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进军则是偶尔问一问，他提出警告，以我为原型，没意见，但不可把我写得太坏。人家会对号入座的，人言可畏。不过我“坏”的程度可以由延生同志把握，以“坏”到让她仍然爱我为度。

    文建国真正是佩服了他俩的潇洒，在这个问题上竟然是如此统一和谐，就拿他们开涮了，“你们坏的程度，爱的浓度，不是我能随意编造的，我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顶多，偶尔打几个擦边球，搞出几个似坏似不坏，似爱似不爱的花边新闻。关键时刻，再像大作家似的整行整段的框框框。坏不坏，怎么坏；爱不爱，怎么爱？让读者自己去揣摩，去想象，去帮助发展，帮助演绎。这样才能吸引眼球。”

    文建国侃侃而谈，像个大作家介绍创作经验。史静在旁边忍俊不禁，正端着的咖啡，已经溢出杯子了。

    进军一愣一愣的，眼睛盯着他，心想这个建国，这只笨鸟怕是真不会“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吧？

    一芃拍手称快，说：“好，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要你写得出来，我有什么不能承担？如果你写的爱情变成了色情，并且被分类，加上了分级的标签，那你的小说就大获成功了。我怕只怕，你没有那个胆量和水平。情爱或情欲，我无所谓；我只对延生或一芃感兴趣。”说来说去，她又转到那个话题上去了。

    “为什么要改名呢？延生名字多好，你看我，一直叫你延生是吧？”进军明知故问，有点惋惜，有点讨好。

    “你是你，那是你的专利，因为有个“指腹为婚”在先，我也没办法。但对整个世界，我就是‘一芃’。文建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只有你最能理解我。我就指望你妙笔生花了。”一芃将政治生命的希望寄托在文建国身上了，“你又是一位党的基层工作者，还是副处。我体谅你的为难之处。万一出版不了也不要紧，权当打发时间，玩玩的。”

    葛一芃说着说着，又回归到她既有的思路上，“其实有些情况就是‘房间里的大象’，你不要劝我，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大家都睡得很香，不愿被吵醒。没有睡着的人也就是‘吃瓜群众’，不愁吃、不愁穿，还有‘瓜’吃，不挺惬意么？”

    文建国含笑不语，他真的不能再答一芃的腔了。“房间里的大象”不只是你葛一芃看得到，我文建国也看得到，还有更多的人也看得到。但看到的人未必都说自己看到，而是假装成“吃瓜群众”，自愿加入“吃瓜群众”队伍。如今“吃瓜群众”等于“群众”，等于“老百姓”，等于“公民”，等于“人民”——他知道如此“等于”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可不“等于”，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他说不清。

    廖进军这时插不上话了，“房间里的大象”“吃瓜群众”，他好像在哪儿听说过，但这里面的道道，他是一点儿也说不上。

    史静对“吃瓜群众”有所了解，但对“房间里的大象”一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葛一芃说的轻巧，文建国其实也没有把握。他目前的考虑是，如实地描写刻画“延生”是怎么变为“一芃”的。对她的观点和言语不加修饰地表现，或“春秋”笔法式的表现。她代表着社会上某一个个体，或某一个群体，就像网络上和电视上常有的那样，注明是某某个人意见，不代表编者，或者刊出者的观点。说对了，编者、刊出者有功劳；说错了，我早有声明在先。至于能否得到社会认同，则不在我书中交待。

    世界是多元的，人性是多元的，思想也是多元的。借用史静的话说，天，必须还是这个天。在同一的“天”下，“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这正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当然“舆论一律”“舆论不一律”两者的辩证关系如何处理得体，则是颇费周折的。这是建国为难的焦点，他原先没有预料到。

    一芃见建国若有所思，知道他的为难，她对建国说：“你尽管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不会为难你，我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力为难你。但是我更相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像那种‘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的说教已经不复存在，也肯定没有市场，没有舆论环境了。”

    一芃说的时候充满着自信，她忘了自己的尾巴上曾经沾染上的腥气，干净了没有，不知道。二十年了，现在已经鲜有人提起。

    话虽这么说，可正是这么说，却让文建国不得不慎重考虑，他甚至有点后悔，写什么小说？还写这种社会题材的小说？他怀疑自己的能量，能写好，能出版吗？即使算是喜欢文学吧，如果就写一点风花雪夜，或者才子佳人，不也就罢了。但是文建国已经进入角色，而且有了感觉，且感觉不错。总体上的表现手法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当然必须有“革命”二字为前缀。当初刚下放时，插友谈论爱情，也必须冠以“革命”二字的。“革命”二字真的不错。

    廖进军知道文字不好玩，他最头疼的就是文字。他实心实意地劝建国：“建国老弟，你呐，也不要听信延生忽悠。反正有十年时间，愿意写呢，就写；不想写呢，就停。一句话，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你们公教人员，工作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才歇下来，绝对不要勉强。跟着我，想喝酒就上饭店；想游山玩水，就上车。”他还有一句话，想想没有说，“千万别惹得一身‘骚’。”

    史静也曾劝他，一是不可作为工作任务，本来是玩玩的，把身体搞垮不划算；二是从长计议，按部就班，不搞突击，不要玩命；三是注意调节，该休息休息，该旅游旅游。本来也不为个什么。史静的三句话，其实是一个意思，说来说去，身体第一。

    可是文建国已经心无旁骛了，他的整个心思都在《古稀笔记》上。《思想者》成功了，它没有一个字；文建国要码出上百万字，他能成功吗？

    看看《思想者》，文建国看到的不是石膏塑像，也不是其雕塑家罗丹，而正是他文建国本人。是的，正是他自己。自己的思想，从未有过如此活跃，甚至还有点“深邃（自诩）”。

    在建国大脑里，整天徘徊着六十年来曾经共同生活、读书、工作过的人们。他们有的死了，但毕竟曾经活着，有的仍然活着；有的还活着，但终究也要死去，有的已经死了。他想，无论是“死”，是“活”，《古稀笔记》里的人物必须是鲜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