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屁股不痒了，头发胡子都打理清爽，人一下子精神多了。站在窗口，他指着对面山顶上披着彩云的一群建筑说，“那里不是气象台就是地质队。”

    我笑笑说，“是吧，你还挺神的。”

    其实，爸爸猜错了，那不过是求雨山上一处几近奢华的娱乐场所。不过，顺着他的意思，我和爸爸在晚霞里，有了一段感觉不错、令人回味的对话。在我印象中，那是爸爸一生最清醒的时刻。

    他开口问，“你戴的表是不是山度士牌子？”

    我看了看表，说，“不是，是帝舵表。”

    “和山度士表一样哦。”

    “你带过山度士表吗？”我惊奇地看着爸爸问。我知道山度士也是瑞士一款老牌名表。我把帝舵表取下来，强行带在他的手腕上。他忸怩着笑起来。

    “我带过山度士。”

    “我怎么不知道呢？”

    “那时，你还没出生呢。”

    “是你在神龙架工作时，带的吗？”

    “嗯，那块表是我早年在武汉买的。”

    “后来表呢。”

    “丢了，丢在大山里了。”

    “是不是丢在这里了？”我说罢，从口袋里把整理抽屉时发现的照片拿出来，一张张给爸爸看。爸爸问，“这里哪里的大门呀？”

    我说，“你看清楚门牌上的字。”

    爸爸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念完了他才抬起头。我代他说，“这是你在湖北的原单位名称吧。”爸爸神色凝重地点点头，他沉默着，等着我解释。

    “爸爸，你还记得好多年前你捉到大雁后的那次聚餐吧。当时我愤然离席，可在心里发誓要到湖北去一趟，把问题调查清楚。我生了你的气，一个受文革迫害的人，化工厂给你长两级工资，你就认命了吗！一年后，我利用暑假，一个人去了神龙架，找到你的原单位。接待我的是个新上任的领导，他几经周折找到了当年迫害你的那个队长。这个人姓张。你记得吗？”

    “张继友！”爸爸脱口而出。

    “对，你记得真清楚。这个张队长戴副墨镜，听介绍，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残疾，瞎了一只眼睛。”

    “是哪一只？”爸爸好象知道似的。

    “好象，是右眼。”爸爸一追问，我倒不敢肯定了。

    “我梦到过他，好多次哦……”

    “张队长急于找出当年让你退职的那份文件，那是一份关于清退老弱病残的红头文件。文件在文革中被毁了，地质队的领导又想办法从上级档案室里借调过来。但在其它有关记录中，我看到了你的退职时间，是六五年十月。这时文革还没有开始，一年后，六六年，文革才真正开始。也就是说你退职在先，文革在后，退职跟文革没有因果关系。”

    爸爸听得有点不安。我继续说道，“你当时确实因公致病，误疹后，因此致残，不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爬山涉水，负重作业。领导对你存在着误会，让你产生情绪；领导水平不高，认为你消极对抗，借病不愿参加生产。正好中央下发文件，清理队伍里的老弱病残，张队长要你退职就有理有据了……”

    “你知道吗，我和张继友比过手表……”爸爸打断我的话。我不理他，继续说，“只是张队长在逼你退职、遣送回家时，他们采取了非常手段，使用过急的言辞，甚至关禁闭。让你一个身在异乡的人欲辩无门、含冤受屈。这种情绪在你回到家乡后被环境一再强化，成了鸣冤申诉的动力……”

    “我们把各自的手表放进脸盆里，他的表很快就冒气泡了……”爸爸插进话，脸上却没有得意的表情。我停了停，看他不言了，我又说下去，“这在随后的岁月里唤起了一个少年替父报仇的情感。但感情是不能代替事实的。的确，当时存在一种氛围，模糊了你的不幸和文革的关系，事实上，你的遭遇跟文革无关。可是，这个少年被正义唤起了情感，是那么奋不顾身；正是因为唤醒他的首先不是理性，他少年意气，才没有发现事件和文革的时间之差。”

    我说得太长，爸爸一会儿倾听，一会儿走神。他似乎不想让我说得太深。

    “在湖北，我没有等到他们拿到文件，就离开了地质队。因为事情已经明了，张队长自身的不幸倒触动了我，他才是文革真正的受害者。幸亏你提前退职了，被贬到社会的边缘，否则当文革真正到来时，你又将会是什么命运呢！你的不幸只是跟张队长直接相关，是他做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有问题，是行政问题而已……”

    “他那块表是国产的，我的是纯进口的，瑞士货。脸盆边上，站着看热闹的队友陈小四，吴心为，陶秀兰……”爸爸说着说着就笑起来了，“陶秀兰是土家族的小姑娘，天天追着要我教她唱歌哟……”爸爸说两句又不说了，经历四十年的岁月，有一种美妙的表情还能在他脸上像天上巧云静静地涌出，融化。

    我接着说，“我离开地质队前，拍了几张地质队的照片，拍下你生命中快乐过、苦恼过的地方，留作纪念。张队长执意送我上了火车，夸你是个优秀的地质工作者，还是地质队合唱小组的领唱，没有对大地测量的热爱，就不会积劳成疾，被恶劣的环境击倒。张队长的话，让我对你的过去有了点了解。”

    爸爸终于没插话，听罢，他长长吐了口气，说，“当时我们工作有热情，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选择，一辈子做好大地测量是安身立命的事，突然不让我干了，逼我退职，我才有那么大的愤恨，到处上访。在你外公家聚餐那次，我才妥协、认命。我有这些儿女，身体又有病，怎么可能再回到神龙架呢。遗憾总有一点，遗憾！”

    我调侃地说爸爸，“你又在大山里把一块名表丢了，是应该回老家了。”

    爸爸笑笑，解嘲似地道，“嗯，表丢了，该走人了。你呀，你要好好珍惜你这块名表。” 这是爸爸一生中对我唯一一次的警示。有点微言大义。

    ……

    我在想，一家上下都知道李有智含冤受屈，却不知爸爸的另一面，他在地质队的青春岁月。爸爸本人也被世俗同化了，忘掉了被歌声染红了的神龙架。从我在地质队了解到的来看，爸爸一生最光彩的日子留在大山里了，那段日子他和山度士表一样精致、完美，从不停顿。可惜一切都被尘封在沉睡的山岗，像那块丢在山里的表，无人知无人晓，只有大雨无情地浇灌。爸爸从神龙架回老家后，就换了个人，变得木讷、迟钝、双目迷茫。一直到这天傍晚，他眼睛里的霞光被唤醒了，他心底的歌声破开云层。

    他的人生，自然有对命运把握的不智之处，爸爸从主流被挤到边缘，再也没有找回价值。而我则正好和他相反，主动脱下警服，闯深圳，有意识从主流进入边缘，却始终没有离开过个人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我们两代人的差别吧。

    一直以来，我以为把握了自己的命运，孰不知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跟命运斤斤计较，命运找上门来，才那么准确无误。爸爸和我，到底谁把握了命运，谁又被命运所承载，而这些真的有意义吗，哪一个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