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民族性格有重要影响。黑格尔对此进行了深化和改造，他在《历史哲学》中将世界地理环境进行分类，并匹配三种文明形态：干燥的高原、广阔的草原对应游牧文明；大河巨川流经的平原对应农业文明；与海洋相连的海岸区域对应海洋文明。他还对这三种地理养育的民族性格深入分析道：“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海洋文明滋养的民族“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往往智慧才能兼备，既有权谋，又具机警。　　

    年鉴学派代表人布罗代尔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性历史空间，分析山脉与海洋、季风与潮汐如何塑造地中海经济圈与文化交流，形成与大陆文明迥异的海洋文明。受海洋包围的古希腊孕育了很多海洋神话和神祇信仰。《奥德赛》《伊利亚特》等荷马史诗开创了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伟大传统。探险记和历险记的写作十分兴盛。对远方的想象与走向远方的实践互为表里，旅行史学促进了大航海的探险。赫拉利在他的“简史”系列中将人类虚构故事的能力大书特书，确定了有别于以往的历史观。航海家哥伦布十分推崇《马可·波罗游记》，将这本写于十三世纪的商人游记奉为宝典随船携带，试图按图索骥发现“新世界”。命名“丝绸之路”的探险家李希霍芬等均受到这本游记的召唤，对富丽堂皇的东方充满异域想象。　　

    1719年，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问世，意外地成为文学经典。鲁滨逊成为航海家探险精神的象征，“星期五”则被建构为殖民地的“他者”形象。在诸多解读中，萨义德从“东方学”的视角，认为西方小说叙事与海外殖民扩张形成互动关系，将鲁滨逊驯服“星期五”解读为宗主国向海外殖民地输出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对十八世纪捕鲸业在欧美的兴盛，赫尔曼·梅尔维尔创作出堪称海洋史诗的《白鲸》。他有丰富的航海和岛屿生活经验，对海洋世界熟稔于心，作家以博物志的方式描绘鲸鱼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及巨大力量。“一个全球在胸的哲学家，即使绞尽脑汁，也无法指明近60年来有任何一个作为一个总体而言的和平力量能比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捕鲸业，更为有力地作用于整个大千世界……许多年来捕鲸船成为搜寻出地球的最僻远最不为人所知的部分的先锋。它探测了没有画成地图，连库克或温哥华也不曾航行过的海洋和群岛。如果说美国和欧洲的战舰可以平安地驶进一度是蛮荒的港口，那么它们应该鸣礼炮向原来为它们指明道路并最先为它们和那些男子做了沟通的捕鲸船致敬。”《白鲸》聚焦亚哈船长追捕白鲸莫比·迪克的故事，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这艘轮船与白鲸的殊死斗争。既展现了航海探险的丰功伟绩，也呈现了贪婪对海洋生态的破坏。作为照明燃料，鲸遭到人类毫不留情的屠杀、剥皮、割脂、炼油……白鲸也成为人类心魔的镜像，提醒我们重新认识海洋、地理与生态。　　

    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将探险、复仇、捕鲸、科考融为一炉，讲述博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其仆人康塞尔和鱼叉捕鲸手加拿大人尼德·兰随“鹦鹉螺号”潜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结尾揭晓殖民与被殖民的矛盾，尼莫船长是失去家园、渴望复仇的印度王子！小说从科技与人文并重的角度强调：海洋探险不是单方面的征服，更需要建构超越性的宇宙伦理。小说对“鹦鹉螺号”的精细描绘启发了后世对潜艇的制造，美国第一艘潜艇以此命名。　　

    在约瑟夫·康拉德笔下，大海既是物质背景，是劳动、生产的场所，更是殖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其中篇《黑暗之心》内涵丰富，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具争议与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叙述跟随主人公马洛深入刚果腹地、寻找从事象牙贸易的殖民者库尔兹，库尔兹的形象既有神化（圣杯）的一面，也有极度攫取和堕落的一面。马洛的溯河之旅是对非洲的“观看”，殖民地被景观化了；也是对他的内心，尤其黑暗面的“凝视”。作品以此反思殖民主义“文明使命”之虚伪，揭示海外殖民残酷剥削的本质。欧洲对非洲的掠夺和杀戮，揭示了现代文明与古老人性的深层矛盾，同时呈现了巨大的文化碰撞中边缘经验的创异性。　　

    冷峻的叙事、扼要的语言让海明威《老人与海》成为全球经典。马林鱼的骨架是失败的证据，更是圣地亚哥精神的象征，“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硬汉”形象与《白鲸》中船长亚哈的搏斗形成互文，启迪人心。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以寓言形式探讨现代文明的脆弱性和极权的可能性。有感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作家以此展开虚构：战争背景中一群未成年男孩被困于荒岛，岛上生活资源极端丰富，衣食无忧，但由于缺乏契约精神和秩序约束，权力争夺激发了人心的恶。标题以“蝇王”隐喻人性之恶，那群被救走的“野蛮孩子”，终将携带与生俱来的蛮性成人，急需现代理性精神的规约和文明的教育。　　

    西方海洋叙事源远流长，近代海洋小说与海外殖民如鸟之两翼。小说善于以小见大，从海洋探险活动中洞悉人类的精神、意志和欲望。马克思曾详细分析了人类历史趋势，认为随着频繁的往来、精细的分工、文化的交流，历史逐渐从地域的、民族的变成世界的。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中，他指出古代中国的发明对大航海的作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新大陆的发现成为全球史的重要节点，它既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又开启了全球化的加速。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美国环境史学家芭丝谢芭·德穆思的《浮动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峡的环境史》探讨了捕鲸、淘金等海洋活动，以及资本和权力的介入对白令海峡地区海域生态、政治、文化等的综合影响。海岸线的变化，反映了自然地理如何随现代文明的塑造产生边界“浮动”。自然与人类互动互塑，自然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深度交织。“海岸”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潮汐、海浪和人类的共同塑造下成型。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帕斯图罗的《鲸的文化史》，通过回溯鲸如何参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探讨自然与现代文明和合共生的可能。鲸是一种潜于深海并会喷水的大型海洋生物，人类对其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远古时代，鲸的歌声被原住民视为“连接海洋与星辰的神话”，鲸被神化为混沌之力。17世纪以来，人类对鲸油需求量大增，北大西洋的捕鲸业兴盛，导致鲸类濒危，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挑战。1958年阿拉斯加湾海啸后，鲸群集体搁浅事件敲响海洋生态系统的警钟。1983年《全球捕鲸禁令》颁布，但巨大的利益驱动使得有些国家和组织依然坚持捕鲸。面对生态危机，日本作家星野道夫的《森林、冰河与鲸》记录他在阿拉斯加荒野的生活与哲思，不同于回归自然之作的《瓦尔登湖》，星野道夫以东方循环观描述鲸的洄游、冰河的消长与森林的休戚与共。他以忧伤的笔触写下献给荒野、自然和岁月的挽歌。伴随着高科技的参与，海洋书写主题日益深化：海外殖民、世界市场、生态环境等，展现全球化的复杂议题和多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