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国在文革开始后把自己归类到“中间类”—— 既非“黑五类”，亦非“红五类”——即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小土地出租”、“城市贫民”等子女的范围。后来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否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词组，其本身的概念就是模糊的，虽然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含义的一个名词。

    按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规定，“可教育好的子女”——文革中特指——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10种人的子女。

    正是这一特定的内涵，尤其是在执行政策（宁左勿右）当中，“可教育好的子女”其实已经被烙上了贱民子女的标记，因为他们是有“原罪（他们体内流淌着的是父辈祖辈的黑血）”的，有原罪的人更容易产生本罪，需要给予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才可视作普通百姓。

    所以文建国压根儿就没有动过要求参加红卫兵的念头。可是“红五类”对这种既不红，也不黑的一类也吃不准，既然吃不准，就暂时搁一搁吧。

    说到“黑五类”，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黑五类”是“十种人”当中的五种人，其实“五种人”与“十种人”有时是混淆在一起的，反正就是所谓的“坏人”。但为什么有“黑五类”一说，而没有“黑十类”一说，可能是“黑五类”形成比较早，已经成为专用名词，而后来概括出的“十种人”其中有新兴的，有现行的，还有不断发生变化的，就一时难以成“类”了吧。

    有一段时间里，“黑五类食品”——还有公然成立黑五类食品集团公司——风靡，文建国为之心疼。

    这一食品名称可恶至极，商家用“黑五类”冠名实为下下策，老板一定是位不谙世故的毛头小子，或者是老奸巨滑的经商策略——哗众取宠。

    文建国听一位前辈说过，见到“黑五类食品”，自然胸闷气短，那一袋袋包装精美的食品仿佛是一件件令人难堪的往事历历在目，再有美味再有营养，都似曾经吃过的苍蝇食品，引发刺激反应，于是就自觉地坚决拒绝冠名“黑五类食品”标签的食品进门，甚至包括黑木耳、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枣本身。即使明明知道，黑色食品不但营养丰富，且多有补肾，防衰老，保健益寿，防病治病，乌发美容等独特功效。可是当事人受不了“黑色”的刺激，如果仅仅是“黑色”，也就罢了，还偏偏“黑五类”了。

    文建国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仅仅凭着联想，也自觉地杜绝了有着如此标签的食品。至于单个的，以黑为前缀的食品，他没有拒绝。

    运动开始不久，有人动了怜悯之念，抑或是为了联合、拉拢更广大的群众，允许非红五类子弟成立红卫兵外围组织，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示与正统的红卫兵组织的区别，同时也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是这一组织活动的框架，不可逾越雷池一步。

    那时候的廖进军是江中红卫兵团副团长（正式职务应该称之为红卫兵团副总勤务员），据说他不愿意当正团长（其实也未必当得上）。他要名声，更要自由自在，是他的一贯作风，再说正团长也很尊重他，那不就得了。但他极力动员文建国早点揭竿而起，弄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长干干，起码也是个“团副”，今后可联合行动，甚至包括红卫兵团这边凡是耍笔杆子的事情，都可以让文建国参加。

    可文建国不买账，任他三顾茅庐也不给面子。廖进军第三次动员文建国出山，一同前来的是红卫兵团团长万晋明和另一位副团长周舟。廖进军知道文建国与自己关系非同一般，但他知道文建国真正佩服的是团长万晋明。

    万晋明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在山西煤矿工作，基层党支书，全国劳模。那时社会上对产业工人的定义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特性，是工人阶级的主力和骨干。红宝书四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一项项光环，让文建国只有仰视的份儿，而且万晋明也的确是个品学兼优的主儿，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外貌又温文尔雅，人品质朴，是他高三那个班的班长，校学生会主席，中共正式党员。

    文革开始，万晋明即被推荐为红卫兵团总勤务员，文建国从内心佩服。他曾经拿万晋明和廖进军相比，那是另一种气质的大众情人，是文建国真正欣赏并暗自模仿的身边的榜样。但文建国仍然拒绝了万晋明。

    周舟给文建国也有很好的印象。他的父亲是过江干部，很早转业到企业，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是学生会高二分会的会长，成绩优异，能文能武，口才极佳，以善辩闻名全市，曾代表江州市参加全省中学生辩论比赛，其三人小组获得亚军，他本人却获得最佳辩手中的第一名。同时他还是全市高中生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全能冠军，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干部。

    因为不能加入红卫兵，而组建毛泽东思想（主义）红卫兵，文建国有嗟来之食的感觉，他不稀罕。

    文建国总归觉得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在他潜意识里，参加了外围组织，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低人一等，是你红卫兵团的附庸，真的不如什么都不参加来得潇洒。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以前的“和平军”或者“皇协军”，做附庸的，往往里外不是人。江州有句老话，叫“刨不动冬瓜刨瓠子”，这个“瓠子”是时常受人摆布的。

    文建国感谢红卫兵团三位领导“给出路的政策”的好意，但他极度不愿扭曲自己的灵魂，主动在那张“卖身契”上签字。

    革命的理想，前途的希望，虽然渺茫，但文建国愿意一直为之付出努力。对于现有的红色政权，文建国也衷心希望它永不变色。只是如何搞文革？文建国有顾虑。

    人，已经被分成三六九等了，已经没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吗？

    文建国甚至回想起早几年的文家大院，有共产主义，也有上帝、基督教和菩萨、阿弥陀佛，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那么，各种不同的社会境界是否可以互通呢？共产主义社会，大同社会，乌托邦，还有叫什么的，可以商量着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