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后半期，纯粹的文化革命的疯狂劲已过，虽然还要“批林批孔”，对孔夫子这个“腐儒”进行一番鞭辟入里的批判，但由于是个两千多年前的死人，批起来颇有些无从下手，砸孔庙孔林这种极端行为，也还少见，毕竟山东孔氏子弟众多。六十年代被领袖语录刺激得头脑发热、要无限表忠心、大串联、求接见，甚至把女生的名字也改做“要武”的一代红卫兵兄弟姐妹们，这时候多少消停一些，打砸抢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他们的年龄也长了一些，该到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阶段了，于是大批知识青年卷起铺盖，离开了被他们折腾得乌烟瘴气的城市，去农村广阔的天地里，与黄土地和大森林，北国风雪和南方田野，和乡村里的看家狗、猪羊牛鸡等牲畜家禽（如果有）们去“斗争”了。周恩来在解放邓小平出来工作时，向主席的请示就说，形势稳定了，毕竟还要把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安排人抓一抓。

    城市里多少消停后，只剩下一批小不点的孩子，小学生，有的也有臂章，名曰“红小兵”。这些比当时的亦增也大不了多少的小屁孩，也在一些热度和力度都和以前无法相提并论的小型“运动”当中，发挥着自发与受到“鼓励和教导”的“积极”作用。那些中学生的红卫兵都听风就是雨，头脑一热，让干什么干什么，管你是“权力人物”还是“牛鬼蛇神”，通通打倒，甚至连自己的亲属爹娘也不放过，以显示自己的坚定的“革命性”，比他们更小的这些小屁孩，就更不会有什么主见，毕竟毛还没长几根，号召说什么，老师和街道让干什么，那是百分百的执行，毫不含糊。

    亦增记得几岁的时候，当时正在整治骑车带人。当然交通警察是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与时间，到各条小巷和胡同里去制止并处罚这种行为，他们只可能在交通要道口和重要位置执勤，至于巡街串巷去搞“巡视”与“纠察”的任务，就交给街道一些老大妈和这些小学生了。那些老大妈们毕竟是有些“世故”的，腿脚也不大利落，不可能到处跑，也就是在附近“一亩三分地”看一看，遇到骑车带人的，上前说一说，劝一劝，都是街坊认识的，她们也并没有明确的执法权，当年也没有什么“罚款”任务一说，一般差不多就行了。只有那些精力旺盛又屁事不懂的小屁孩们，“执念”甚深，说一不二，认真得很，对女性和小孩骑车带人现象，给予严厉的“监督与纠正”，至于男人和工人阶级，他们是不敢管的，唯恐被臭骂。

    有一次小姨骑车带亦增在小胡同里，被两个小屁孩截住，拉住自行车后架，就是不让走，非让亦增下来，当然除了叨叨“不许骑车带人”以外，也不敢做其他什么。小姨让亦增下来，推车走远几步，想再让亦增上来，谁料那两个小屁孩一直盯着，寸步不放，见小姨又要骑车带人，遂跑上前再次拉住自行车不放，纠缠了半天，小姨只得作罢，推着车，在小屁孩“警惕”的目光里，走出他们的视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