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就和明远结了婚。

    这下李玉秀在村里似乎说话也更有力道了。“哎，别看我们老两口子一个大字不识，下一代可都是抱笔杆子的。这都吃了国库粮了，我想弄点地儿种种都没有啦。没办法，还是只好自己赶个集，弄俩小钱，够我打酒喝，买烟吸的就行啦。”

    “三嫂子，你可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你儿女送你的好烟好酒，你哪还能吃得完啊。”四婶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赶紧让他们兄弟几个给想想办法，把我们家三海也弄出去，这么大了，光窝在家里，跟着那些劳力在山上起个石头，打个电钻，也不是个长法啊。”

    “好，我让明远给你打听打听有什么门路吗。他老是到乡政府和县里去培训啊开会啊什么的，认识的人比较多。”

    李玉秀做人，向来万事不求人。可一但反过来有人求她，她只要能帮上忙的，就一定会竭尽全力。四婶既然向她开了这个口，她自然也觉得有面子有光。想想年轻那会，这老四家的，指着老四做教师，自己又是一直担任大队的妇联主任，深得公婆偏爱。那可是个肿了下眼皮的主儿，她什么时候，不是两眼朝天走路的。李玉秀一面觉得心里憋屈，要不是自己的男人守诚那个死倔驴脾气再加上疑神疑鬼的德性，这大队妇联主任的职位，哪能会轮到你啊？李玉秀一面又觉得是老天爷开眼了，一定是看到她一个女人风里来雨里走的，实在不容易，就让她的子女们一个个都成了器。自己的几个亲生的儿女，那当然是得了自己的真传，有那股子灵透劲儿是血脉里带来的。可就连自己的那个看起来整天呆着个驴瓜脸的二儿媳，竟然在第二年，也通过了考试，顺利地进了成县师范的民师班，转成了公办教师，这就不能不让她称奇了。

    她曾这样分析给夏至听的：“你二姐考上公办，那可太正常了，我自己生的自己养的，我当然知道，她有底子在那里。至于你二嫂吗，那可真是‘瞎猫碰上个死老鼠’，巧了。现在你们姊妹几个都成器了，就剩下你大嫂还是根橱木杠子。不过，她有那个身板和心眼，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

    当时大专或中师生的毕业分配政策大致是哪里来的再回到哪里去。当然如果得人话，还是能够分到县城里的某个小学去的。至于那些俩眼一抹黑，没有一个什么能达腰的人来给你出面说说话的，就只能被分配到农村的小学去了。

    被分到地方的毕业生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分配原则，就是外乡来的毕业生留在中心小学。考虑到中心小学有宿舍和食堂，可以方便外来老师的生活。如果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毕业生，那就会再被分回本村或邻村。

    尽管当时明远已经被调到乡中学也是夏至的母校去做会计了，可夏至毕业后，还是被分到了自己的本村——温水村小学。

    温水村，四面环山，可离山都很远。和北面的大涧村隔着一条大清河和一条省道，遥相互应。住户的房子都建在岭上，村里的农田都是又阔又平坦地横卧在两条宽阔的河流之间。温水村还真曾是名符其实的温水村。夏至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在她家后面那条绕村而过的小河的北面，有一片茂密的芦苇荡。在芦苇荡中间有一大汪碧水，一到冬天，那汪水就会盈盈地冒着热气。走路经过的人在水里洗手洗脸，温热而滋润，比喝了碗面疙瘩汤还实足。若是在夏天，你掬一捧水泼在脸上，保准能让人醒神解暑，比吃了根冰棍还畅快。可现在，那片芦花飘飞的苇荡，早于数年前被铲割一空，那汪冬暖夏凉的碧水湾，早被填平。目之所及，都是满眼的白杨树了。那片白杨树林，是生产队改建村后第二项举措。第一批当然是围湖造田，田种了有三年不到的样子，后来村委一声令下，村民们拔了庄稼的秧苗，又栽上了白杨树苗。

    温水村小学建在村后，与村子隔着一条小河。村里的学生要到村里上学，都要从一个很陡的土石坡上来，再蹚过那条小河，才得进入学校里去。

    夏至在这里读书时，这个学校里就只有一排瓦房。后来“普九”展开，学生增多，村里又集资建了一排。当时的课桌是底下两个黄泥墩支起的水泥板，地面是泥土的，打扫起来狼烟雾罩，最后出来的人，个个顶着一头黄土。现在，夏至来这里教书，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课桌的腿由泥质的变成了木质的了。还有一项变化，就是当时教夏至的老师们，现在变成了夏至的同事。

    夏至来到温水村小报到时，学校里连一张多余的办公桌都没有。无奈，校长就安排夏至和另外一个民师共用一张桌子。那是一张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夏至只能占用一个抽屉，来放一点自己私人用的物品。

    和夏至共用一张办公桌的老师，是夏至读小学时的语文老师。说起这个老师的教学水平，还有一个小典故。夏至以后到城里教书时，常常在课堂上用它来教育激励学生。那时夏至在三年级时，学一篇叫做《纪念白求恩》的课文，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加拿大***员白求恩”，因为那时候没有学过地理，夏至不知道“加拿大”是什么意思，就问老师。老师是这么给夏至解释的：“加拿大***员嘛？就是比优秀***员还要优秀一点的***员。”哦！夏至当时恍然大悟：“老师，那么我们年终是不是还要评出“加拿大”三好学生呢？因为也会有比优秀三好学生还优秀的三好学生呀？”夏至在课堂上把这个小笑话讲给学生们听，不是在嘲讽她的老师，而是让这些幸运的孩子感到他们生在当下是何其幸运，让他们珍惜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这样的工作环境，一度让夏至丧失了工作的热情。

    婚后的她，每天从乡中学骑行五公里土路。这条被夏雨或山洪冲得坑坑洼洼的五公里的土路说来不长，却让夏至吃足了苦头。夏至骑着父亲花了一个季度的工资给她购买的那辆雪青色坤车，穿着明远给她从市里学习时买回来的天蓝色的风衣，每次出门时还高高兴兴，等到骑行到学校，气就泄掉了一大半了。晴天里一身土，阴雨天一身泥，再有几个骑着自行车到各村里去收破烂的小青年在耳边一吹口哨，夏至眼泪不由得就掉下来了。还要加上整天面对为了在一起喝低度白酒时，谁多吃了一块豆腐而计较的她昔日的老师们；面对那些一本作业本用完了正面用反面，用完了反面 ，再重新擦掉用一遍的学生们，她当初参加师范学校里教书育人演讲时，带领全级同学振臂高呼的铮铮誓言，统统地，全抛到悔恨的泪水里，给法轮洇湿了，给泡透了，给夏至当成毒药，吞咽到肚子里去了。

    于是，夏至就这个学校里过起了在当时乡镇上的学校里流行的“男勾女织”的日子。

    那时无论是乡镇中学、中心小学，还是偏僻的联小、村小，老师们的工资少得可怜。夏至工作的第一年，那可是积攒了半年的工资，才买了她人生当中的第一件像样的衣服——湖蓝色的呢子褂子。

    由于没有任何评估机制，也没有任何升学的压力，老师走到学校里，把该讲的讲完，把任务一布置，学生们自己就上起了自习。于是，几个男老师就围在一起打起来盛极一时的四封牌的“勾基”，女老师们就仨一群俩一伙地织起了毛衣。温水小学算上夏至有两个女老师，那一个是学前班的幼儿教师。男老师们凑不够局时（打勾基要六个人，最少也得五个人），就拉夏至来凑数。所以，夏至在温水小学上班最大的收获，就是既学会了打勾基，又学会了织毛衣。

    夏至的青春，就这样被抛锚在那个贫穷、落后、沮丧、冰冷的废墟里。而且，一抛就是四年。这四年里，她没有收获成长，没有收获黎明，也没有收获星斗。她收获的，是无边的寒冷，和一心窝子的冻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