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嫁大涧村杨家老三的媳妇的名字，一时间叫得五花八门。

    公公杨志宾叫她：他三嫂；小脚婆婆叫她：老三家的；大伯哥叫她：他三婶子；两个小叔子老四老五叫她：三嫂。

    丈夫杨守诚对她的称呼简单又明了：哎。有什么事要说时，仿佛起兴似的再加上一句：哎，我说的……

    左邻右舍，三婶子二大娘，统一叫她：守诚家的。

    于是，在村里，守诚家的，就成了她的官名。而她做姑娘时大名“李玉秀”似被风干了的红萝卜缨子，被淹在了陈年的老缸里。

    守诚家的是从十里之外的大峪村嫁过来的。那是一个窝在群山套里的小村，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山高，地薄，种不了麦，长不了树，就靠几十亩山洼子里的田，长点玉米、花生、地瓜等，被村合作社一合作，几顿大锅饭下去，就会吃个锅底朝天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几十户人家，不得不忍饥挨饿。吃得困难，这村里的娃儿们自然也就个个长得困难。长相平平，还有一颗蚕豆大小的黑痦子高凸左腮帮子上的李玉秀，不愿意把自己当作牲口似的，给自己那个长得比锅底白不到哪里去的大哥换亲，拼了如花的小命，也要从那个山窝子里嫁出来。是天遂了人愿，也是李玉秀命好。她竟然被有一千多口人的大涧村里，杨家的老三给相中了，一顶旧式花轿抬出了地薄得几铁锨就剜到麻骨石的大峪村。

    据说，她那在村里做牛倌的老爹，偷偷地在媒婆的棉袄大襟里塞进了一块喂牛的，搀着豆秸秆和豆荚壳做成的豆饼。这豆饼，在那时当然是稀罕的，是可以救命的。而他爹的这一倒贴的举动，这在当时的农村，那可真是千年不见一回的，对于女方家长而言。

    这桩婚事，在女方村里看来呢，明显有上杆子的味道；可在男方的村里看来，却不然。

    新郎杨守诚在这个家里排行老三，实则应算是家里的老二。怎么这么说呢？富农出身的杨志宾，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守仁在1952年，被急于想放弃富家成分，积极要求进步的老爹，为了多捞取点政治资本，争取早日入社，脱掉富农的帽子，成为一名合格的社员，一个狠心就送到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去了。战争结束后，老爷子眼巴巴地等着长子立功后回来，迎娶早就在本村给他定过娃娃亲的老蒋家的大女儿呢。那可是现大队书记家的千金啊！一个立过战功的儿子，再娶大队书记家的女儿，这样一来，他杨志宾不就是一个标准的社员，标准的农民吗？

    可吃喝嫖赌、精打细算了一辈子的杨志宾，万万没有想到，他等来的竟然是公社里的一名小干部，在本大队民兵连长带领的社员军乐班子的吹吹打打声中，送来的大儿子的遗物——一顶志愿军头盔，一本没头没尾的《水浒传》。在其中一页的顶端，还用毛笔歪七扭八地写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二儿子杨守义，很自然地就扛起了家里长子之旗，并接替老大娶了书记家的女儿。这老二呢，虽说没有像大哥守仁一样读过私塾，可由于会木匠活，当然也受父母及亲友的待见。更何况，他竟还娶了个有点身份又长得嫩生得如甜菜梗一般一掐一股水的媳妇呢，自然在家里就当之无愧地受到长房的待遇了。

    而老三杨守诚呢，这可是一个呆得只知道埋头拉磨，从不抬头看人，更不会轻易开口的实心人。自小又拧又轴，在父母眼里那就是木头疙瘩一个。在当地的农村里，大家都称在家里出力不讨好、不招人待见的孩子为“二眼子”，所以，这守诚虽然位居老三，在家人和亲友的眼里，他可不就是一个标准“二眼子”吗？自打大哥牺牲后，在家里位居老二，他的“二眼子”称号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所以，作为一个大家庭中处于“二眼子”地位的守诚，所娶的这个除了身世清白，其他什么都不白的小山村的媳妇，在这个家里的光景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了。

    攀了高枝的亲家，成了标准的社员的公公杨志宾积习难改。一旦偷着去掷骰子输了回来，就铁着一张老脸，不再叫守诚家的“他三嫂”，而是一口一个“这个三老婆”。嫌不是把茶给沏得太酽了，就是沏得很寡口。

    那个整天抽着大旱烟袋的小脚婆婆，在使唤老三家的用剪刀剔她那又丑又臭的断趾缝里的死皮，刮她那又宽又厚的畸形脚后跟上的老茧时，不是嫌力道重了——“你想害死我啊？”就是嫌力道轻了——“是不是在你家那穷山窝子里八辈子没吃过饭了啊？”

    作为新嫁娘的守诚家的，也不是泥捏的。这往好里想呢，自己总比那些换亲的姐妹们，在大山旮旯子里，跟个瘸子或伺候个瞎子的强。更何况，谁叫他们是自己的公公婆婆呢？是自己男人的亲爹亲娘呢？再怎么不济，也是她的长辈啊。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的她，还是懂个子丑寅卯，明白个人理待道，知道个轻重缓急的。所以，她把自己的下嘴唇咬出来的血渍，用舌头舔干净，就着泪水给生生地咽到肚子里去了。

    俨然成了长嫂的书记家的千金蒋春花，那可是被公婆供在家里的菩萨。更是大伯子杨守仁的手心里的宝贝疙瘩。长得本来就娇小玲珑的她，哪里是朵春花呢，她分明就是全家人眼里的一朵金花。连那两个高小毕业就当了民办老师的小叔子老四和老五，都几乎要把她捧在眉心里了。当然，他们这样对二嫂子尊崇有加，更多的原因，还是出于对她老爹暗中使劲，让他们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的深深感激。要不是仰仗二哥的老丈人，他们还不得跟三哥一样，跟生产队里的那帮腰扎草绳的男劳力们一样，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去修理地球去了。

    在农忙季节，守仁家的被生产队长分配所干得最重的活儿，就是在合作社里，帮着洗个碗，剥根葱，捣个蒜什么的。而守诚家的呢，跟着村里的所有女社员一起，早上去后山坡上采摘生产队里的金银花，上午去男劳力犁过的黄土地里去砸土坷拉，下午去望海山部队开挖的盛放武器装备的山洞里去砸石子。她和自己老实的男人守诚一样挣着养活一家人的工分。那个时候，男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折换两毛钱，女劳力同样使劲儿，挣得却只有六个工分，折换一毛钱。

    一到寒冬腊月农闲时，村里的那帮男劳力们，不是用手推独轮车，往坡上坡下的农田里运粪，就是站在街头，蹲在墙根的柴草垛边上，晒太阳，抽用学生正反面都写满了字的废纸自卷的纸烟。仨一群，俩一伙，围在一起，吹个大牛，侃个梁山。

    而守诚家的那帮小媳妇儿、老娘们儿，则集中在大队院里，弹棉花的弹棉花，纺线的纺线，搓麻线的搓麻线，纳鞋底的纳鞋底。

    守诚家的最爱干得活计，就是搓麻线了。

    那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技术活了。先把长长的麻杆放在水库边上泡上一晚，第二天，天一放光，就捞出来放到水库大坝上晾晒。等完全干透后，就用手指甲抠着把麻杆上的皮，一块块地扒扯下来，然后再把它们均匀地撕成一缕缕细长的线坯子。把这些线坯子成把的握在手中，像甩刚洗过衣服中的水似的往空中这么一抖，再迎风那么一飘，那简直赛过南海观音手中的拂尘了。在娘家就干熟练了这个活计的守诚家的，可一点也不保守，她手把手教会了好多大姑娘、小媳妇。用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并拢，捏取一小缕麻线坯子，这个要求可挺严格的，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子搓成的麻线，才能够顺利地穿进大洋针的针鼻儿。然后再把捏取的线坯子二等分，就势按在自己的左腿或右腿肚的外侧，左手拽着两缕拧在一起的一端，右手则像擀饺子皮似的按线坯子上，上上下下，突突这么一滚，就搓了起来。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守诚家的就搓成一根足有两米长的细细匀匀地麻线出来。

    搓麻线这活儿看着给玩似的，在腿上搓得时间长了，会把腿肚子上的皮给搓掉的。有时候，搓的劲儿用狠了，还会冒出血迹来的。

    平安就是在搓麻线的时候，从守诚家的大裤裆里掉出来的。起初，看到腿上有点血迹，她还以为是搓麻线多了，麻线坯子把腿给磨破了呢。直到成股的浓血，从裆里流出来，她才吓麻了爪儿。

    直到大儿子平安急不可待地自己“哇哧哇哧”地坠到地上来，守诚家的才有了“平安娘”这个伟大的官称。尽管平安是她的第三个孩子了，可谁叫她前两胎生的都是丫头片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