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四十三天后，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据说毛主席在与朱总司令最后一次见面时说过，“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坊间视作这是毛主席对朱德同志的充分肯定，哪知道他老人家一语成谶，朱总司令逝世两个月零三天，毛主席步其后尘，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毛主席逝世，国人如丧考妣，何况个人崇拜早已无以复加，全国仿佛进入世界末日的倒计时。江州等地，虽然还在防震抗震期间，但悼念毛主席的活动没有停止，也不会因为抗震救灾而受到任何影响。因为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高于个人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毛主席逝世不满一个月，以其夫人为代表的“四人帮”覆灭。

    有一种“尸骨未寒”的说法，是为“四人帮”唱挽歌的。但十年“文革”的中国显然已经处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新的历史起点。老百姓盼望着“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迎来政通人和的社会新局面。那首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流行金曲《祝酒歌》唱得好，“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

    唐山大地震以后，江南地区近期有地震发生可能的消息在江州城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里防震棚星罗棋布。像仓巷那样的街区，连小板车也无法通行。家家户户的大门旁边，全都是防震棚。什么市容，交通的，全不要考虑。保护生命是第一要务。

    原先只要是侵占了公共用地，心里总是不过意，如今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还有什么事情比保命更重要的呢？又有谁敢打包票，说没有地震。他地委书记，他地区革委会主任敢不敢说？过路的行人也能理解，自己家里不也这样。虽然走一条小巷子七弯八拐的，自行车得推着走，但绝对没有怨言。大家心里都明白着呢。

    防震棚的搭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几根毛竹，几片芦席，或麻袋，或草包，或马粪纸、塑料纸，或破旧床单，外加铁丝或麻绳，倚靠墙角或墙根，一蹴而就，唾手可得。但真的遇有大风大雨，防震棚也无济于事。好的是，谁也不想打万年桩，凑乎凑乎拉倒吧。

    住在笤帚巷的朱武父母家和邺花父母家的防震棚同时都搭建在自家门口的右手边，这是可以拉开的最远距离了。可朱武妈心里总不是个滋味，晚上睡在防震棚子里，仿佛可以看到对过那个小烧货跟她那个老男人在打情骂俏，所以她对自己的男人下发了禁令，在防震棚里碰也不准碰自己一下，否则跟你没完。

    可孙女（老大）和三个孙子（老二、老三、老四）一来，爷爷奶奶的床上玩玩，外公外婆的床上蹭蹭；在奶奶家喊外婆，在外婆家喊奶奶。也就把朱武妈和邺花妈拉近了许多。这奶奶和外婆，不看僧面看佛面，对第三代没有不惯着的，何况孩子们叫得也没有错啊。时间一长，两个亲家母的隔阂自然就淡化了许多，两个亲家翁跟着起劲，抽烟喝酒就时常彼此不分了。

    史静家的防震棚虽然还比较正规，但她坚决不住。说是大姑娘（已经知道自己老大不小了）家住在露天（近似于露天）成何体统。我不怕死。她搁一张小床靠近家里的大饭桌。她说凭她的身手，一个“鲤鱼打挺”，就钻进桌肚子下面了，没问题。

    葛延生家，李部长家，王副站长家全部配备上了部队统一供给的帐篷。

    葛延生现在是一个人住在父亲的房子里，虽然人家老百姓对军用帐篷羡慕不已，她可不稀罕，再好也只是帐篷。她仍然睡在自己的闺房里。心想，果真来个唐山式的大地震，瞬间化为灰烬，也许是个很好的归宿。

    “四·五事件”以后，她一直没有转弯出来。廖进军来了，她也没有心情。

    那次在广播站参加“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现场电视转播收看的现场，她哭了个天昏地暗。哀乐响起，她第一个失声痛哭，时而呜咽，时而哀嚎，眼泪鼻涕一把抓。她把父亲去世时只是默默地流泪所积压的内心需要迸发的呐喊，在此时此刻毫无顾忌地得以渲泄。王副站长在站长的暗示下，带了两个男同胞连推带拖地将她架出了会场，又指派了两名女同胞陪同。

    有人说她是真情流露，有人说她是触景生情，有人说她是借题发挥。反正她把憋在心里五个多月的怨气、浊气，一吐为快，反正她葛延生是一个敢爱敢恨，敢哭敢笑的真女子，非如此就不是她葛延生了。

    那段时间，江州城里防震抗震热火朝天，更多的人是一种从众心里，反正人家这样做了，我也做不会吃亏。万一地震真的来了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小命要紧！在生与死的选择上，谁也不敢含糊。

    在农村的尤亚男此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周总理的逝世她陪着掉眼泪，至于什么“四·五事件”之类的，她就管不了那许多了。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她的整个心事都在孩子身上，气氛最紧张的那几个晚上，她和李一鸣轮流值班。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她搂着子媛和李尤，好好叫叫地大哭了一场，一边哭，一边数落。她的哭声很大，大得让人心痛；她的数落声又很小，小得让人听不清，生怕有所得罪。她数落的大概意思是，当初您老人家把我们送到了农村，现在您倒先走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孩子又怎么办？谁来管我们？

    文建国今年年初就已经由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他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再努力下去，转为公办教师应该没有问题。他还想起独臂苏组长——如今公社党委书记的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从心底里感谢当地党组织，感谢贫下中农没有歧视知青，没有歧视他这个“可教育好子女”。

    付晓霞“社来社去”回来以后不久，个人的身份就由农民转变为“参干”编制，并且当上了团结公社党委委员兼公社团委书记，分管全公社文教卫工作和青年工作。文建国“代课”转“民办”，完全是由付晓霞一手操办的，但她没有在文建国面前透露半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