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参拜过“白云观”后，吃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素斋，然后再次坐上公交车来到了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宋庄画家村。这里居住着几位我熟悉的画家们，他们大多也与我境况相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虽然不知道他们在不在，但我也没有别地方可去，就只得到宋庄碰碰运气，看看能在谁的家里暂避一时。

    宋庄画家村是北京最大的画家聚居地，这里被称作“中国东村”，与“美国东村”先锋派艺术家20年前的生活状态非常接近，他们在没有任何依附与保障的前提下用自己的艺术作品换饭吃。

    从生存角度看，这种冒险行为在世界大版图中也是具有其独特性的。因为“美国东村”的艺术家即使同样贫穷，但毕竟可以获得部分的政府基金、失业救济金。而且，美国完整的画廊体系和民间社团，也为尚未成名的年轻艺术家们提供着机会。

    可惜的是，在宋庄画家村，中国社会转型期创造的生存样本从来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学家的重视，于是他们的野生状态延续至今。在飞速变革的社会背景面前，宋庄的大部分画家生存模本似乎已落后于时代。在离城市文明更遥远的郊区，绝大多数画家仍然过着简朴又充满幻想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在众多的画家中，虽然成功者凤毛麟角，但是同样对艺术抱有理想的大多数人，并未放弃他们执着的追求。

    可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到了画家村，你更能深切的体会到，原来画是供给最多而需求最少的商品。残酷的现实，潦倒的生活也使得一些画家被迫成为了商人，也有些佼佼者华丽转身。然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经商的，宋庄大部分画家都是蹩脚的商人，有的输掉了本金，更有甚者，血本无归、一蹶不振。　　

    当我来到宋庄画家村时已过正午时分，因为过年大家本就起床较晚，而我们这些自誉为搞艺术的人跟普通人的时间表更是大相径庭。有时我似乎也会疑惑我们这种生活方式，这种作息时间，真的是艺术的特殊性所造就，还是我们这些特殊群体无法接受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不由自主的选择了这种逃避的方法。 而我们这些人又是那么的渴望被社会、被大众、被经济体系所认可，我们是这样的自相矛盾，我们是这样的言行相诡，我们是这样的跋前疐后。

    因为经济的原因，这里的画家很多都没有回老家过年，而选择了留在画家村度过这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这样，可以节省出过年所产生的大笔费用，例如交通费、购物费、及探亲访友和给孩子们的压岁钱等等。这些必要的开支对于经济条件好的人来讲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穷困潦倒的画家来讲，都是难以承受而极力避免的巨大负担。

    当我来到画家村的时候，他们有的刚刚起床，也有的还尚在梦乡流连往返。我正踌躇着该去找哪一个朋友，有一位四川籍被大家冠名川哥的画家，正好出来准备去超市买酒，一眼看到我便老远的招呼我。川哥告诉我他和另外几名画家昨晚一起过的除夕，他平时也不喝酒所以家里并没有太多准备，昨晚一顿把他家所有的酒都喝了个精光。一会儿还有几个朋友也要过来，大家平时都为了生计各自为战，很少有时间相聚。借着过年，大家即是联络感情也是互通消息，互通有无。我陪川哥一起在超市买了酒和一些其他的食品，并主动的付了所购商品的钱，然后就一起来到了他居住的地点。

    川哥居住的是当地的一所小院，小院原来的主人就是当地的村民，川哥已经在此居住了好几年，去年小院的主人说要卖掉这房子，川哥这才东拼西凑的花了数万元把这个院子买了过来。这里即是川哥的工作室也是他居住的所在，虽然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相对楼房而言，其舒适性和温暖性并不能与之相比。但在我们这些北漂人的心里，能够拥有这样的一所属于自己的小院，便是我们在北京拥有了安身立命根本，有了养家糊口的基础。

    来川哥这里集体过年的人还真是不少，当我的脚步一踏入那间温暖扑面而来的小屋同时，浓烈的氤氲缭绕的烟雾也相继扑面而来。在房间里已经有几个画家和他们带来的女伴在那喷云吐雾、喝茶聊天。在那烟雾缭绕的光线中，印入我眼帘的是那因日月颠倒和生活的窘迫而塑造出来的，一张张晦暗而沧桑的脸。我的目光巡视了一圈，大部分我都不认识，最为熟悉的一个，就是介绍臧莹来我们工作室工作的那个东北籍姓姚的画家，他也是我的战友，大家习惯地称他为老姚。老姚身材消瘦，留着小胡子，头发长到了肩膀，一副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气质。说是老姚，其实也不过刚四十出头，他跟臧莹是都东北人，据说家里有一个儿子已经上高中了。老姚看见我来了，笑着把我让到了他的身边坐下，并给我一一做着介绍。在一阵寒暄过后，我们又开始了一如既往的探讨人生的残酷，探讨理想的虚幻，探讨艺术的价值，探讨我们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对我们的认可。

    有人说，人生的残酷性就在于我们每个人所选择的路，即使是到了生命终结的那一刻都未必知道是否正确；有人说，虚幻的理想是我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动力，但理想并不能给予我们生活所必须的一切，而如果我们连起码的生活都不能保障，又如何执着于理想；有人说，艺术的价值就是超脱于一切现实附加的产物，它是人类灵魂的伴侣，是叩响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有人说，我们中的大多数，自身价值和社会认可也许永远都得不到体现，而有一些则会在死后的若干年后才被社会接纳和认可，能在生前即被认可和享受自身价值的少之又少。那么，我们执着的面对如此残酷，如此虚幻的理想，是否值得？对于自己赋予配偶孩子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是否能做到心中无愧？而父母、配偶、子女是否又能够无怨无悔呢？

    在我们这些潦倒的艺术家愤世嫉俗的时候，画家们带来的女伴跟川哥的夫人已经忙碌着开始准备晚餐了。我们这些人能把夫人带在身边的少之又少，像川哥也是去年买了这个小院之后才把夫人和孩子接来的。之所以大家不把家眷带在身边，一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二是，只身一人虽然在生活上少了一份体贴和照顾但同时也少了一份牵绊和束缚。三是，我们这行难免接触女性，家眷不在身边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可以更随意、更洒脱。而有些画家尤其是画人体为主的画家，更是美其名曰：“女性的**是画家灵感的源泉，是最好的兴奋剂。”夫人在侧，这源泉，这兴奋剂，当然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和束缚。那么这种束缚必然会阻碍我们艺术的发挥，如此一来，权衡利弊，还是不把家眷带在身边更有利于我们的创作和发展。

    在出入这间小屋的女性当中，其中有一个身材姣好的女子好像跟老姚关系非常。老姚向我们介绍说她姓杨，是一个模特，如果我们谁画人体可以找她。那位姓杨的模特跟我们打过招呼后她便又出去到厨房帮忙，另外一位画家跟老姚开玩笑说：“老姚，你换女朋友的速度够快的，上次那朵海里的浪花被风刮倒哪去了？”老姚不以为然的说：“什么女朋友，不过是相互慰藉罢了，我那个老乡现在在方舟那里给他们打打下手。”他们不经意间的调侃被我一字不落的听了个满耳，虽然我的脸上尽量以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但在我的心里，他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块巨石投向我的心湖，在我的心里泛起难以名状的层层涟漪。

    众人显然没有注意到我内心的踌躇和纠结，他们继续聊着之前的话题。“老姚，你跟那朵浪花的孩子要是生下来是不是都会打酱油了？”那位画家颇具意味的看着老姚。“打什么酱油，还打醋呢。”老姚一脸从容的回答着，并继续说到“别说了，上次的事让我烦了好久，她不依不饶的纠缠不休，闹得鸡飞狗跳的，我老婆来北京把我好一顿修理，那段时间我真是‘剃度出家’的心都有了。”“你出家？你出了家也是个花和尚，别败坏佛门清誉了。”那位画家一脸的坏笑。老姚依然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咱们说点别的行不行？别拿我开心了，你们看我多善良，从来不把我的欢乐建立在你们的痛苦上。”那位画家依然不依不饶，继续调侃着老姚说：“是，你是不把你的欢乐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上，你是把你所有的欢乐都建立在了纤纤女子的痛苦上了。”那位画家的最后这句话引得在场所有的人都哄堂大笑。大笑过后，他们又继续着调侃着，地位、金钱、男人、女人、艺术、价值、现实、理想。这时的他们，才更加卓显出艺术家们的风流倜傥和玩世不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