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书写把流动性引入历史，让历史的叙述出现起伏和暗潮。当我们以不同学科视野触及历史本体的时候，历史的多面性就呈现了出来。每一次对历史的再叙述，都是对史迹的“发明”。这种“发明”不是扭曲，而是历史生命尚未终结的表现，意味着它是一个还未完成的认识对象。正如柯文能够“在中国发现历史”，我们也可以“在海洋发现历史”，以丰富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理解。

    在当前的海洋写作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现代性的文学映射，尤其是对经济发展主义的反思。在林森的《岛》中，叙述者所在的海涯村面临开发。村民领袖、曾经的船长大伯父引导村民顺应村子的现代命运。村民在搬迁后依然回到村子参加祭海仪式。各家望着废墟一片的海涯村，悲从中来，哭号不止。作为林森浪漫化处理的镜像，栗鹿的《致电蜃景岛》透露了地方经济生态环境的肢解与衰败。90年代后期，渔业资源衰退，政府开始保护渔业。雾岛建设放缓，新建工程寥寥无几，军用机场才显得突出。21世纪初，雾岛上还有水上人家。几年后，渔业进一步萎缩，渔民撤走，房屋出租业萧条。随着小岛社会的少子化，居民陆续离开，学校拆除。过了旅游旺季，岛屿萧索，海面只留两三只渔政巡逻船。回顾小说开篇，麻埠镇尚有二三百户人家，夜晚山中住宅亮起壁灯，宛如耀眼的星子。遇到大雷雨停电，大人点亮蜡烛，一家人窝在大厅听老一辈讲故事，那是作者对岛屿繁华过往的怀念。

    龚万莹则转向挖掘地方社会自身的生命力，增强地方社会对发展主义的抵抗。《岛屿的厝》中存在着紧密支撑的亲邻网络，甚至将这种亲邻网络内化为小说的人物关系与篇章结构。相对于内陆地区，近代福建地方社会保持着较好的自治性。地方家族通过农商协作、耕读传家以保持向上趋势和凝聚力，足以制衡“赢利型经纪”及其背后的力量，应对社会的剧烈转型。在小说家理想的书写中，当下岛屿的地方社会仍能见到守望相助的情感单位。玉兔妈、小菲妈、鹭禾妈，作为晚辈的玉兔、小菲、鹭禾与天恩及长一辈的油葱、妙香、鹭禾阿嬷，远一些关系的宝如，远亲、近邻组成了抵御外力的营垒。尽管人心在发展主义面前产生裂变，但传统经验仍有解释力，最后还得要做个“古意人”（视语境分别偏重实在、热忱、有公心、急人所难、古道热肠等意思）。

    同样面临现代转型的冲击，《岛屿的厝》中的地方社会随物赋形，构成这一历史和弦中的不同音调。吕宋富商的钟楼捐给国家后，一楼办成菜市场，二楼是一间间杂货商店，而三楼则被人包下来办成了钟楼舞厅，供本地居民娱乐。鹭禾一家接受隔壁外来户陈老板的帮助。宝如依托游客潮开着鱼丸店。玉兔妈阿霞原本在厂里当会计、下班帮妹妹摆摊，后经营海鲜酒楼，先是针对外国人设计海鲜西餐，然后针对港台客人钻研生猛奇货，再当机立断将酒楼改为岛上第一家咖啡店。离婚的妙香阿婆暮年找到新伴侣油葱，生机勃勃地加盟殡葬店。《夜海皇帝鱼》里玉兔妈遇到大火的时候，会从对面放一把火烧过去“正面硬刚”；更多时候她教给孩子的经验是“放死人浮”，在汹涌波涛中浑身放松。“以火攻火”还要能“顺水推舟”，这是地方社会面对发展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策略。

    地方社会与发展主义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立关系。福建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福建地形多山而少平原，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由于濒海，福建的海上交通和对外贸易至宋元已臻于极盛。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外来文化进入福建并获得多元发展，如遍布泉州各个角落的寺庙和教堂，儒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彼此和平共处。近现代以来，福建人下南洋讨生活，足迹遍布东南亚，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影响，侨民回返亦带回东南亚文化的多元性。可以说，福建地方社会早就已经置身于全球化脉络之内，因此能够相对化地处理全球化、现代性和发展主义的意涵。在这里，地方性和发展主义之间除了对立与紧张，还有互渗与转化。即使是强大的外来文化，其在进入中国地方社会的时候，亦需协商与斡旋，求得地方社会的认同，并接受地方社会的改造。这一意义上，我们得以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一统天下”中看到地方的主体性与历史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