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过去，我们很多研究者在对作家笔下的文化生态描写的研究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此外，对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群作品的美学风格的追求，也是大多数评论家们所醉心的。

进入到主题域研究层面，我们如果细细玩味，便会发现，在灿若星辰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着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水乡风情、文化习俗等带着非常浓厚的里下河印记的作品非常繁富，然而，也有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涉猎到了一种已经渐趋式微的文化现象——乡绅文化或者名之曰乡贤文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些乡绅形象。

带有浓厚的汪氏文学胎记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实际上从汪曾祺先生开始，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品里，就源源不断地出现旧乡绅或乡贤们的影子。汪曾祺先生本人就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兼中医家庭。他的笔下，乡绅人物众多，也各具风采。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也可以理解为是士大夫居乡者。乡绅阶层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从官场上退出然后居于本乡者，此即 “绅”或“大夫”；一是从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子”。由乡间士大夫或士子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普遍有着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涵养，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阅历和广阔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有深刻的了解与同情，有的人甚至还有着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此外，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志贯彻到民间。他们是那种“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语见《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有的地方，乡绅不但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甚至直接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向前发展，直接决断着一些普通百姓的命运与人生走向。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人物，是一方风气和文化的象征或表征。

由于历史的原因，里下河作家笔下的乡绅形象，在“文革”时代、后“文革”时代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经历了从断裂、消失向重塑的嬗变过程。

这种断裂的情形，其实在汪氏作品里便已经在悄然地修复。譬如，《忧郁症》（乡绅形象为龚星北）、《鉴赏家》（乡绅形象为全县第一大画家季匋民）都是以其最为日常的方式，呈现出乡绅人士的市井气息与高雅不俗的行事风格。其他篇什中，诸多乡绅形象也都是温文尔雅地出现在汪氏笔下的。

从汪氏自身角度看，本身极具士大夫气的汪曾祺，本质上对这一群体是有着一种认同、甚至神往的。汪氏作品在里下河文学的流脉里，在乡绅/乡贤形象的塑造上，其实很长时间都未能获得后起作家的回应。而此后的刘仁前、刘春龙、曹学林、沙黑诸位作家所重塑的乡绅/乡贤形象，也并不是有意地呼应汪氏作品，而只是从他们自身的精神视角出发，发现并重塑了乡绅/乡贤的形象，并在无意之间完成了对乡绅/乡贤形象的修复与重塑，且对乡绅/乡贤形象赋予了新的内涵。

曹学林的《船之魅》正面塑造了李恒义等几个真正的乡绅形象。

乡绅李恒义作为商会会长和龙湖镇镇长，他的出场主要是在抗战期间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而作为乡绅形象，李恒义的意义在于，他借助商人身份、一镇之长的便利，着力于发展地方经济。而他经营的药材生意，则又是悬壶济世、救济苍生的良心事业。李恒义有着最起码的爱国情怀，大义当前之时，他们的民族之义永远高踞在心中，所以才能做到巧妙地与日伪周旋，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民与生产。乱世之中，李恒义又能与社会最基层的百姓结下深厚的友情，他与柳一篙的主仆、兄弟情分，他与沈红菱借腹生子的情感纠葛，都令人荡气回肠。但在历史转折关头，在去与留的问题上，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不到位，从而导致最终逃去台湾。然而，人虽去，家乡情结却始终萦怀在心，人死之后，还要让下一代回乡探亲并帮助家乡发展经济。

可以说，这一形象是乡绅形象断裂之后的回归，曹学林着眼于人性去塑造这一人物，摒除了那种戏剧化、概念化的图解手段，写出了这一乡绅真实的人性底色。特别是在与柳一篙的感情纠葛中，他的人性的光辉最终令柳一篙这样的血性汉子放下仇恨，并从失意、潦倒中重新站起来，这样的情节乃是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令人击节。

乡绅形象转型为乡贤形象，则主要在刘仁前、刘春龙、沙黑等作家的作品中。

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里，作为香河第一大家族第一代中心人物，也同时是《香河》中的主要人物，柳安然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这样的“乡贤”角色。

柳安然这一人物形象是作家刘仁前作为香河精神的源头来进行塑造的。而且，恰到好处的是，柳安然身处两个文明断裂与交汇的当口，同时又处于两个历史时期的断裂带上，这样，柳安然身上所具有的德性、文化、个性等精神品质，势必会成为对香河众多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人物的辐射与引领。柳安然身上那种以水润德的人格轮廓和如水柔情的人性底色，一方面展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学主题，同时也展现出里下河人“以水润德，如水柔情”的“德”与“情”相交融的精神世界。纵观《香河》三部曲，香河数代儿女的精神源头与价值标杆，全都可以在柳安然这一人物身上得到确证。作为一个乡村只是初通文墨的文化人，柳安然以自己身上独具的那种如水般的德性与情感，重塑了香河这一方乡土中国的精神，并使其后的香河儿女都有了精神上的皈依与引领，即使是像香元这样的人物，也是在柳安然的精神感召下，最终融于香河那一脉精神之流。

如果说柳安然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源头的话，那么在刘春龙的《垛上》所出现的二先生，则有着更深的内涵，人物形象也更为丰满。

二先生这一人物多才多艺，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经历过新中国成立以后若干次政治风波，对人生和时事，有着某种洞见与预感，同时在乡间又有着深厚与广泛的人缘。他是湖洲、浮坨乃至荷城的文化名流，地方文化及方志学研究专家。在作品里，他某种意义上担任了林诗阳的人生导师与政治智囊，在处理与决定重大事情上，表现出常人所不具有的见识与胆魄。他身居乡野，却能成为官场的幕后推手，参与重大策划，并以此影响、改变了湖洲大队的政治生态。某种意义上讲，二先生复活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乡绅的精魂。

二先生身上既有着一种可以感召后人的坚定操守与价值引领，又具有一种对一方水土生态与文化失落所具有的深爱至痛和悲悯情怀。真正体现出他那种坚守与抗拒的品质的，是在开发双虹湖与创办脱水厂这两件大事情上。在这两件事情上，他一反常态，与他素来支持的林诗阳及上级政府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以自己参与策划的湖神会的方式，来提醒当政者的文化生态保护意识。正是在这一点，表现出他那种极具文化深度与历史意识的文化人所必然具有的情怀和担当、见解与胆识。

在田逸云这里，乡贤形象的内涵有了纵深拓展，他是乡绅文化在断裂之后重现于里下河这一方地域的，因而，这就使这一人物形象，既是乡绅文化的个体遗存，又同时作为一种乡绅文化走向式微甚至湮没阶段的标志。作品展示了新一代人物成为这方水土的主宰之后，二先生在后半部悄然退场，也多少寄予了作者对乡贤精神难以重续的浩叹！

沙黑《四月南风》中汪老爹，作为走向改革开放这一转折时期的老人，他是两个时代的亲历者与经证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里下河农耕文化时期的经济现象，很值得玩味。至于笔者所著长篇《蚌蜒河畔的爱情》中，小学校长周森林、读过私塾的姜德麟，皆可作为乡贤形象引发讨论。篇幅所限，不再展开。