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国民经济，还没有脱离运动和“路线斗争”的影响，粮油与很多副食还得凭本供应，包括布匹，也需要布票。现在的人不大好想象那种情况，物质生活是平淡而朴素的，是“紧缺”的计划经济。工业在学大庆，那时候大庆油田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油田，得益于李四光教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以及由玉门转战东北的铁人王进喜的带动，中国第一次甩脱了贫油的帽子，成为了石油生产国，这是很不容易的。大庆的油田是深层石油，埋藏非常深，早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其实已经探明那里有油，可是开采条件和技术达不到。农业则学大寨，陈永贵被提拔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创举”，是对大寨实干精神的肯定。至于陈永贵是否适合担任国家级别的领导人，另当别论。近期，同学广达的爱人因公出差去河南南阳，计划里有参观红旗渠的打算。这项工程在当年也堪称伟大，林县人凭着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开山辟径，绵延百里，凿穿崇山峻岭，引水入渠，灌溉农田，气魄宏伟。不过总体而言，人民的生活是不能光靠口号与盲目地闷头苦干，就能够有大幅度提高的。

    那时节的幼儿园还是不错的，离家不远，步行大约十五分钟，在南芦草园和大江胡同附近。亦增由院内邻居“大姥姥”带看一年后，进入了这个幼儿园，班里孩子众多，三个老师，大概带四十多个孩子。亦增是晚成的胆小孩子，对于这种闹哄哄的地方，有点“认生”，都是一帮小孩，老师也不会很有时间和耐心逐一照顾与关注。亦增只与一个同样有些“认生”的孩子要好，二人经常在午间睡觉时偷说悄悄话，评论几位老师，还给她们起代号曰“张师”、“郭师”、“关师”。

    幼儿园自带水杯。由于管理上有些混乱和漫不经心，亦增的水杯后来找不到了。为此，亦增母亲很不高兴，还抱怨了几句，说老师不负责任。因为那个时候，每一笔个人开销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水杯。亦增家庭是双职工家庭，虽然亦增父亲在军队，但也不比一般家庭职工的子女富裕。

    幼儿园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有肉有菜有汤，当然伙食费用也是不便宜的。记得亦增有一次吃饭时自己“玩嗨”了，对着饭碗只吸收汤不吃饭，一不留神把饭碗弄翻了，汤饭洒了一地，出了大洋相，亦增不由自主地“哎呀”一声。老师见了，不免批评一句：“吃饭也不好好吃，你还哎呀呢！”当然也没说其他的，帮亦增擦衣服，又给亦增添了点汤饭。从那以后，亦增就不敢吃饭时“耍宝”了。

    亦增这一批孩子是当时北京最后一批春季入学的孩子，所以亦增上小学时，已经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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