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增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青年时期之前，总能发现小男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乃至大学生，但凡有点“梦想”的，往往热血上头，就会因为某些“鸡毛蒜皮”的事，或是自认为不能“栽面”的事，而怒发贲张，动手动脚，一争高下，冲动之下，往往不计后果，直待闹出事来，比如发生受伤事件，或是因此而受到了法律处罚，才知道后悔。但是每个男孩和少年，乃至青年，总免不了要在生活当中，接受一些“锤炼”的，虽然不一定主动“挑事”，但自认为受到轻视、“侮辱”和欺负时，总不能缩头缩脚，退避三舍，逃之夭夭，无论结局如何，总要气势汹汹地”应战”的。

    亦增自幼体质较弱，上学之前吃了很多中药，在身体素质方面，虽然个头不矮，却不具备“好勇斗狠”的基础与“天赋”，直到上学以后，锻炼多了，才慢慢身体好起来，还曾经当过初中的体育委员，也曾因双臂臂展较长，被少年业余体校的老师挑中，建议亦增练习排球，做二传手。在亦增小学初中之际，正逢中国足球要冲击八二年世界杯，在亚洲区预选赛当中取得了迄今为止没有取得过的好成绩，差一步之遥便能出线了。亦增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那时节的国家足球队还是以技术流为主，身体素质并不强，对抗亚洲大洋洲的以力量见长的球队，那时是新西兰，比较吃亏，不过如果不是被黑幕算计，那一届是铁定冲出亚洲出线世界杯了。后来米卢虽然带领国家队进了一次世界杯，但那是亚洲强队日本韩国作为东道主都不参加预选赛，可以说胜之不武，如果这两个队参与，中国队恐怕也难以出线。而且在世界杯上被称为“最无进取心的球队”，净吞零蛋，一球未进，灰头土脸地现眼一番，实在丢人。而今的国家足球就更不用说了，已经沦落到不忍卒睹的地步，亦增对贺龙元帅做体委主任时的决策极为支持，国足必须解散球员都去和部队同吃同住同训练，先把思想纠正了再说！话说那时节，受国足鼓舞，亦增也曾经想去练习足球，后来都被家人以影响学习，不务正业为由，严词拒绝，所以亦增的体育梦，没有实现。

    亦增刚上小学时，同学广达住草场四条，他们院里，有个比我们大七八岁的小子，长得五大三粗，健壮气盛，据说因参与打群架，致人受伤，而被送到北京大兴的天堂河农场去劳教一年。亦增后来曾经看过一部反映劳改劳教人员改过自新的电影《少年犯》，把劳教所的情况“美化”了不少。据这小子聊天时说——他被劳教后，倒是脾气改了很多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屁孩也很和善，亦增过后想，大约是因为在当时，劳教人员在街坊四邻里的名声很不好，都认为是异端，人们在心底里鄙视看不起，耻于，或者说不敢与其交往，甚至见面都不说话，目光异样，这令这种人员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尴尬，抬不起头，也就是不大懂事的小屁孩，懵懂无知，不歧视性地看待他们，所以他愿意倾吐憋闷在心里的话，以解“惆怅”——其实那里面很苦的，管教很严厉，每天都得干重活儿，还要政治学习，接受思想改造，想要“嗞毛”，收拾你的办法多得很。

    上文提到过，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建交，我国从美国也引进了一些电影电视剧，其中就有一部大名鼎鼎的《加里森敢死队》，这部电视剧后来没有播完便停播了，据说原因就有剧情容易导致社会不安定和青少年犯罪，毕竟这敢死队里的成员，多数都是监狱释放犯，虽然对付德军很勇敢善战，但自身的流氓痞气行为做派与语言，与中国文化传统还是格格不入，且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们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认为外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好的，盲目跟风学习，特别是小孩和青年人，好勇斗狠的天性在文革时期得到充分释放，延续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发而不可收拾，社会风气已经到了一个混乱不堪、濒临失控的边缘，像港台电影里的“黑社会”性质的社团，马甸一类的私自制造武器的地方一霸，以及群殴、伤人、抢劫、强奸等案件，层出不穷，造成社会大众心理恐慌，这才引起高层重视，有了八三年的第一次“严打”，杀了相当一批人，打掉了无数黑团伙，据说当时，偷看女人洗澡也有被枪毙的。

    所以在亦增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街上偶尔可以看到各种打架斗殴的现象，当然还是以学生居多，无非是头脑一热，非要争个高下长短，厉害的也会动用匕首、“管叉”一类的凶器，造成流血事件，看得天生胆小、体质不好的亦增颇为咋舌。

    八十年代的“二王”事件和北京鹿宪洲抢劫运钞车大案，轰动一时，这种使用枪械武器的恶性案件，已经超出了一般打架斗殴的范畴，是人的恶念不受控制，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的体现，为了金钱和利益，铤而走险，所以后来对于武器和凶器的管制，是越来越严厉了。

    亦增后来上研究生，有个同班师兄，在九十年代初，做过中国俄罗斯的跨国贸易。亦增和他喝酒时，这老兄就讲过，《中俄列车大劫案》那个电影，反映的是真实情况，那时节，无数的倒爷来往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倒腾货物，赚取金钱，出了国，更是没人管，列车上抢劫凶杀的事件时有发生。为安全起见，那时走这趟列车的，腰里不别点什么防身的家伙，是不敢去的，别闹得人财两空，再出了事。

    亦增的姐夫，八十年代末辞职下海，去海南搞歌舞厅，也挣了些钱，他是知识分子，并不擅长经商，对于当时社会乱像，也准备不足，吃了些亏，后来也不得不做了相应的预防和“戒备”，主要是防备抢劫。作为后来人，也从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风起云涌的全民经商的汹涌大潮，没有见识过形形色色的社会黑暗与丑恶凶险现象，可能这辈子也未必能够遇到了的活生生的现实情况，听到“过来人”的诉说，不由得起了“鸡皮疙瘩”，一面“神王”，一面“惴惴”。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贸易环境的安定与社会局面的和平，对于一般大众来说，还都是必要的，毕竟这世道没有侠客，“富贵险中求”也对，也不对，没有那个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儿”，人贵有自知之明，能力有大小，能“发达”到什么地步，努力和运气缺一不可。

    那个时代，有些人物是传奇，比如牟其中，比如年广九，比如李春平，亦增后来有幸在工作单位见到过李春平。刘烨曾经主演过反映他经历的电视剧《人间情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他的传奇，亦增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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