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九十大寿以后，母亲很痛苦地先走了。母亲一生善良，平和，与世无争。由于疼痛，她神志不清，在经过一天一夜，以叫喊的形式表示了对人生的留恋，对死亡的抗争以后，终于慢慢地没有了声息。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建国和史静年底从美国回来，正好赶上父亲九十大寿的生日，这是母亲与建国的约定。

    建国将文婕送给爷爷奶奶的礼品亲手交给父母。父亲特地查看了厂家，绝对不是“made in china”，才放心地收下。他不是瞧不起国货，他瞧不起的是到国外买国货，自己不知道，还自以为得意。后来他知道同样的产品在国外买要便宜了许多，也就放弃了这一想法。话，可真不能说满。

    文婕和维奇有一段专门给爷爷奶奶的讲话录像，文婕用的是英语，维奇则用中文，爷爷奶奶看了，满心欢喜。

    蒋淑娴的身体日渐衰败。有一天，她伤感地对建国说，看来我要走在你父亲的前面了，他一辈子养尊处优，最后一段时光要让他吃吃苦头呢。她担心她走了以后，他文巽善的日子怎么过？

    建国就安慰母亲，爸爸比你大9岁，你走不了，他指望你服侍他一辈子呢。母亲说，谁先走，谁享福。我让了他一辈子了，这次我不让他了。母亲说的轻巧，好像还很幽默。可在建国听来，怎么觉得她是话中有话，暗藏不祥之兆呢。

    文巽善的九十大寿，淑娴坚持要办，要大办。喜宴是自家人，但一定要给仓巷所有人家散发寿桃。建国自然同意。整个仓巷，有谁不知道文宅大院呢？

    文巽善一贯不喜欢做生日，他说，阎王老爷本来不认识我，这一做，无非是通报我要来了。但这一次淑娴不听他的，她和建国商量，这是我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为他做生日，一定要做。家里所有人都要到场，台湾你大姐一家能来最好。整个仓巷，每户一只小寿碗，两个大寿桃。用蒋淑娴的话说，就是宁冇一村，不冇一家。一户人家都不能少。记好，这是做人做事的规矩。

    文巽善生日那一天，文宅大院煞是风光。蒋淑娴本来是让建国和史静将寿碗和寿桃挨家挨户送上门的，好多人家听说了，老的小的不请自到，原计划的寿碗和寿桃翻番。文家人却特别开心，还要陪着说客气话。

    文巽善却不闻不问，好像是另有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过生日。

    也许真的如母亲所说，为父亲做生日是最后一次了。建国说不清，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家庭在衰败惨淡以后，仍然又恢复了些许风光。只是因为诸多原因，人丁不够兴旺。文建国的思想深处，还保留着传统的老式想法呢。

    大姐怀琴因为身体欠佳，没能回江州，她也已经是古稀老人。她的大儿子带着她一个孙子来了，也算给了文巽善和淑娴一丝安慰。

    二姐怀华六十有六，没有人再和她谈婚姻。她的精神很好，除了照应父母二人以外，还参加了志愿者义工，经常到养老院服务，并且与养老院挂上钩，等送走了父母，她就直接去养老院了。

    坊间传闻，对养老院诟病实在是多，收费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它毕竟还是明码标价，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文怀华对这一切皆不理会，她说，要以今天为他人真诚的服务，换取明日他人对自己的服务。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思想上有了转变，居然产生了等价交换的想法。

    文怀祺去世以后，胡雅琴坚持不再婚，抚养着文斌和文娅。一双儿女争气，文斌32岁，读完博士，在高校任教；孙媳妇小王，小学老师，挺着个大肚子。文娅31岁，正奶着孩子呢，是个大胖小子；文娅的丈夫小张，公务员。

    建国本来是想邀请晓霞、强东和文婕来的，可他们人在美国，建国就没有吱声，免得他们又要破费。

    怀华带着雅琴和史静在淑娴的指挥下，忙了一大桌子菜。大家都跟老爷子请过安了，来的，没来的，文巽善也在脑海里统统走了一遍。

    他高兴不起来，四个子女，没有一家是全的，难道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平时冷清惯了，也许还没有思念怀琴和怀祺的由头，今天可来的来了，就为怀琴和怀祺的缺席分外痛苦。

    他躲在房间里居然悄悄地落泪——他真的老了。

    建国进屋来陪他的时候，他又悄悄地抹去眼泪。

    像今天这样的聚会，还是那次怀琴从台湾回来时有过一次。今后还有没有？文巽善无奈地摇摇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建国陪着父亲。在他印象里，今天是陪着父亲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也是母亲今天交给建国的唯一任务。父亲的身板还好，只有耳朵已经不够灵光。建国一句话往往要说三遍，外加比划，父亲才能明白个大概。但他的思维敏捷，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他与建国居然讨论起“重庆打黑”。重庆除恶专项斗争，抓获涉黑涉恶人员数千人，冻结、扣押、查封涉案资产数十亿。是好事，是坏事？这里面究竟有没有背景？如果是真的，那重庆原来的领导干什么去了，是否需要追究前任领导的责任？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喜欢用搞运动的形式来解决问题，有没有扩大化？有没有猫腻？为什么不能按照法律，按照规矩办事，非得把“黑”滋养到一定程度，才动用运动的形式来解决问题？中国还能搞运动吗？

    “一个人身上出现了恶性肿瘤，还是早日切除的好吧？”他与建国商量，好像是在讨论医疗方案。

    建国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但另有一点是想过的。“唱红”和“打黑”，有没有必要紧密联系？“唱红”，全国人民都来唱“同一首歌”，还有必要吗？红歌当然需要唱，但将唱红歌作为主要的唯一的文艺表现形式，那不是又回到了“文革”？建国想，也许这是我从“文革”反思之中汲取的负面教训吧？

    可父亲却说，天上如果有一颗星星突然发亮，并加速运行，那将预示着其生命周期快要终结了。人事与自然同理。

    建国望着父亲，目瞪口呆，“他有所指吗？他也没有指，他也指不出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