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苏轼外任

    一个月后。

    荆公正与冯琨、王圭两位参政在中书商议人才教育改革及免役法实施方案，门吏来报，说薛发运使和晏舍人求见。

    听说去沿海考察海贸的人回来，荆公急忙说道：“快请。”

    薛向和晏正进来，荆公问到考察情况。

    薛向回道：“南方几个市舶司、市舶务，甚至市舶场，除了少数官员懈怠外，其他多为认真积极，海贸成果优异。广州这年海贸已收六十万缗，明州近四十万缗，泉州三十万缗。”又说道，“回来又去了杭州，自从让杨琼回到市舶司，重新宣传落实《海贸新规》，不仅调动了国内的商人踊跃去海外做生意，江饶以回易使的身份与费萨尔去南洋走了一趟，更是招引了不少原不敢来杭州做生意的商人，使杭州的海贸做得风生水起，一月时间不到，杨舶使说他们已有内外商船五百多艘来往杭州做生意，出口茶绢瓷品二百余船，进来上等舶品抽解已近万缗。”

    荆公听得高兴，送走薛向、晏正后，匆匆来到捶拱殿，向神宗帝禀报了南方海贸得到的空前发展。

    神宗更是高兴，赞叹道：“还是事在人为呀。”

    荆公趁机说道：“陛下，臣说过，世上只有坏人，而没有坏事。要振兴一个朝代，唯有一批既有真才实学，又能与时俱新的人才，方能办出大事，办出好事。所以我们的先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道理就在这里啊！”

    见神宗点头，荆公又提到准备施行人才教育与免役二法的意见。

    神宗沉默良久，说道：“免役法施行起来尽管有阻力，相对要小些；科举取士已行数百年，此次要实施人才教育法怕难度就大多了。”见荆公点头，接着说道，“这样，此等大事，还是先放到各司去讨论，先听听众臣的意见，然后推行，如何？”

    荆公觉得这样稳妥，说道：“也好。”

    听说朝廷征求改变学校和科考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朝中大臣无不吃惊，随后又想，这只是征求意见，最后还得听听我们做臣子的看法哩！于是，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的，一个个忙着抽出时间，开动脑筋，经过一番深思，挥起生花妙笔，写出一份份对变革科考的看法。

    自司马光外任去后，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这些日倍感孤寂苦闷，除了偶与几位诗友来点小酌，赋些诗词，稍稍开心外，就连最敬佩他的石越这些日也很少来看望他了。因此每日到署衙更是心中郁闷，脸色阴沉。这天听说朝廷征求变革科举考试，废除诗赋，专以策论取士的意见，顿时恼怒起来，恨不能立马上朝奏明自己看法，只是同僚相劝说：“告院何必如此愤怒，皇上这不是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吗？你有想法可以表奏明圣上是了。”苏轼这才强按怒火，不待下朝，匆匆回到家中，研墨铺纸，伏案笑道：

    “熙宁四年正月，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状奏……”

    试想，一代本就狂傲的大才子，加之心中燃烧着不可接受的愤懑之情，此时挥动手中之笔，无论是立意阐解思辩，还是谴词旁证博引，无不如九天注水高屋建瓴一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挥挥洒洒，力臂千钧，顷刻间将一千余字的奏表《议学校贡举状》写成，第二天早朝呈给神宗皇帝。

    神宗反复看过几遍，虽是觉得奏表写得纵横挥斥，文彩飞扬，但内里的是是非非，神宗一时拿捏不定，只得问道：“贡举为何不可变，朕想听听苏卿的意见。”

    苏轼欠了欠身，答道：“臣在奏折上已有说得明白。若论贡举不可以试诗赋取士，则自唐以来，以诗赋进身而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再就策论而言，没有规矩准绳，没有声韵对偶，难于考较取舍。只怕弊端甚于诗赋。”

    神宗微微点头。

    苏轼又说：“上之所向，下之所趋，上兴德则下行善。陛下宜从远处看，从大处想，区区贡举之法，有何关碍？”

    苏轼不仅文才好，口才也好。今天面君，口若悬河，侃侃而言，赵顼认真倾听，细细咀嚼，正为之倾倒，见子瞻已停了说话，这才说道：“听卿议论，可以忘倦解困，释疑增知。变革贡举一事，朕已知卿意了。”略停一停，又问：“方今政令得失如何？朕有何过失，也请直陈。”

    苏轼说道：“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惟此三事，恭请圣虑。”

    苏轼走后，神宗一时拿捏不定，第二日早朝后，将荆公留下，又将苏轼奏表《议学校贡举状》递给荆公，道：“朕观苏轼奏事，甚是有理。贡举取士之法，当如何为是？”

    荆公不慌不忙回道：“书生之论，不足为道。”

    神宗睁大两眼，语句也带了点急迫：“请详言。”

    荆公回道：“苏轼言，‘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庭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臣以为兴学校以育士，精贡举以取士，正是朝廷责实之政。苏轼所谓‘君相知人’和‘朝廷责实’便可无学校、贡举，则何为知人，何为责实？文华之人，闪烁之言，皆虚论也。此其一也。苏轼说‘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此正是变贡举法之由，苏轼以为不变之由则大谬。‘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此乃揣测之言。今之学校必不同于古之学校。臣意欲重注六经，颁行天下，则陛下教化之道，遍于域中。经济之道以至天文历法水利农桑皆可教授，此岂一文华之士所能知？此其二也。苏轼言‘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臣以为既非不可胜数，更非以诗赋取士之功。唐以前无贡举而出名臣，又作何解？刘项不读书不能天下无书，韩王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天下不能只有半部论语。此其三也。至于‘上之所向，下自趋焉。’所趋者，利也。陛下崇德则天下无盗贼，陛下倡廉洁则世无贪官，窃以为不能也。”

    荆公在对苏轼所言作了上述剖析后，神宗意愿逐渐坚定，道：“朕纵观各司呈上奏表，多数都是赞成科举变革，苏轼之言，确实不乏偏颇。就照王卿计划行事吧。”

    荆公回道：“臣遵旨。”

    奏疏呈上后，苏轼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最好也是最理想的等待，就是在某个时刻，皇帝那边突然来人叫他去面见圣上。但终没有。不仅没有，更是得到一个令他极其失望的消息：熙宁四年二月，朝廷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以空洞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施行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新制。且在开学季，太学就招三千余新生，连周围的锡庆院，朝集院都占用讲舍，还容纳不下！    

    荆公将太学分为上中下三舍，每学期进行考试调整。生员分为三等：刚入学的为外舍，外舍升为内舍，内舍升为上舍。上舍一百人，内舍二百人，外舍不限人数。后来内舍生增到三百人，外生舍限制在二千人。由陆佃等任各州学官。

    苏轼是何等人？虽说那时他已是集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于一身，说白了，在众臣云集的京师，他充其量还是个八品小官，能算得什么？但苏轼有他傲视群臣的资本。凡有他在场的地方，要么一道具典宏辩，要么饮酒赋诗，要么小坐清仪，其言滔滔，其词绚烂，耳朵里灌的全是溢美之声，不仅是荆公、司马光，就是老一辈如欧阳修、富璧等，对他都是赞赏备至，更有先帝仁宗那句“吾今又为吾子孙得两位太平宰相”的话的激励，他何能不志高气傲？现在听说皇帝对他那洋洋洒洒九千余字的奏疏不理不睬，竟按王介甫的意愿罢诗赋取经义，创办了新学，他能不气恼？能甘心接受？

    但换言之，气恼能怎样？不接受又能奈之何？

    那些日，苏轼已气得不到署衙视事，整天在家发牢骚，生闷气。再联想到吕诲、富璧、吕公弼、吕公著、司马光……等等一个个大臣贬的贬，外放的外放，就知自己如此下去，在京城已无多大作为，于是横下决心，找了神宗皇帝，执意请求外任。

    神宗当然知道苏轼为何提出外任的原因，想着先帝那句“为子孙得两位宰相”的话，现在能否将这位“未来宰相”外放下去，一时拿捏不定，只得将最信得过的荆公召来，问道：“子瞻虽有一副傲骨，甚至有些桀骜不驯，可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才子呀，在对待变法的事上，为何就不能助朕一臂之力呢？”

    荆公说：“子瞻虽长着一副傲骨，可骨子里还是被那些旧的东西浸洇得过深。陛下听说过苏轼‘不合时宜’的故事吗？”

    神宗一脸迷茫：“未曾。”

    荆公说：“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仍以为然。妻子王弗说道：‘学士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道：‘对对对对，还是娘子说得对，轼一肚子不合时宜呀。’可惜，满腹经纶的子瞻过于迷信书本，才造成了他今天看事的偏颇呀！”

    神宗觉得也是，问道：“怎么才能治好这种人的偏颇呢？”

    荆公道：“子瞻不是请求外任吗？这正是医治他处事偏颇的最好办法。”

    “此话怎讲？”

    “一个书卷气忒浓的人，要想让他在处事接物中，尽量做到少些偏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多接触底层，多接触实际，多碰些钉子，钉子碰多了，或许会让他懂得如何为官，如何办事。”

    神宗问：“王卿的意思是同意他外任？”

    荆公点头道：“陛下不是在寻求医治子瞻毛病的办法吗？”

    陛下微微一笑，又问道：“王卿觉得该让他去哪里？”

    荆公想到杭州那位何丕显已被黜免，于是说道：“江南杭州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好地方，如让子瞻去那，凭他的才华，一定能将一个浪漫的杭州建设得更加美好。况且，此对他既是锻炼，也是考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真能将他锻炼成一个大有作为的干才哩。”

    神宗觉荆公说得在理。

    熙宁四年春天，苏轼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带着前任妻子王弗生下的长子苏迈，王闰之生的苏迨、苏过，来的汴河船码头。

    天下着霏霏细雨。

    或许是雨的原因，汴河里的船只少了，码头的客人也是少得寥寥无几，岸边的垂柳虽是生得青枝绿叶，但在春雨的淋灌下，已显得僵直，清冷，甚至含着几分沉重的凄凉。

    尽管不受欢迎，荆公还是真心实意赶来送行。

    “子瞻此去杭州，介甫也无他物可送，”说着，荆公从袋袖中取出一方用黄绢包裹的物品，并打开递到苏轼面前，“这是子纯送给介甫的一方洮砚，现转送给你。杭州美景甚多，子瞻此去那里，定有很多东西值得书写，介甫只盼子瞻用这只洮砚写出更多更美的诗章。”

    对于文房四宝，苏轼自是行家，略一扫视，苏轼见面前这只椭圆砚，色泽鸭绿，内含水波纹路，莹润如玉，就知此砚为太史砚，是以最珍贵的绿漪石雕磨而成。见了此砚，苏轼立即想到“洮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的诗句，睹物思人，想到介甫也是视砚如命之人，现将这方珍贵的洮砚转送于他，并提出期望，何能不被感动？

    “子瞻谨记丞相心意。”苏轼施过礼，收了洮砚，转身带着妻儿，在雨色涳濛中踏上了南去的航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