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书写的潜能，还在于对文学地图的再调整。

    我们习惯了以陆观海，以陆地为观察主体的立场，将海作为陆地的尽头。文学题材的选择也更多基于对陆地经验的复制。因此当下我们往往将文学分为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工业题材以及新乡土文学等。那么，文学对世界的观照，可否增加以海为中心的角度？在新时期以来的城乡流动书写之外，是否还可以包括20世纪以来中国与海外国家的交往以及地方乡族、华侨后裔的情感脉动，使我们对“家国情怀”产生更加流动和开放的认识？

    海洋视角带来的变化，首先是对中国认知图式的再书写。如果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基于内陆社会经验形成了关于中国“安土重迁”的基本认识，那么中国的海缘社会能否带来积极进取、拥抱风险的新质？陈继明的《平安批》就可以被纳入这一探索的谱系。小说触碰的是“传统中国的文化脉络，如何在现代场域与世界浪潮的激荡中辗转重塑，与共时态的多重价值理念和观念话语进行周旋、博弈，并且在纵向的历史迁移中经历时间的流动，经验现实的异变、合流甚至是消隐，在革命战争和社会政治的消解、熔铸与再造中，走向自身的新变”。其中郑梦梅、陈光远、宋万昌、望枝等人的潮汕家族奋斗故事与西方的鸦片贸易、殖民史以及东南亚革命史纠缠在一起，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历史总体性的认识。在批局、水客的生意中，在郑梦梅、陈光远和英国人类学家乔治的交往中，我们看见华人以“仁德”“信义”建立起了一整个海外联系网，在“乡土中国”之外认识了“海外中国”。“平安批”一头联系着从潮州海关到韩、练、榕三江乃至岭东地区的辐射带，包括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安徽，联结晋商、徽商，另一头联系着东南亚、拉丁美洲各地。在小说所讲述的时代里，鸦片流入中国，丝绸和瓷器流出中国，华工也随之被送往海外。华工代替黑奴，参与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推动了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南亚等地的甘蔗、咖啡、棉花、香蕉种植园的发展，以及对矿山和鸟粪的开采。小说中，批局既带有行会性质，也是中国地方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中国地方文化自发的“信义—实践系统”的产物。暹京、沙拉武里、柔佛海峡、槟榔屿、日里、吉隆坡等海外地点的引入，重新勘定绘制中国的海外地图。地图不只是地理学，也是文化政治学。可见，海洋空间具有改变认识格栅的潜能，必将使隐形者显形，完成对文化传统和现代中国的认识翻新。

    其次，海洋书写对文学的调整还在于其对个体存在、个体与他者、个体与自然关系的再想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逐渐“向内转”。某种意义上，“个人”成为文学和80年代社会历史进程共同的发明物。伴随着“个人”的合法性浮现，“孤独”成为个体的命运。孤独体验当然不是新时期独有的。从五四运动落潮期到20世纪40年代，我们有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药》中的夏瑜，《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家》中的高觉新，《寒夜》中的曾树生、汪文宣等“孤独者”。当新时期社会加速原子化进程之后，个体平衡孤独感的支点变得更加单一和稀少。1980年在“潘晓讨论”当中出现的自我与他人的对立以及对自己现有状态无法承受的现象等，都揭示了当时文化环境中个体构造关键环节的缺失，也预示孤独感将以更汹涌的姿态袭来。进入21世纪，个体和他人的关系进一步疏离化、对立化，造成了个人更为孤绝的状态。

    对此，一些青年作家试图在写作中重建个体联结的路径。我们以栗鹿的《致电蜃景岛》来结束这一部分讨论。作家大胆想象了一种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互联，以此对抗不断再现和强化孤独个体的认知图谱。小说回溯童年经典场景，三个孩子在一张大方桌上手牵着手，说出自己的梦境后就会进入彼此的梦中，在绝对自由中连成一体。这形成小说结尾处核心意象之一。这是对历史中人的新可能的展望，也是一种非暴力、去等级的全球化想象。不仅如此，小说的结尾设计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安彼进入岛屿的内部，将其超强的记忆与意识融入海岛。由此，岛屿和小女孩合为一体。随着女孩的意识不断分化为岛屿风景与怪异物种，过往的历史以更加实在的方式复现，与线性的“客观”历史形成对峙。栗鹿的知识趣味让梦幻旷野充满了自然之物。因此，个体不仅与他者融为一体，也与世界亲密无间，甚至构成了生态文学的新分形。“个体互联”走向了“万物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