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人到哪去了？少年的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青年和中年的我，也没有想过。等到开始认真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说明在我的阅历当中，“死亡”看多了，死亡离我也不再遥远了。随着死亡的临近，看到的死亡越来越多，死亡也就越来越不可怕了。

    ——文建国写作笔记摘录    

    文宅大院里，第一个走的是文建国的爷爷。

    在建国的印象里，爷爷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当他笑起来的时候，两只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却时不时地折射出欲扬又止的狡黠。

    文家大院里那口停放在后面西厢房里的上好寿材好像非他莫属。爷爷生怕让别人抢了先，他早就扬言，那口棺材是祖传的，如今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这种金丝楠木了，我是当然的第一继承人。别人想跟我抢，那是不可以的！

    眉慈目善的奶奶，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种阿弥陀佛的人，她从不和爷爷争嘴斗舌，爷爷的任何言语于她都是圣旨。她每天都得去停放寿材的厢房走一遭，一块专用的抹布将棺材抚摸得煞亮。

    爷爷的死，给她的打击最大，生活上一下子没有了着落，脸面上刻画上似笑非笑的表情，那原本白里透红的，充满慈祥气息的团圆脸庞逐渐失去了光彩。那白白胖胖的脸庞就是一团没有发酵的死面，而且是时间放长了。她整天坐在房间里发呆，一家老小虽然每天都去问候请安，她却仍然没有兴趣离开自己的房间。三年不到，她就很安静地追赶着爷爷去了。

    停放棺材的厢房是建国晚上的最怕，白天瞄上一眼，都感觉到冷叟叟的。到了晚上，第一进的后门口就是他的禁区，有时去上后门的门闩，还有点抖抖索索，更不用说打开后门到厢房去了。那时的建国不懂得死亡的含义，人死了，放进棺材，沉入地下，永远不再出来了，最后还会到哪儿去呢？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埋在地下，不是太孤单，太可怕了么？

    大约是在1961年早春的一天上午，老郎中在爷爷房间里看了爷爷最后一眼出来跟文巽善说，无力回天，准备后事吧。

    一向趾高气扬的爷爷当天就毫无知觉地被抬到了第一进的客厅。奶奶已经给他换好了寿衣，然后就始终握着他的手，自己也不吃也不喝，一直陪着爷爷。

    外公外婆围坐在旁边，张公张婆随时听候。

    建国与哥哥姐姐放学以后分别也都过来看望。

    当天夜里，文巽善陪着母亲值更，三更时分，夜色深沉，爷爷不声不响地善终而去，终年七十有九。奶奶放下她一直握着的爷爷的手，并为他盖上崭新的大红被面。

    文巽善不愿惊动他人，就陪同着母亲，裹着一身棉大衣，加盖一床毛毯，蜷缩在父亲身旁的躺椅上，一直到大院外有了鸡鸣狗吠的动静，才逐一唤起家人。

    文巽善是独子，报丧、吊唁、入敛、出丧、下葬、做七等大小事宜，皆由文巽善一人作主并亲历亲为。

    一进大门的庭院里搭起了一座帆布大棚。

    当天下午，请来一个吹鼓手班子，一直到第七日出殡，文宅大院热热闹闹。吹鼓手很卖力，在外地的亲戚眷属大人孩子三四十人陆续赶来，文家的同事朋友邻居川流不息。凡有人进门吊唁，喇叭声鼓声立马响起。文巽善出手大放，好酒好菜尽情招待着，流水席也办了七天。爷爷的殡葬仪式搞得风风光光。

    对建国爷爷的去世，外公外婆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外公没有了对建国宠爱的对手，建国是他一人的，反倒没有了太大的兴趣。

    爷爷在世的时候，奶奶喜欢与外婆唠叨，爷爷一走，奶奶整日里发呆，外婆少了一个唠叨的伴儿，生活中的趣味顿时失去了感觉。

    外公外婆原先都是与世无争的秉性，外公的脸是团团的光光的，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监的那种模样。外婆长得小巧干瘪，又养得一双小脚，一阵风似乎就可以把她吹倒，但她整天颠颠簸簸忙里忙外，没有片刻消停。也许他们知道这住的是女婿家，吃的是女婿饭，跟在姑娘身边，有人养老送终也就别无他求了。虽然他们也随身带有些许细软，但毕竟这个院落姓文，不姓蒋。他们对文老爷子长期“礼让三先”，毕恭毕敬。文老爷子也知书识礼，投桃报李，礼尚往来，虽然有时的作派令人啼笑皆非。这文老爷子突然就走了，外公外婆感觉上倒别扭起来，似乎没了规矩，这方的圆的倒不知道是咋回事了。

    张公张婆在文老太爷去世后，也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变得更加勤勉。他们对建国奶奶的照应无微不至，对外公外婆更亲近了几分，对建国的呵护更加上心。只要是建国进了院子大门，张公或张婆，总有一人的眼光巧妙地滞留在他身上的，好像生活的某种希望就寄托于此，小主人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

    在建国头脑里，根本没有“佣人”一说，他有时候觉得张公张婆比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亲上三分。他长大以后很少提及“佣人”一词，因为此佣人非彼佣人。他既没有发现张公张婆偷奸耍滑，也没有发现文家人对他们的克扣和虐待。显然这与当时世俗上的舆论有悖，他也就不能够多说什么。不过当时的建国也说不了什么，只是他心里有数。

    文建国在学校，在少年宫，接受的是完全的共产主义教育，可是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当然，那时候他分不清是非，后来分清了没有，这其实是一个无法厘清的问题，也许原本就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也许在日常的生活中根本无须有阶级、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的是非问题让人来辨别区分，更多的应该是做人的道理，是人性的区分。

    他曾经听外婆断断续续说过大妈妈家的事情，那时他还小，懵里懵懂的，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后来又听母亲转述过，但由于文建国生活的社会环境，让他对祖辈那一代人的生活曾经不屑，因而没有兴趣。等他自认为完全成熟了，对过去的家庭历史感兴趣了，也有时间去琢磨了，大妈妈家的那段历史才从被遗忘的角落里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