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贴大字报，说是文家人看不起劳动人民，特别是男主人，天生就是一副老爷作派，不跟别人讲话，脸上没有笑脸。但多数居民认为文家人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女主人平时没有架子（可与男主人扯平），与邻居相处，从来没有一句家长里短的，他们的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外人不知道怀祺曾经劳教），见人也是客客气气的。另外，是从根本上说，文家人没有劣行，甚至连句粗鲁的言语也找不出一二。大字报被贴在大门口有一段时间，风吹雨打，自然脱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到他文家大院作客受到的冷落，没有人挑明。想想也是，不速之客，一般人家也是不受待见的。偶尔一二可以，经常去打扰，有谁家不嫌烦人。各家有各家生活的习惯，你不尊重人家的生活习惯，凭什么要人家欢迎你呢。文家大院的邻居不识字的居多，但识事的也居多。

    有一件事，当时的建国委实搞不清楚，也一直不敢问，那就是母亲从来不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问她这首歌好听不好听，她总是说，当然好听，然后就顾左右而言他，转身干别的事情去了。作为能歌善舞的母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唱过《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即使是在建国获奖当天，父亲要求他再拉一遍，让全家欣赏欣赏的那一次，母亲也没有对这首歌表示出一丁点儿的认可和喜悦。

    至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张公张婆，他们对晚辈们的娱乐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蜷缩在第二进的庭院里说说话喝喝茶，就早早回房间睡觉去了。

    等到文建国后来多少了解了一点阶级、阶级斗争的常识，以及家庭政治背景以后，才知道其中的原委。他也想起“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那句名言，然后就联想，再仔细推敲，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词，显然是对母亲及其家庭的讽刺。母亲不是“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吃着野菜和谷糠”的妈妈，而恰恰可能是歌词所要揭露和鞭挞的对象，或者是“揭露和鞭挞对象”的圈内人。父亲难道没有母亲的的顾虑么？未必，可能是父亲洒脱一点，不想那么多而已吧。

    歌词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在意境上显然不够协调，可文建国已经无话可说了。我的母亲不是这首歌中的妈妈，如果我有那样的妈妈，也许我的生活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出身无法选择，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他就用曾经流行的政治术语给自己的疑问作了一个了结。

    据说当这首歌的歌词交到作曲家瞿希贤手上时，这位出生于大上海的音乐家却并不愿意为其谱曲——为什么不愿意，没有看到相关资料——文建国估计，那时能够成为音乐家的人，其家境非同小可，而他们又不可能像许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洒脱地对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但由于这是政治任务，惯于创作大合唱类声乐作品的瞿希贤，最终还是在经过反复研读歌词、寻找灵感后，为这首歌词谱写了被传唱至今的旋律。

    文建国私下里想，瞿希贤当时肯定也很矛盾，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更显现出瞿希贤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所拥有的深厚作曲功底，以及触类旁通的领悟能力。他用他的聪明才智，留下了一首传世之作。至于歌词的第二部分，那不是瞿希贤个人能够左右的，而他创作的曲调与其歌词也是极其吻合的。

    文建国似乎也为母亲不唱这首歌的理由找到了佐证。好在现在已经不是轻易戴帽子打棍子的时代了。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唱，就唱全了；不唱，就全不唱。没有现在人的灵活和变通。但是文建国反对将一首好好的歌曲演唱得支离破碎，如果再给评价的话，他希望当今的歌手要唱就好好唱，唱全了。不要给后来的人误认为这首歌就仅仅只有那么一段——就像搞历史的，要搞历史就搞全了，断章取义算什么呢——如果认为不适合唱，就不唱。在娱乐节目当中，没有哪首歌，是非唱不可的。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宣传画牢牢定格在文建国的脑海里。

    一个红领巾少年，纯朴善良幼稚而又坚毅的脸庞，这是画面的主体。在其左上角，还有一个大人和一个红领巾似乎在博斗。这幅宣传画阐释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1959年11月18日晚，刘文学发现地主王荣学偷摘集体的海椒，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阻止。王荣学先是收买，后是威胁，软硬兼施，都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利益的决心，刘文学不顾个人安危，与坏人展开了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地主活活掐死，牺牲时年仅14岁。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一般不会发生了。一是地主没了；二是集体没了；三是偷海椒的可能性几乎也没了——太微乎其微了。但青少年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却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虽然现在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在舆论上发生了争论（不可否认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其实这是一个道德范畴两难的问题。可那时候刘文学于那一代红领巾就是英雄榜样，就是激励他们健康成长的力量源泉。文建国当时就曾经在心里抱怨，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这样可以一举成名为英雄的机遇呢？一如后来在青春期期间，发出的没有遇上“英雄救美”的感叹。

    进入21世纪以后，文建国在网上看到，说刘文学事迹是假的，其实是怎么怎么的。好像要让他将吃下去的食物强行吐出，可因为这一食物吃进去的时间已经久远，已经升华为精神，已经物化为血液，怎么呕吐呢？想想真的后怕，于是全身冒出了鸡皮疙瘩。冷静下来以后，他又想，我们的宣传部门干什么去了？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居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舆论一律固然是令人生厌的，但文建国想知道的是一个历史的真实，那么谁来告诉我历史的真实？

    还有那个曾经闻名全国的泥塑《收租院》展览，那一座座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第一次在文建国幼小心灵里种植下阶级、阶级斗争的种子，启迪他要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奋斗，要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可后来又有人说“水牢”是假的，说刘文彩是开明绅士，说要为刘文彩平反。如今，泥塑《收租院》与刘文彩庄园曾经的辉煌，共同成为旅游景点，参观景点的人们是否是想从这里挖掘出刘氏文彩家族如何发家致富的呢？这里面的是是非非似乎也被搁置一边。

    文建国真的搞不懂，一个“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形象，一个“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嘴脸，似乎都要被颠覆了，孰是孰非？究竟还有多少是假的？莫非以前的主体宣传统统都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