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剪得投入，出了很多汗，几乎没听到妈妈说什么。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他，“李大，上次我给你的二百元钱，还在吗？”

    “在呀。”

    “在哪？”

    “在衣服口袋里呀。”苦恼重又回到爸爸的脸上，他用好手用力在空空的口袋里掏呀掏，“嗯？”

    “还‘嗯’，你去过哪里？”

    “去过厕所。老三扶我去的。”

    “说不定掉进马桶，给水冲走了。”

    爸爸无语，郁闷。他默认了，回家的路费随着下水道流进大海里了。

    我说，“算了，反正你也不心痛。李大，过两天，我要去北京了。”

    “哦，去做什么呀？”

    “去北京做事呗。这么多年在深圳做个体户，地偏人远的，该去首都报个到了。”

    “哦，你还要帮我打听打听工作的事，找到了，我也去北京。”

    “李大，我到北京你也不饶过我呀，你还能做什么事呢？”

    “看个大门、教教书总可以吧。”

    “可以是可以，你三儿子到现在还没事做，如果有机会，你也要让给他呀。”

    “我不让，我不让。”爸爸很倔强，好象北京正等着他去面试似的。

    “那你就要听于师傅的话，要不，我到北京也不会帮你找。”

    这时，老三在客厅骂骂叽叽起来，“你们在胡说什么啊，少拿我说事！有病，都！”

    妈妈也跟着说，“巴不得，巴不得，那我就解放了，你快带你爸去北京吧，大孝子哎！把他的‘裙子’、尿壶也带上。你在老家当警察，他要你找过工作，你来深圳他要你找，你要去北京，他还要你找，他就差半步入土的人了，你还让他胡思乱想干吗哟！”

    我悄声对妈妈说，“你操什么心呀，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嘛，随他说吧。”

    我知道他们对我不满，尤其老三。其实我只是开开玩笑，我又说什么了！可是这个家庭就是开不起这个玩笑，每个人心底的东西会因为它而崩溃。我知道我说错了，马上收口，不再言语，但仍不能平抑客厅里的愤懑。找不到工作的弟弟脸上青一块白一块，他可以整天心平气和在家里看报纸，回忆着在内地做经理时的威风；他可以没有工作，却不能没有幻想，不能没有幻想而催生的恣意。所以他找不到工作也能做到胸有成竹。我妈却不能，皇帝不生，急死太监。她每天祷告，在床上一跪就是一个小时，她想让上帝知道她的诚意。妈妈是个急性子，生活却要她付出比常人多十倍二十倍的耐心！上帝啊！

    当初老三来深圳，我就坚决反对。妈妈马上冲了我一句：“嘛，你能来深圳，为什么老三就不能来？！”一句话说到我心底的隐私里了。的确，我想留一个弟弟在老家发展，以备照顾残疾的父亲；也备于深圳一旦衰微，我也好有条退路；至少当我叶落归根时，有个至亲来往。但他们最终选择了让我失望，老三不仅来了，带来了全部的积蓄，还带来一个老家的女人，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但香港回归后的深圳已经不是掘金现场，深圳自不自觉放慢了发展速度，进入了我戏称的所谓“后深圳时代”；向后转的时代，我在向后转，一个个的“我”不再冲锋陷阵，不再攻城夺地，回过头寻找心灵的蔽护，弥补个性的缺损。老三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不知道我在深圳掘到的富矿，转眼就成了贫矿，成了危机四伏的小煤窑。在资本真正杀到的今天，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我，不堪肉搏抽身而退。当我劝告老三，“家乡多好，有山有海，四季分明，下一步就轮到她发财了。”老三却以为我心怀叵测。我让他不要在深圳关口买房子，他非要在那里置业，花光了在内地挣来的钱。那地方到现在还像个集贸市场，远远比不上日新月异的浙北老家！全家唯一一个有份工作的弟媳妇，心里早就兵荒马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