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海洋文学是建基于海洋文学概念之上的。对海洋文学可以展开历史梳理。很明显,海洋文学包括涉及海洋元素的文学,或严格来说是指海洋题材的文学。海洋文学的创作实践与人们对其“想象”是一致的,即关于沿海、岛屿的风土人情以及航海体验的写作,比如对沿海渔民生活状态的书写。这当然是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如果从地域文学角度来说,毋庸置疑,海洋文学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但如果从思考“海洋”的更高维度来说,海洋文学的惯常“扩容”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时代需要一种新海洋文学。

    那么,新海洋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有学者已做了初步的探讨。

    曾攀在《心理图示、空间诗学与地缘文化——关于“新海洋文学”》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海洋文学的概念:“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海洋书写而言,有必要提出‘新海洋文学’的概念,以此重新思考海洋的新质与新义,特别是在‘后全球化’语境之中,以及基于当下文学地方性浪潮而生发的新的海洋写作,如何通过‘海洋’及其文学所构造之‘新’,穿越内在精神的迷障与地方文化的局限,重新勾连和构造新世界主义的想象,显得尤为重要。”这段表述更像一种写作倡议,也可视为新海洋文学的写作宣言,它强调超越地域局限进行新的世界想象。新海洋文学的话题源自近年来批评界对文学地方性的讨论,尤其是对“新南方写作”的探讨。整体而言,“新南方写作”关注地方性书写,构建写作意义上的“地方”相对于“中心”的理论话语体系,并强调写作的“海洋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尽管提到新海洋文学,但并没有聚焦于此,对该概念也仅做了初步的描述。同时,他们以一些作家创作实践为例证指认新海洋文学的“新质”。曾攀在上述一文中讨论了林森的《唯水年轻》、林棹的《潮汐图》、李师江的《黄金海岸》、杨映川的《独弦出海》等小说,发掘这些作品在海洋书写中呈现出的新特征,比如青年航行者的追求、多视角的海洋观察主体、沿海创业者的心灵史,等等。研究者把这些变化的人、事,视为新海洋文学的新元素,这自有其道理,即在既往海洋文学基础上出现的诸多新变化都可归属为新海洋文学的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是常见的,也是有效的。

    但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要确立一个新海洋文学的概念,那么上述人、事的变化是不是该概念中独特的“新质”?即它们在“质”上是否异于海洋文学中的此类?况且,在这些文本中,沿海的风俗风物、以养殖为业的奋斗史等与之前海洋文学中的叙事多有类似。尽管曾攀注重了时代变迁中“海洋”之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影响,但这些文本以及关于这些文本的阐释并不能有效支撑他对新海洋文学的理论设想。也就是说,目前所发现的创作实践与曾攀、杨庆祥等批评家所提出的新海洋文学概念之间存在很大的间隙。进一步说,海洋文学与新海洋文学之间的边界是不清晰的,新海洋文学到底“新”在哪里的问题是较为模糊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批评家对新海洋文学的探讨所具有的创新意义,这里展开的讨论就是以他们的思考为起点的。

    那么,是否可以尝试另一种讨论路径呢?即把讨论重点放在对新海洋文学概念的理论探讨上,把该概念视为理论起点,在这个向度上审视海洋文学的时代命题。这样做,当然不是对当下“海洋”写作实践的轻视,而恰恰是以这些实践为参照所做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