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和平的举报，像一颗投入本就暗流涌动的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成汹涌的暗涛。团部的反应比预想中更快，也更严肃。毕竟，涉及“秘密印刷”、“非组织传播”、“思想来源复杂”这些敏感字眼，在纪律严明的部队里，从来都不是小事。

    郝君子是被两名表情严肃的政治处干事从排练现场叫走的。当时他正在和演员们细抠《四海一心》里一段国际友人间对话的语调，试图让那种跨越国界的理解与支持显得更真实。众人错愕的目光中，郝君子心头一沉，隐约预感到了什么，但脸上依旧维持着镇定。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贴身口袋，那里空空如也，刻刀和剩余的纸条早已妥善藏好，心下稍安。

    隔离审查是在一间空置的民兵指挥部里进行的。没有窗户，只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盏昏黄的煤油灯。问话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核心问题紧紧围绕着那张神秘的纸条：来源、内容意图、传播渠道。郝君子咬紧牙关，一口咬定自己对纸条来源毫不知情，只承认剧本里的那句台词是自己所写，因其鼓舞人心而被群众自发传播也未可知。他反复强调剧本经过上级审查，内容积极向上，符合抗战宣传要求。

    然而，路和平的准备远比郝君子想象的充分。第二天，一份从郝君子留在文工团宿舍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的日文旧报纸和几本东京出版的文艺理论书籍，被摆在了审讯桌上。报纸上有郝君子早年用笔名发表的、探讨文艺大众化与阶级性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不少当时国际左翼文化界流行的“普罗文艺”理论观点。书籍的边页还有他密密麻麻的笔记和批注，涉及对多种社会思潮的探讨。

    “郝君子同志，请你解释一下，这些‘普罗文艺’，这些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探讨，和你现在回国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什么关系？”政治处主任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你宣扬的‘真理’，究竟是哪个阶级的真理？你所谓的‘人民’，又是否包含了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

    郝君子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他没想到，自己早年求学时的探索和思考，竟成了“思想不端”的证据。那种熟悉的、在东洋时因言论被曲解围攻的窒息感再次袭来。

    “主任！这些是我在日本求学时的阅读笔记和习作！探讨文艺理论，了解各种思想，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世界，更好地为革命文艺服务！这和我现在写的抗战剧本，宣传团结抗日，有什么冲突？”郝君子激动地站起来，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世界终将属于无畏的真理与人民’这句话，有什么错？难道我们抗战，不就是为了真理和人民吗？”

    “问题不在于这句话本身！”路和平的声音从角落响起，他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审讯室，脸上带着一种“果然如此”的冷笑，“问题在于你郝君子理解中的‘真理’和‘人民’！你脱离国内实际，满脑子洋框框，崇尚所谓的‘国际主义’，却忽视了我们斗争最主要的矛盾！你的这种思想倾向，本身就是危险的，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私自印刷传播，就是明证！”

    “路和平！你这是污蔑！”郝君子猛地转向他，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我脱离实际？我满脑子洋框框？我请问你，你那套一成不变的‘农民受压迫-参加革命-皆大欢喜’的剧本模式，就符合实际吗？就能真正启发民智、鼓舞斗志吗？革命是复杂的，思想是流动的！我们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需要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不是用简单的套路来麻痹自己！”

    “你……你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是无组织无纪律！”路和平被戳到痛处，脸涨得通红，“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就要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你那种曲高和寡的东西，群众根本看不懂！”

    “看不懂？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努力让他们懂！没有去搭建理解的桥梁！”郝君子寸步不让，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革命不仅是枪杆子，也是笔杆子，是启迪人心的工作！如果我们自己都固步自封，不敢接触、不敢引导，还谈什么解放全人类？”

    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审查，不如说是两种观念、两种路径的激烈碰撞。郝君子引经据典，情绪激昂，试图为自己、也为一种更开放包容的革命文艺观辩护。而路和平则紧扣“纪律”、“纯洁”、“风险”等关键词，将郝君子的行为上纲上线。审讯变成了思想辩论场，但胜负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并非由道理本身决定。

    就在郝君子被隔离的同时，另一路人马根据某些“线索”，径直扑向了村外的农舍。李地正在院子里劈柴，看到来人，他握斧头的手顿了顿，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搜查进行得很彻底。地窖入口虽然隐蔽，但在有经验的干事面前还是被找到了。那些精心保存的梨木版、自制的油墨、尚未用完的纸张……所有的证据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李地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没有辩解，也没有牵连郝君子。他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些承载过希望的工具被一样样收缴，眼神空洞，仿佛被抽走了魂魄。

    人赃并获。尽管郝君子坚决否认与纸条印刷有关，尽管李地保持了沉默，但所有的间接证据都指向了他们。上层领导在听取了详细汇报后，陷入了两难。

    一方面，郝君子的剧本《四海一心》确实反响热烈，受到了战士和群众的欢迎，连旅长都点名表扬过。那种带有国际视野的宣传，在当前统战形势下，也确有积极意义。甚至，私下里也有领导觉得，那种小巧便捷、易于传播的纸条，作为一种宣传补充手段，“想法倒是挺巧的”。

    但另一方面，私自印刷、非组织传播，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绝对不能鼓励。郝君子那些“来源复杂”的海外思想背景，更是一颗需要警惕的“定时炸弹”。李地作为普通村民，参与这种事情，性质尤其严重，说明郝君子的“错误思想”已经产生了“不良影响”。

    最终的处置决定，带着某种微妙的平衡艺术：郝君子同志，因“思想不够成熟，工作方式简单冒进”，予以严重警告处分，暂时停止剧本创作工作，下放到炊事班参加劳动，深刻反省。其《四海一心》剧本可继续演出，但需由路和平同志负责“指导”修改，去除“可能引起歧义”的内容。

    李地，鉴于其非部队人员，但行为已构成干扰部队宣传秩序，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所有印刷工具予以没收。考虑到其贫农成分，且未造成更大恶劣影响，不予进一步追究，但责令其不得再从事任何与部队宣传相关的活动。

    决定宣布的那天，天气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苏北平原。郝君子从禁闭室出来，脸上带着疲惫和一丝倔强的不甘。他被直接带到了炊事班，换上了沾着油污的围裙。劈柴、挑水、洗菜，这些粗重的活计，对他这个“洋学生”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磨砺。

    他没有再见到李地。只听说，处分决定下达后的第二天，李地就默默收拾了简单的行囊，锁上了那间承载了他们短暂秘密的农舍，离开了村子。有人说他进城投亲去了，也有人说他去了更远的地方谋生。临走前，他将那把郝君子忘在他家的、刘萍织的深褐色毛衣，叠得整整齐齐，托刘大嫂转交给了郝君子。

    毛衣上，似乎还残留着地窖里烛火和油墨的味道，以及李地那份沉默而坚韧的温度。郝君子抱着毛衣，站在空旷的院子里，望着李地离开的方向，只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他不仅失去了一位战友，更仿佛失去了一条刚刚与这片土地深处连接的纽带。

    由于李地的离开，那间村边的农舍空了下来。组织上或许是为了“方便管理”，或许也有其他考虑，安排郝君子从文工团的集体宿舍搬出来，住进了那间农舍。

    于是，郝君子就在这样一个充满挫败感和离别愁绪的冬日，搬进了李地曾经的家。屋里的一切都保持着李地离开时的样子，简陋，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墙角还堆着一些没烧完的柴火，其中依稀能看到几块带有雕版残痕的木块。灶台冰冷，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离去。

    郝君子坐在李地曾经坐过的门槛上，望着门外枯寂的田野。寒风卷着残雪，抽打在他的脸上。刻刀还在他身上，但雕刻的梦想似乎已被现实冻结。路和平的得意，同志的疏远，李地的远走，自身的处境……一切都像是这严冬一样，令人感到刺骨的寒冷。

    然而，当他摩挲着刻刀上那个“萍”字，当他想起刘萍，想起浩叔，想起刘端瑞那句“你要勇敢”，想起台下战士们看戏时眼中闪烁的光，一股不甘的火焰又在心底微弱地燃起。

    “世界终将属于无畏的真理与人民……”

    这句话，他曾亲手刻下，也曾亲眼见证它如何点燃人心。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他抬起头，目光越过荒芜的田地，望向灰蒙蒙的天际线。苏北的冬天很长，但春天，总会来的。他需要等待，需要积蓄力量，需要在这孤寂的农舍里，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根”和“路”。

    农舍里，一盏如豆的油灯被点亮，微弱的光芒，在这片寒夜里，顽强地闪烁着。郝君子的“扬名立万”之路，注定要比他想象的更加曲折、更加艰难，但也或许，会更加深刻地融入脚下这片土地的脉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