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静听得懂，可她还是打趣道：“你们党员干部，包括已经退休的，打哑语呢。我一个非党非干的普通教师怎么感觉是在听天书啊。”

    “史老师大智若愚，故意装糊涂。”常厅长也凑趣说。

    “那是当然，我家史姨如果糊涂，还能在省重点成为翘楚！还能被我建国舅舅看上！”子媛不无自豪地说。

    子媛这一说，让建国不自在了，他说：“子媛，我们言归正传。因为我快到龄了，准备画句号了。有些事情我想搞搞清楚。你说，我们陶研会的旗子到底能打多久？实话实说。”

    “‘红旗到底打多久？’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疑案。不是专门研究党史的人说不清。一件事到底能够做到何种地步，自然也是以事实来说话的。”子媛说，“要我说，我可不管你们社团的研究，我更关心的是在我的学校，如何‘学陶’‘师陶’，至于‘研陶’嘛，更多的是专家的事。”

    建国想想，她说的倒也实在，现在好多“研究”都在普通中小学甚至幼儿园落地推广，还要打造研究型的校园，好像挂上“研究”“科研”“课题”，立马就提升了档次，好像人人都可以称之为学者了。不少老师对满课时，对班主任工作能推则推，这就本末倒置了。就像有些“特级教师”，一旦取得了名号，似乎就改变了身份，只享受“特级”待遇，就不再做“教师”的事情。

    子媛一边招呼大家吃螃蟹，一边继续说：

    “现在研究会、协会已经泛滥，阿猫阿狗都可以。依附于官方的这个会那个会，无非是让一些老干部退下来之后，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继续利用原有的‘余威’，延续做领导做干部的体面。

    如果利用他们的资源为人民服务，也是好事。怕就怕——呵呵，你懂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退休以后除了忙孙子，就是男人泡在牌桌上，女人舞在广场上。我不同意‘中国式大爷’‘中国式大妈’一说，可事实往往又是如此。

    更有甚者，有的人明明可以裸退，享受清福了，还非得再次登台亮相，来个华丽转身。如果是重操旧业，做点自己原来熟悉的工作也就罢了，我担心的是，有些人已经身披虎皮了，还得扯上时髦的大旗。

    陶行知先生是大人物，是旗帜，是招牌。此话怎讲？比如说，先生是民主人士，是教育家，大凡以陶为旗号，挂牌的，或者有兴趣的，也应该多少与陶先生有些许瓜葛吧。现在倒好，突然有一天，发现了某人与陶行知先生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竟也挂上了“陶”字头衔。有些个社团协会基金会的，有多少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不知道，所以也不敢妄加评论。我只想强调，既然打上‘陶’的旗号，就应该围绕陶先生、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做点事。否则，你什么不好干，非得扯上陶行知干吗？”

    文建国知道她有所指，那是微信上的新闻。他摇摇头，协会、基金会往往是官场延伸，如果内涵能够相通，也就罢了，怕就怕是卖狗皮膏药的。

    “恕我冒昧地问一句，建国舅舅，您可以不回答。你们有多少研究成果？当然我知道你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是陶行知实验学校建设，也就是放在学陶、师陶上面。那与‘研究’何干？呵呵。”

    子媛突然转换话题，建国措手不及，汗颜。他控制不让子媛发觉，毕竟是长幼有别。他端起酒杯，为子媛叫好，敬酒！

    子媛笑呵呵地说：“如有冒犯，请建国舅舅原谅小的不是！”

    “即使我脸红出汗也属正常，但你绝对放心，我要的就是真话。”建国干脆挑明了说，“真话有时让人不舒服，但无论如何要有让人说真话的场合。”

    “脸红是精神焕发，出汗是排毒。”史静调侃道。

    子媛发觉常远在跟她眨眼，她却说：“我建国舅舅出点汗，可以多喝一点酒，脸红也不要紧。今天是在我家里，放开喝！当然我们按照您的建议，以说话为主，是吧？”她既调皮又讨好地说。

    建国、史静、常远都笑了。说起来，子媛已经是五十岁的人，可她在建国面前依然以小姑娘自居，就像晚辈在长辈面前撒娇，反正是童言无忌嘛。

    常远说：“子媛，你不让建国舅舅多吃点，还要听你作报告？”

    “你错了，我这是投其所好呢。不信？你问问建国舅舅。”她笑吟吟地又递了一只螃蟹给建国。

    “是的，是的。你说的越多，我越开心。”建国说，“子媛你谈谈陶行知的‘真’”。

    “陶先生的两句话很简单，‘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世界上最难做到的就是这两句话。”她摇摇头，好像很难回答，但她还是说了。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行知伴我成长论坛”举办的开放式沙龙，台上七八人，台下五六百人。主持人问话很刁钻，他问，在座的，包括台上的和台下的，没有说过假话，没有做过假材料，没有报过假数据的，请举手。

    我不谈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有没有必要这样问，问的效果是什么，有了答案怎么反馈。我想说，主持人能够得到真实的答案吗？面对答案——不论真假，主持人的归纳总结能到位吗？主持人本人就是一位绝对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人？所以，对于“无解”的问题最好不要提问。

    ——一般人，一般情况下，应该说真话，但是有关政治，有关国家民族利益，恐怕也是难以用“真话”来作为衡量标准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讲述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总理到革命老区搞调研，延安人不说真话，是为了不给毛主席添堵。“善意的谎言”是属于真话还是假话？

    文建国最近才看到的一条旧闻，说是河北省青龙县县城距唐山市仅115公里，但在唐山大地震中，这个县47万人没有一个死亡。1996年7月，唐山大地震20周年之际，联合国代表科尔向时任县委书记冉广岐颁发纪念章时问他，你这里能做的，唐山为什么不能？“训练有素”的冉广岐回答说，唐山跟青龙二者没有可比性。冉广岐20年后仍然被“不宜作公开的宣传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