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将文学时间从政治时间中松绑：“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他们渴望确立新的讨论框架，从侧面反映出改革带来的观念开放与价值重组。　　

    融入世界成为中国文学叙事与想象的重心，也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拥抱世界的时代情绪也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释放海洋的生命力成为改革“乡土中国”的有效尝试。1980年下半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沿海城市成为“经济特区”加以建设。1996年暑假，我第一次到深圳，特意去参观当时颇为著名的微缩景观“世界之窗”和“锦绣中华”。那是我第一次“睁眼看世界”：金字塔、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曾经在历史课本中的场景复活，非洲、欧洲、美洲的经典地标扑面而来，让我对世界有了比看地球仪更为直观立体的感知。　　

    这次旅行常常让我回想：为什么深圳的景点会跟其他城市的迥然不同？中国有许多具有丰厚历史底蕴的古都，如西安、北京、南京、洛阳，也有晚近兴起的现代城市，如上海、香港。深圳如此不同，它历史短暂，甚至有自己的生日，是一座新型的开放的现代都市。阅读柄谷行人《现代文学的起源》，知道风景乃一种“认知装置”。我顿时悟到，这些微缩景观的创意包含着改革开放初期海洋城市的世界观和主体观。认识世界和理解中国乃一体两面、互为镜像，就像历史进程中的亚欧关系。历史学者王明珂在解答“什么是中国人”时，指出族群是由边界来维持的：“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来像个圆形。”这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迪，显然，将地大物博的中国高度概括为“乡土中国”是一种简化，必须重新打开边缘，认识海洋，释放海洋的活力。　　

    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指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梁启超高屋建瓴地介绍了各大洲的地理概况、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原理，并以文明阶段论的方式重新阐释欧洲和亚洲，唤醒晚清知识界。1905年，梁启超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指出“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其一焉，斯亦奇也。”“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剽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其与内地交通，尚不如与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六朝唐间，商船远出，达于红海，尚矣……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如唐宋时，航路四接，轮樯充阗。欧洲线、澳洲线、南北美洲线，皆集中于此。香港船吨入口之盛，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过也。”梁启超主张以全球视野替代国家视野来重新认识海洋与内陆的互动，指出晚清广州一口通商和西方外来文化的刺激形成了珠江口岸文化的独特性。　　

    作为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必须面向海洋、港口、集装箱以及由海洋连接的世界，从中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往史中建构自身的主体性。海洋是东南沿海城市的自然地理，也是“乡土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必须直面的重大议题，当代作家对海洋的书写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