效阐释甚至引导海洋文学创作,从而为新时代的海洋文学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建构新海洋文学概念?如何确定其边界和内容?关于理论建构,伊瑟尔曾有过精彩的论述:“每一个理论都将艺术纳入到一种认知框架之下,而这一框架又必然对作品的理解加以限制。一种概念所遗漏的方面,往往会被另一种方法所吸纳,而后者当然又会产生本身的局限,如此类推,以至无穷。”或许,这里只能给新海洋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一种框架,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新海洋文学的理论建构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其内涵也主要由这些方面构成。

    第一,新海洋文学是艺术观念创新的文学形态。新海洋文学首先是在思想观念、形式观念上创新的文学形态,而不是既有海洋题材文学的惯常性的延展。在思想层面,新海洋文学要能发掘“海洋性”的独特主题,形成不同于“大陆性”的思想经验。这种思想经验要能与人们熟悉的、充满情感的乡土经验平行,构成当下精神世界的多种维度。而且重要的是,“海洋性”的思想经验要成为反抗文学“常识”的力量,如乔纳森·卡勒所言“理论的主要效果是批评‘常识’,即对于意义、写作、文学、经验的常识”。这种思想经验要形成对文学“常识”特别是头脑中既有文学版图的冲击,从而构成理论建构的新动力。同时,新海洋文学要具有新的形式,在艺术形式上有明显的创新突破。进一步说,如果期望新海洋文学形成一种“气候”,形成一种创作思潮或文化思潮,那它就必须具有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那样的形式革命,形成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和新的美学追求。

    第二,新海洋文学是一种用“海洋”洗涤灵魂的文学。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乡土中国”已成为文化灵魂的一部分。这一点固然重要。但是,当今世界已发生迅猛变化,即使有太多情感依恋,但陆地显然不应成为我们灵魂的全部载体。德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一书中指出:“大地的法,便以稳固的土地和自由的海洋之特定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今天,无论是稳固的土地还是自由的海洋,其自身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联系,都被一宗新的空间事件——控制天空——急剧改变着……保护与服从的关系,政治和社会权力的结构本身及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也都由此而发生了改变。人类空间意识和全球秩序的新局面被打开了。”人类认知的目光已投向太空,我们怎能仅凝视着陆地或仅在海边观望呢?应该让海洋来洗涤灵魂,让海洋(连同太空)成为我们灵魂中与陆地一样的存在。新海洋文学就必须成为洗涤灵魂的文学,成为重塑精神世界的新的文学形式。

    第三,新海洋文学是用新的语言书写的文学。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探索性文学的发生都是一次语言创新的努力。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革命如此,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也是如此。正是在一次次的文学探索中,现代汉语得以丰富和发展,文学表现能力不断提升,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新海洋文学是时代发展中一种探索性的文学创作形态,应该呈现出新的语言特征,用新的语言表明“海洋性”在精神世界里的存在。这种语言要能区别于乡土文学语言,在词汇、语法等方面表现海洋独特的开放性、流动性及其对人类的深刻影响。在这方面,林森、林棹、李师江等作家已做了初步的有益尝试,比如使用和转化具有海洋色彩的方言,强化语言的陌生化,形成了不同于陆地生活的海洋世界形象,并努力表达海洋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