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肚子却越来越大，那个人和母亲去了趟上海，上海有大伯一家。一周后又回来了，家里来了许许多多神神叨叨的人，家里买了好多次猪头公鸡，而母亲又不能吃。那个人又让母亲喝香灰泡的茶。把黑鱼内脏去除洗干净，放入蒜瓣，盐，用荷叶裹了，外面涂了黄泥，放在灶膛里烤。饭菜好了，鱼也烤好了。姐弟几个望着那人掰开黄泥，香味扑鼻。母亲用醋蘸着吃，尽管他也想吃，可那个人叮嘱过他们，不能吃母亲的东西。他看见外婆和姨娘鬼鬼祟祟的躲在姐姐的房间里做棉袄，雪白的棉花，像雪一样，蓝色的棉袄面子比深秋的天空还要蓝的刺眼，棉鞋却是鲜的像血一样大红色。“给谁做的呢？”这个疑问在他脑海里一晃而过，他已经开始背着黄书包上学了。

    “过了这个冬天也就好了。”来看母亲的人都这么说。母亲有时候恹恹得在院子里晒太阳，母亲比以前胖了，丑了，他有点怕靠近她。在他的眼里，母亲是镇上最好看的女人。母亲比上海的大伯母还要好看，穿得衣服也比大伯母还要合体。婶娘和母亲更不能比，庄上人叫婶娘“下河络子”。婶娘每次看见母亲眼神复杂，既羞惭又愤恨。母亲仍然每天起来刷牙漱口，“唉，讲究个啥？”那个人每每也这样抱怨起来。因为这个，母亲没少在庄上被人笑话。镇上没有人像母亲这样讲究，一早起来擦把脸，捧个饭碗吃过就上工去了，

    冬天很快过去了，春天来了，柳树刚刚抽了新芽，小河沟里的蝌蚪黑压压的一团一团，像老师每天中午布置写毛笔字，去沟边河边洗毛笔晕染过似的。很快蚕豆开花了，晚间开始听到蛙鸣了，那个人早出晚归出去蹲点，到了栽秧的季节，要做现场，做表率。姐姐放学回来做饭，去河边洗母亲换下来的衣服。外婆覰着眼睛照看着母亲，外婆的腰更低了，一只眼睛好像也看不到了。母亲开始在家里发脾气，骂两个姐姐，只有三姐在，母亲才会平和些，眼睛细细的看着三姐，柔和而安详。

    终于有一天，在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三姐哭着找到睡在门前草垛里的他，牵着他的小手去了奶奶那里，告诉叔婶说母亲不行了。他被三姐又急切地带到母亲的面前，母亲已搁置在堂屋。他已认不得母亲，母亲被穿上了深蓝色的棉袄棉裤，脚上穿着大红的棉鞋，这红蓝两色的强烈反差，让他心生恐惧。母亲的肚子大如巨鼓，脸膨胀的像个面盆，他躲在三姐的身后，竟然干呕起来。“唉，可怜的孩子！”庄客们望着大小姐弟四人。奶奶没有过来，婶娘只是站在门口朝里张望。“婶子，”母亲极力地望着婶子站的方向。婶娘“嗯”了一声，挪了挪脚步，仍是站在门边，“两个大的我放心，毕竟她们大了，三丫头和华子我拜托你了，就当是自己的孩子。”母亲又闹着起来，要粥喝。坐在铺板上笑容惨淡得就像带着獠牙的面具。姨娘忍不住抱着母亲痛哭起来，“我好了，喝两口粥，倒觉得有劲了。”母亲那两口粥终究没有咽得下去，吐了出来。母亲的身体终于安静地躺在了铺上。姐姐们哭了起来，那个人更是哀嚎，像生产队里病了的黄牛，见到了屠夫似的悲鸣。他的脏兮兮的棉袄上罩上了一件白袍，腰上用麻绳捆着，头上也戴上了白帽子，四个角用麻线吊着白绒花。堂屋里白花七零八落的跪了一片，母亲浮肿的脸被毛刀纸遮盖了起来。

    母亲的墓是在一块稻田的田头，秧苗已经立在水田里了，排列成一条直线。连续几天的跪拜，他的白袍子已经沾满了鼻涕，灰尘，燃烧的纸灰落在白袍上变成了一个个黑点。当棺木落到挖好的地基里，开始在棺木上盖土时，他有点奇怪三姐的嘶声力竭，“我们没有妈妈了！我要妈妈！”尽管三姐只是比他大了两岁，他并不晓得这句话的含义，他觉得有点冷，希望尽快结束这些，他不愿听唢呐的断断续续的呜咽和叮叮当当的锣鼓声，他也怕听和尚道人的哼哼唧唧，像催眠似的。有几次跪在那里他打起了瞌睡，差一点打翻了化纸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