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史本质上是由活跃于海洋上的“现实的个人”创造的。航海活动是人类与海洋交互的基本方式,如果说风、水、板块等地理因素塑造了海洋世界的物质面貌,那么航海活动则构建了海洋历史的社会人文形态。在林那北有关海洋的写作中,渡海远航构成了小说的重要情节,“唐山过台湾”、下南洋、出海移民潮等海洋活动记录下了福建人与海洋的深刻互动。

    林那北小说中的涉海人物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怀揣发家致富的理想主动踏上海洋征途的创业者与冒险家(《娥眉》中的许鹦鹉、《我的唐山》中的陈贵、《剑问》中的李宗汉、《每天挖地不止》中的赵礼成等),另一类则是人生遭遇重大变故、走投无路的逃亡者(《我的唐山》中的陈氏兄弟与曲普莲、《剑问》中的李宗启)。上述两类人物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在踏上海洋之前,就处于原有社会结构的边缘甚至被彻底排斥在外。《娥眉》中的许鹦鹉因为妻子与哥哥的桃色新闻而颜面尽失,无法在娥眉镇立足,面对道德舆论的压力,选择了自我放逐,偷渡日本寻找发财机会。《我的唐山》中作为知县小妾的曲普莲与陈浩年私奔未遂被捕,陈浩月替兄救人,三人由此被官府通缉,踏上了跨洋逃亡之路;陈氏兄弟失踪已久的父亲陈贵则是典型的无产者,身为农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了谋生东渡台湾当垦户,从事的仍然是出卖劳力靠天吃饭的工作。《剑问》中李宗汉因赌博荒废学业,被学堂斥出开除,走投无路下选择横渡台湾追求财富幻梦;李宗启则因伤人逃亡,最后落草为寇。可以看到,林那北笔下的人物某种程度上都处于阿甘本“赤裸生命”之状态,即被剥夺了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被排除在上述权力框架之外。

    在福柯、阿甘本看来,赤裸生命的状态揭示了个体在面对主权时的悲惨与无能,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权力结构的放逐同时意味着义务限制的取消,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个体“免于干涉”的自由。正如马克思在无产者的绝对贫困中发现了革命性、创造性的力量一样,“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部的丰富性。”这种退无可退、无所凭依的处境,将历史个体推向了浩渺未知的海洋,在与海洋的遭遇中,人物获得了主体重构的可能性。《娥眉》中,许鹦鹉通过海上偷渡,从娥眉镇不起眼的小人物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我的唐山》中,渡海改变了三个人的人生轨迹:陈浩年遭遇海难,辗转澎湖台湾,成长为戏班班主;安渠县令的妾室曲普莲,在渡海后阴差阳错嫁给陈浩月,凭自己的才干成为辐射南洋的茶叶大亨;习武的陈浩月在台湾考取武举人,并受董颚川重用,最后成为“抗倭守土”的义军以身殉国。《每天挖地不止》中,祖父赵礼成追随前人步伐下南洋,在槟城富甲一方,其子赵聪圣也在淞沪海战中成长为英勇抗敌的舰长。

    上述人物的命运遭际指涉了海洋的空间特征:作为一个自然地理空间,海洋的开放性、无限性使之成为蕴含丰富机遇与可能的冒险之地;作为一个象征空间,海洋远离陆地文明与人类社会秩序的规训,展露出开放、流动、自由、未知的特质,构成了对陆地规定性的解构与超越。与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稳定社会结构、严密权力秩序的陆地辖域不同,海洋及海洋符号构筑起“解辖域化”的开放空间。在海洋中,所有的既定中心和意义都被冲散,所有框架和秩序都难以运行。在这一空间中活动的人物,无论是主动寻求机遇的冒险家,还是在现实困境中被逼无奈的逃亡者,都不再被呈现为超稳定文化结构支配下的凝滞个人,而是在流动、转化和变易的动态世界之中的创造性个体。通过解辖域化的海洋,个体得以从强制性、规定性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中逃逸而出,实现了原有社会身份的重置与主体重构。这一过程中个体所展露出的冒险、开拓、变革的精神,也构成了海洋个体的新质。在这个意义上,林那北所描绘的人海关系,是作为“赤裸生命”的历史个体在与解辖域化海洋的遭遇中,如何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实现主体重构与政治身份的再嵌入。

    但这一重构并非都是有效的。海洋为涉渡其中的个体提供了摆脱困境、改写命运的机遇,但同时,其无序与凶险同样也构成对主体稳定性的冲击。这一冲击首先体现为社会身份重置的失败:许鹦鹉逍遥法外多年,最后因偷渡客死亡事件而被绳之以法(《娥眉》);李宗汉企图在金银遍地的台湾发家致富,却成为日本侵略势力的狗腿子,并在寻剑的豪赌中将厂房与李宅败光(《剑问》);赵聪圣随部败退台湾后与家人两地分隔,处境潦倒,最后沦为阶下囚(《每天挖地不止》)。更进一步,这种冲击体现为个体生理机能的损毁。《娥眉》中秦三毛的死亡印证了想借偷渡改变命运的凶险与艰难;《我的唐山》中经过海洋风暴的生死洗礼,缺乏决断、不谙世事的戏曲名角陈浩年变为了寡言少语的唐山;《剑问》中李宗汉仓促渡海后,为自己的年轻无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断臂和丧失性功能;《每天挖地不止》中已为富商的赵礼成在回槟城的途中葬身大海,赵聪圣也在海战中腿部受伤残疾,并失去了生育能力。

    从表面上看,人物遭受的创伤与痛苦直接源于海洋环境的险恶,但细究之下可以发现,小说人物的悲惨遭遇与近代中国所遭受的挫折与失败同频共振,个体的肌体损伤构成了中国历史创痛的隐喻。《浦之上》中以陆秀夫背负幼帝跳海而亡,一段流亡王朝的唏嘘历史始于海又归于海;《我的唐山》中与夏禹的死讯一同传回的,是中法战争清政府惨败的消息;《每天挖地不止》中姜氏曾经爱慕的陈家老二死于甲午中日海战,赵聪圣的腿部残疾和不举则是在淞沪海战失利后留下的伤病,身为国民党海军将士,赵聪圣的伤病与失败同时也象征着国民党政权的颓靡与败退。在此,林那北展露出了一种历史叙事的新向度:历史的具身性表达。林那北将身体作为历史展开的具体场域,以身体机能的损伤表征历史变革之创痛。历史以具身性的状态显露自身,国家历史创痛与个人的切身之痛合为一体,历史的残酷在个体的命运中完成了显形。

    由此,海洋与历史在涉海人物身上显现出某种同一性。海洋的残酷无情与历史的暴力互为表征,暗流涌动、变幻莫测的海洋与变动不居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耦合。这一同一性表明,海洋作为解辖域化的空间为个体提供了重构主体的可能性,却不是完全脱离或颠覆人类历史文明的“化外之境”。海洋的历史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大系统下的一个小系统,始终和陆地世界的历史文化发生深刻联系。林那北通过对涉海个体的命运书写,揭示出了个体—海洋—历史三者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再回到人海关系的命题,可以发现,作为赤裸生命的个体通过航海活动实现的是有限度的逃逸,在历史整体性的前提下,个体想要挣脱历史惯性是十分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