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亦增能够出生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与外祖父的革命生涯，以及后来他奉调入京，做接收工作，有着间接和直接的关联！

    亦增对于满城老家，还是有印象的，这缘于亦增小时候和母亲回过几次老家，老家还有不少的亲戚在。相比于亦增父亲这边，祖父兄弟都远离故乡外出工作生活，也只有身后，才“落叶归根”，埋入老家坟地，而由于外出日久，人情便淡了许多，加之从亦增父亲这一辈起，便从来没有再回去过，所以冀东南的老家，对于亦增来讲，就是完全陌生的了，而亦增也没有打算，如果老人没有希望和要求，再重返故乡“寻亲”。

    外祖父这边则不同，他兄弟二人，弟弟一直在老家生息繁衍，后代兴旺，外祖父虽然“高升”进京，与老家的亲眷们也没有断了来往，经常互相走动——当然，主要是老家亲眷来北京走动，拜望一下也算“出人头地”的外祖父。外祖父对于乡情亲情，自然是铭记于心的，但他是坚定的革命者，守着严格的纪律与规则，并不为老家的亲眷们行什么“方便”。老家亲眷，亦增的表舅，舅妈们，也很自觉，来往探亲，只叙乡情别情，从不要求什么。这种朴素的革命者家庭的亲眷往来，一直持续了许多年，一直到外祖父去世后，下一辈仍在持续。

    当然，随着后来改革开放乡村振兴，老家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地进行了工业化改造，建立了工业开发区，亦增的舅姨们，与老家亲眷合伙盖了几间房子，后来也划入拆迁范围，这是后话了。

    总之，在母亲和外祖父这边，血浓于水的乡情亲情，一直在绵延不断地持续着，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醇厚而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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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亦增也从上辈亲属回忆中，了解了一些解放前在老家的风云往事。

    据说，作为革命者家庭，受外祖父牵连，曾外祖母（亦增称呼太姥姥，她在亦增三岁时去世，亦增对她有模糊的印象。家中，有一张曾外祖母的黑白照片，比较模糊，但每观之，亦增还能依稀记得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曾几次被绑架！

    在1942年的一天，曾外祖母被日伪特务五花大绑，用枪督着，带到村南马场村炮楼。敌人逼她说出儿子在哪儿，几时回家，不说就严刑拷打、往嘴里灌辣椒水！与曾外祖母同时被抓的，还有村里几位为八路军办事的乡亲眷属，都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她们饱受侮辱和虐待，但都表现坚强，不惧敌人的逼供、拷打。幸运的是，我八路军武工队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与敌人周旋，而特务慑于八路军的威力，又觉得毕竟乡里乡亲，不能把事情做绝，便敷衍应付差使，以“查无联系，并未通敌”为由，关了几天后，让交保赎金，把人放出，曾外祖母她们这才得以平安地回到村里。

    亦增的外祖母，1916年出生于保定西郊大边坨村一个贫苦的家庭，该村是个世代贫穷落后的平原村。由于家境贫困，外祖母不能上学读书，大字不识，但自幼勤奋，从4岁开始就帮助家里干活。家里以种地为生，为了生计，还常到本村地主家干活，洗衣、做饭、搞卫生。一家人一年到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直到抗战胜利后进行了土改，外祖母家分得了田地，苦日子才算熬到头。

    外祖母16岁那年出嫁，由于外祖父从事地下活动，她便和大伯在家种地。外祖母为人正直、勤奋、善良、宽容，和家人一直相处和睦。她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下田干活，还要做饭、照顾儿女，苦累不说，更难的是作为共产党家属，她天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说不定哪天就被坏人抓走拷打一顿，或丢了性命！

    抗战时期，老家为敌占区，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及特务活动猖獗，伪军长刘万杰更是杀人不眨眼，属下气焰嚣张。他们与地方保安团、特务勾结在一起，到各村抢粮食、乱伐树、偷鸡摸狗、奸淫妇女、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乡亲们对他们恨之入骨，敢怒不敢言。

    据亲人转述曾外祖母的回忆，1947年的一天，外祖母作为共产党家属被绑架游街。曾外祖母抱着哇哇大哭的亦增二姨一直跟着国民党伪军、特务来到村罗汉殿（药王庙）旁的大藕河边。因为哭闹，伪军特务就喊；“再哭就把她扔到河里去”！曾外祖母紧紧抱着妹妹哀求说：“不要！请你们别伤害孩子！这孩子还小，求求你们把我家媳妇放了吧，带走她给我留下几个孩子，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呀？要抓你们就把我抓走吧”。“滚开，老太婆！”只听‘砰’的一声响，恼怒的伪军突然开了一枪。幸好子弹打偏从曾外祖母耳边擦过，老人幸免遇难，但她的耳朵差点儿震聋，过了好长时间才能听到声音。那天外祖母被五花大绑游街，伪军们边敲锣鼓边喊叫：“说，你家男人在哪里？与谁联系？把他交出来！”外祖母很坚强，未透露一字。随后他们又把外祖母和其他几位八路军家属带到村西头宋家，进行拷打、逼供、折磨。外祖母自始至终咬着牙，强忍悲痛，不肯讲出外祖父的事。后来忽然间村西外响起了枪声，是八路军武工队赶到了，伪军见势不妙，也顾不得外祖母亲她们了，匆匆向村东方向逃窜，外祖母等人有幸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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