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地理環境對一個國家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民族性格有重要影響。黑格爾對此進行了深化和改造，他在《歷史哲學》中將世界地理環境進行分類，並匹配三種文明形態︰干燥的高原、廣闊的草原對應游牧文明；大河巨川流經的平原對應農業文明；與海洋相連的海岸區域對應海洋文明。他還對這三種地理養育的民族性格深入分析道︰“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里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里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海洋文明滋養的民族“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往往智慧才能兼備，既有權謀，又具機警。　　

    年鑒學派代表人布羅代爾將地中海作為一個整體性歷史空間，分析山脈與海洋、季風與潮汐如何塑造地中海經濟圈與文化交流，形成與大陸文明迥異的海洋文明。受海洋包圍的古希臘孕育了很多海洋神話和神信仰。《奧德賽》《伊利亞特》等荷馬史詩開創了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偉大傳統。探險記和歷險記的寫作十分興盛。對遠方的想象與走向遠方的實踐互為表里，旅行史學促進了大航海的探險。赫拉利在他的“簡史”系列中將人類虛構故事的能力大書特書，確定了有別于以往的歷史觀。航海家哥倫布十分推崇《馬可•波羅游記》，將這本寫于十三世紀的商人游記奉為寶典隨船攜帶，試圖按圖索驥發現“新世界”。命名“絲綢之路”的探險家李希霍芬等均受到這本游記的召喚，對富麗堂皇的東方充滿異域想象。　　

    1719年，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問世，意外地成為文學經典。魯濱遜成為航海家探險精神的象征，“星期五”則被建構為殖民地的“他者”形象。在諸多解讀中，薩義德從“東方學”的視角，認為西方小說敘事與海外殖民擴張形成互動關系，將魯濱遜馴服“星期五”解讀為宗主國向海外殖民地輸出意識形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針對十八世紀捕鯨業在歐美的興盛，赫爾曼•梅爾維爾創作出堪稱海洋史詩的《白鯨》。他有豐富的航海和島嶼生活經驗，對海洋世界熟稔于心，作家以博物志的方式描繪鯨魚的生理特征、生活習性及巨大力量。“一個全球在胸的哲學家，即使絞盡腦汁，也無法指明近60年來有任何一個作為一個總體而言的和平力量能比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捕鯨業，更為有力地作用于整個大千世界……許多年來捕鯨船成為搜尋出地球的最僻遠最不為人所知的部分的先鋒。它探測了沒有畫成地圖，連庫克或溫哥華也不曾航行過的海洋和群島。如果說美國和歐洲的戰艦可以平安地駛進一度是蠻荒的港口，那麼它們應該鳴禮炮向原來為它們指明道路並最先為它們和那些男子做了溝通的捕鯨船致敬。”《白鯨》聚焦亞哈船長追捕白鯨莫比•迪克的故事，惟妙惟肖地描繪了這艘輪船與白鯨的殊死斗爭。既展現了航海探險的豐功偉績，也呈現了貪婪對海洋生態的破壞。作為照明燃料，鯨遭到人類毫不留情的屠殺、剝皮、割脂、煉油……白鯨也成為人類心魔的鏡像，提醒我們重新認識海洋、地理與生態。　　

    凡爾納《海底兩萬里》將探險、復仇、捕鯨、科考融為一爐，講述博物學家阿龍納斯教授、其僕人康塞爾和魚叉捕鯨手加拿大人尼德•蘭隨“鸚鵡螺號”潛艇船長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結尾揭曉殖民與被殖民的矛盾，尼莫船長是失去家園、渴望復仇的印度王子！小說從科技與人文並重的角度強調︰海洋探險不是單方面的征服，更需要建構超越性的宇宙倫理。小說對“鸚鵡螺號”的精細描繪啟發了後世對潛艇的制造，美國第一艘潛艇以此命名。　　

    在約瑟夫•康拉德筆下，大海既是物質背景，是勞動、生產的場所，更是殖民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表征。其中篇《黑暗之心》內涵豐富，是二十世紀文學史上最具爭議與影響力的作品之一。敘述跟隨主人公馬洛深入剛果腹地、尋找從事象牙貿易的殖民者庫爾茲，庫爾茲的形象既有神化（聖杯）的一面，也有極度攫取和墮落的一面。馬洛的溯河之旅是對非洲的“觀看”，殖民地被景觀化了；也是對他的內心，尤其黑暗面的“凝視”。作品以此反思殖民主義“文明使命”之虛偽，揭示海外殖民殘酷剝削的本質。歐洲對非洲的掠奪和殺戮，揭示了現代文明與古老人性的深層矛盾，同時呈現了巨大的文化踫撞中邊緣經驗的創異性。　　

    冷峻的敘事、扼要的語言讓海明威《老人與海》成為全球經典。馬林魚的骨架是失敗的證據，更是聖地亞哥精神的象征，“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的“硬漢”形象與《白鯨》中船長亞哈的搏斗形成互文，啟迪人心。　　

    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的《蠅王》以寓言形式探討現代文明的脆弱性和極權的可能性。有感于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作家以此展開虛構︰戰爭背景中一群未成年男孩被困于荒島，島上生活資源極端豐富，衣食無憂，但由于缺乏契約精神和秩序約束，權力爭奪激發了人心的惡。標題以“蠅王”隱喻人性之惡，那群被救走的“野蠻孩子”，終將攜帶與生俱來的蠻性成人，急需現代理性精神的規約和文明的教育。　　

    西方海洋敘事源遠流長，近代海洋小說與海外殖民如鳥之兩翼。小說善于以小見大，從海洋探險活動中洞悉人類的精神、意志和欲望。馬克思曾詳細分析了人類歷史趨勢，認為隨著頻繁的往來、精細的分工、文化的交流，歷史逐漸從地域的、民族的變成世界的。在《機器、自然力和科學》中，他指出古代中國的發明對大航海的作用︰“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卻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新大陸的發現成為全球史的重要節點，它既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果，又開啟了全球化的加速。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美國環境史學家芭絲謝芭•德穆思的《浮動的海岸︰一部白令海峽的環境史》探討了捕鯨、淘金等海洋活動，以及資本和權力的介入對白令海峽地區海域生態、政治、文化等的綜合影響。海岸線的變化，反映了自然地理如何隨現代文明的塑造產生邊界“浮動”。自然與人類互動互塑，自然的歷史與人類的歷史深度交織。“海岸”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潮汐、海浪和人類的共同塑造下成型。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帕斯圖羅的《鯨的文化史》，通過回溯鯨如何參與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探討自然與現代文明和合共生的可能。鯨是一種潛于深海並會噴水的大型海洋生物，人類對其認識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遠古時代，鯨的歌聲被原住民視為“連接海洋與星辰的神話”，鯨被神化為混沌之力。17世紀以來，人類對鯨油需求量大增，北大西洋的捕鯨業興盛，導致鯨類瀕危，海洋生態系統受到嚴重挑戰。1958年阿拉斯加灣海嘯後，鯨群集體擱淺事件敲響海洋生態系統的警鐘。1983年《全球捕鯨禁令》頒布，但巨大的利益驅動使得有些國家和組織依然堅持捕鯨。面對生態危機，日本作家星野道夫的《森林、冰河與鯨》記錄他在阿拉斯加荒野的生活與哲思，不同于回歸自然之作的《瓦爾登湖》，星野道夫以東方循環觀描述鯨的洄游、冰河的消長與森林的休戚與共。他以憂傷的筆觸寫下獻給荒野、自然和歲月的挽歌。伴隨著高科技的參與，海洋書寫主題日益深化︰海外殖民、世界市場、生態環境等，展現全球化的復雜議題和多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