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後半期，純粹的文化革命的瘋狂勁已過，雖然還要“批林批孔”，對孔夫子這個“腐儒”進行一番鞭闢入里的批判，但由于是個兩千多年前的死人，批起來頗有些無從下手，砸孔廟孔林這種極端行為，也還少見，畢竟山東孔氏子弟眾多。六十年代被領袖語錄刺激得頭腦發熱、要無限表忠心、大串聯、求接見，甚至把女生的名字也改做“要武”的一代紅衛兵兄弟姐妹們，這時候多少消停一些，打砸搶的活動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他們的年齡也長了一些，該到了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階段了，于是大批知識青年卷起鋪蓋，離開了被他們折騰得烏煙瘴氣的城市，去農村廣闊的天地里，與黃土地和大森林，北國風雪和南方田野，和鄉村里的看家狗、豬羊牛雞等牲畜家禽（如果有）們去“斗爭”了。周恩來在解放鄧小平出來工作時，向主席的請示就說，形勢穩定了，畢竟還要把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安排人抓一抓。

    城市里多少消停後，只剩下一批小不點的孩子，小學生，有的也有臂章，名曰“紅小兵”。這些比當時的亦增也大不了多少的小屁孩，也在一些熱度和力度都和以前無法相提並論的小型“運動”當中，發揮著自發與受到“鼓勵和教導”的“積極”作用。那些中學生的紅衛兵都听風就是雨，頭腦一熱，讓干什麼干什麼，管你是“權力人物”還是“牛鬼蛇神”，通通打倒，甚至連自己的親屬爹娘也不放過，以顯示自己的堅定的“革命性”，比他們更小的這些小屁孩，就更不會有什麼主見，畢竟毛還沒長幾根，號召說什麼，老師和街道讓干什麼，那是百分百的執行，毫不含糊。

    亦增記得幾歲的時候，當時正在整治騎車帶人。當然交通警察是沒有那麼多的精力與時間，到各條小巷和胡同里去制止並處罰這種行為，他們只可能在交通要道口和重要位置執勤，至于巡街串巷去搞“巡視”與“糾察”的任務，就交給街道一些老大媽和這些小學生了。那些老大媽們畢竟是有些“世故”的，腿腳也不大利落，不可能到處跑，也就是在附近“一畝三分地”看一看，遇到騎車帶人的，上前說一說，勸一勸，都是街坊認識的，她們也並沒有明確的執法權，當年也沒有什麼“罰款”任務一說，一般差不多就行了。只有那些精力旺盛又屁事不懂的小屁孩們，“執念”甚深，說一不二，認真得很，對女性和小孩騎車帶人現象，給予嚴厲的“監督與糾正”，至于男人和工人階級，他們是不敢管的，唯恐被臭罵。

    有一次小姨騎車帶亦增在小胡同里，被兩個小屁孩截住，拉住自行車後架，就是不讓走，非讓亦增下來，當然除了叨叨“不許騎車帶人”以外，也不敢做其他什麼。小姨讓亦增下來，推車走遠幾步，想再讓亦增上來，誰料那兩個小屁孩一直盯著，寸步不放，見小姨又要騎車帶人，遂跑上前再次拉住自行車不放，糾纏了半天，小姨只得作罷，推著車，在小屁孩“警惕”的目光里，走出他們的視線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